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起源
我国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使许多思想流派互存并生，其中的和谐共生思想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样悠久灿烂，而王阳明的中和互生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正与这种渊源有密切的联系。
王阳明在地方从政和治军时，大办书院，广授门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教育学说，提出了继“心即理”、“知行合一”说之后的“致良知之教”，并创立了阳明学派，其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观点标新立异，自成一派，其独立的体系开启了一代学术风气。从总体上说，他的教育思想是为了矫正程朱理学的偏颇，以“整治人心”来挽救明王朝的政治、道德、教育危机，因时因势阐发。他也认为自己的学说和理想主张是拯救时政的，而程朱理学的教育哲学，“析心与理为二”，“外心以求理”，在思想上带有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教育实践上也只是“空口讲说”之章句支离的末学，因此认为“以学术杀天下”是造成明王朝士风衰败的重要原因，使得“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从而导致政治、道德和教育的危机。针对程朱理学教育的偏颇流弊，他指出必须要重振孔孟之道，突出伦理本位，扭转空疏学风为实德实行的“实学”，重建新儒家教育学说，以维护封建道德的纲常名教和明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
（二）王阳明思想的核心
第一，天人合一论。
这种思想源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文化典籍——《周易》，其基本思想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首先，自然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如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状态；其次，人是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道应当服从“天道”；最后，人道也就必须和谐协调，遵从天道的规律。这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哲学基础。也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
所谓“心即理”，作为“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讲人的心性即是人的本质，是与伦理道德有关系的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先天的道德理性来体现和表达的，这种理性即是“心”，“心”的本体和作用只要顺其自然、只要发用流行，就是“天理”。外在的客观的道德规范与行为等，都是“心”在作用和表现的结果，也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动机与效果、知识与德行、心理与伦理等道德实践的载体，即个人身上完全得到有机统一的“知行合一”说。
所谓“知”，强调的就是对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及其作用的认识，其中包涵了道德实践载体的道德意识、选择、判断以及自我良知的觉醒。所以王阳明所讲的这种“知”，有别于朱熹所讲的对儒家经典和对道德规范等外在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王阳明所指的“知”是一种超越经验、超越知识范围的内心的体会和认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表面的感性认识，因此他称这种内心对德性的体会和认知为“真知”或“良知”。
而“知行合一”的“行”，不是指对知识技术的运用，也不是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而是指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行为举止。他认为道德的“真行”应当以对道德“真知”为起点，其中包括道德实践载体的从“一念而发”到由良知支配下的一切心理活动，以及由这种心理向外延伸的一切道德实践活动。王阳明和谐教育思想的一项理论基础即是这种“天人合一”论，他将这种思想积极的意义和进步的思想运用到教育上，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了整合与扩充。
第二，和合论。
“和合”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哲学观念、文化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这个观念即已出现。我国最早的古文献记录中即提出了“和合”的理想模式：“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且，儒家、道家、佛家都采用这一观念，以此来概括各自的思想宗旨。一般说来，“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合起来看，“和合”论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处理事物内部或外部的关系时，必须保持和谐、“协和”。这种观念影响了王阳明对教育的思考，他由此进一步得出：教育就是要使人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王阳明认为，对学习者来说，教育就要“开其知觉”、“调理其性情”、“发其志意”或“导之以礼”，亦即要使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得到协调统一的发展。同时还要进一步以这种教育思路“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亦即使身心也要处于和谐发展之中，最终“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他指出：这种使人获得和谐发展的主张，乃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就是我国自古以来兴教育人的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