有一天令我毕生难忘，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
“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做你自己。”
1881年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利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将此写成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伴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想，挨冻去三英里之外的纽约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我决定呆在家里，那么我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下去。我文思泉涌，任思绪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三四千字。于是，在大风雪天气里，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呆在家里做这项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样有了二十多次之后，我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我的这本书也让我的朋友们感到特别高兴。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诉我，斯克莱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一个虚荣的作者，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具有纪念的意义和价值，他将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是1912年，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权费）。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我的家人将它们保存下来，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而且还不时会有新的贴上去。很多残疾人很高兴地给我来信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给人独特的印象。我是为朋友们写的，轻松地去干一件事，那一定能干好。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和在旅游时一样。
1886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被人细心照料的，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小孩的生活结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而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是我的幸运，在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我却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灾难感受。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到我们住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从纽约离开后的一两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们请来医生，他将之诊断为伤寒热。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过来，他确信了此一诊断。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之后，我母亲病倒了，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弟在匹兹堡竟然也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当时我整个的性情好像都变了，我沉缅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一直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的，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孩。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菲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在她21岁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担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现在，她28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菲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1887年4月22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她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司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热爱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讲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她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吉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她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1897年3月30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生命，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这样租住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得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好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楠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20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智慧，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她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我是否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她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