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兄妹都已长大成人，大哥尼古拉在高加索当军官，二哥塞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都已经大学毕业，只有托尔斯泰没有念完大学，小妹玛丽亚虽然尚未满18岁，但已准备出嫁了。所以，这时他们决定分配家产。分家的时候，按照习惯，把他们住的地方雅斯那亚·波良纳分给了列夫。塞尔盖因为酷爱马匹，按照他的愿望，分得了皮罗戈沃，那里有一个养马场。德米特里和尼古拉分了另两个庄园：尼古拉的是尼科尔斯可耶，德米特里的是在库尔斯克的庄园谢尔巴乔夫卡。按照当时贵族通行的分配家产的办法，妹妹玛丽亚只能得到全部财产的十四分之一。但哥哥们都非常喜爱她，愿意和她一起均分财产。因为雅斯那亚·波良纳土地贫瘠，没有重要的物产，收入很少，所以哥哥们按照与平均财产的差额补给了列夫，塞尔盖应该补给他1500卢布，尼古拉应该补给他2500卢布。列夫之所以要这个领地，主要是因为他生在这里，他的亲人，特别是他的母亲，都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爱的见证。
1847年7月，在列夫回到雅斯那亚·波良纳不久，哥哥们和妹妹也都陆续回来了。7月11日，他们一起在图拉法院办理了分配家产手续，分别在手续上签了字。离开之前，他们在雅斯那亚·波良纳团聚了几天。白天，他们一起到庄园附近的山林里散步，回忆童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老扎兹树林里找神秘的绿棒，一起在山上打野兔，一起在白桦树下喝茶野餐……晚上，大家又像小时候一样围坐在壁炉旁边，听大哥尼古拉讲高加索的战争生活。这情景让兄妹们觉得又回到小时候，那相亲相爱、纯洁无瑕的童年时代……相聚的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几天后，哥哥们都离开了家园，妹妹玛丽亚也在11月出嫁了。留在雅斯那亚·波良纳的只有列夫·托尔斯泰和宠他爱他的姑姑塔姬雅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列夫已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纵情玩耍的孩童，而是一位年轻的农奴主。
在正式开始管理田庄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还不满19岁，他要改善自己，要读书，管理他的财产，并且改进他的奴仆们的状况。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因而不能取得学位，这使他感到非常烦恼和失望，因此绝不要以为他离开喀山仅是为了生活得舒服、或是不愿意学习。在决定在雅斯那亚·波良纳居住以后，他列下了一个学习提纲，一方面为了发展自己的智力，一方面为了取得大学学位。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一、学习为取得法学学位所需要的全部法律课程。
二、学习应用医学，和一定程度的医学原理。
三、学习法文、俄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
四、学习农业的理论和操作实践。
五、学习历史、地理和统计学。
六、学习数学（高中课程）。
七、撰写毕业论文。
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尽可能地达到最完善的境地。
九、为自己的行为写下准则。
十、取得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
十一、凡是所学习过的科目，都要写短篇论文。
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是想要自己在庄园里独立学习，摆脱大学里那种刻板教条、死气沉沉的风气，但是这个自修计划是如此庞大，在短时期内根本完成不了。当他不能实现它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集中精力为他自己拟定生活计划和学习课程，这些计划足足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列夫·托尔斯泰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过他在14岁到21岁之间所念的书。它们包括：
《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
卢梭的《忏悔录》与《爱弥儿》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果戈理的《维伊》
这些书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
在另外一个书目里，是一些据他说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作品。它们是：
卢梭的《新爱洛绮思》
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席勒的《强盗》
果戈理的《死魂灵》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德鲁日宁的《波伦卡·萨克斯》
格里哥罗维奇的《安东·戈麦卡》以及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的《塔曼》一章。
在第三个目录里他提到了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和普莱斯科特的《墨西哥之征服》，它们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作品中有很多观点与托尔斯泰一生相随。他愈到老年，对这些观点的信念也愈坚定。在这些作家中，对列夫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国思想家卢梭。他读过卢梭的全部20卷作品，包括他的《音乐词典》。他不只是对卢梭满怀激情，而且还十分崇拜他。在15岁的时候，列夫贴身佩戴了一个有卢梭画像的纪念章，来代替正教的十字架。卢梭的作品中有许多地方是他十分熟悉的，以致他常常以为那是他自己写下的呢。
还有一位作家对托尔斯泰一生也有很大影响，他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我们都知道，狄更斯善于以他独特的幽默感把议会讥讽成“国家的垃圾场”，可是在对政府有着先天的厌恶的托尔斯泰看来，这位曾经做过议员的英国大文豪所提供的证据就是对议会的无用的无可辩驳的明证。后来托尔斯泰在一生中不断地非难政府和议员，并且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他们想在杜马中促成责任内阁政府，这种企图如果成功，可能会制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方法和结果都是会使托尔斯泰震骇的。
另外一个影响了托尔斯泰的作家是伏尔泰，虽然远不及前面两位，但在托尔斯泰很年轻的时候，伏尔泰对宗教的嘲笑不仅没有使他惊骇，反使他倍感有趣。
托尔斯泰一生做事都很专心，这点也表现在他年轻时对读书的态度上。在他70岁时所写的《艺术论》一书中，对他21岁以前或者他14岁以前读过的书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当然，托尔斯泰在雅斯那亚·波良纳庄园还有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农奴制度的问题。他在离开大学以前就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俄国进步思想界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1847年7月15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在给《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的公开信中写道：“现在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并不属于时代改革的激进人物，还不十分清楚地懂得农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已开始意识到贵族与农奴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他记得在他17岁的时候，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听到农奴叫他为“狗少爷”，于是他第一次了解到农民是如何憎恨、蔑视地主老爷——这个寄生虫的。他独自一个人散步的时候，每逢遇见农民，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强烈的不安，甚至想躲开不让他们看见。
成为雅斯那亚·波良纳的全权主人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接触到农奴的悲惨境况。他每天到田庄里散步，亲眼目睹他们过着怎样的一贫如洗的生活，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男人；瘦弱不堪、面色黄白的女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年老的农奴，皮肤粗糙，皱纹深陷，脖子、手臂青筋暴露。从他们的驼背和弧形的双腿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生是怎样在极其繁重的劳动中把身体压迫成了这样畸形丑陋的形状。
农奴生活的种种惨状使托尔斯泰震惊而且非常不安，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农奴的命运，但这在当时是注定不能有什么成就的。虽然我们决不能把托尔斯泰的小说严格地当做自传体的，但是《一个地主的早晨》却明显地说明了列夫·托尔斯泰对于改善他的农奴的命运所作的努力和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与失败。在那部小说里，聂赫留道夫公爵19岁，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回到自己的领地以前，写信给姑妈说：
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我发现事情是难以形容的混乱。要想把它们处理好，我发现主要的罪恶来自于农奴们的真正可怜的不幸的状况，而这种罪恶是只能用工作和耐心来补救的。只要你看看我的农奴中的两个，大卫和伊凡，以及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过的生活，我相信这两个可怜虫的境遇，比我的一切解释更能使你明白我的意图。
去关心这700个我必须向上帝交代的灵魂的福利，难道不是我的明白的、神圣的责任吗？假如我把他们丢给任性的长老和管家去任意处理，而去追随自己的快乐或野心，难道这不会是罪恶吗？既然我面前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光辉的、亲切的责任，我何须在任何旁的地方去找我能够有用和做好事的机会呢？
不只是这封信好像是托尔斯泰自己写的，而且聂赫留道夫试图去改变农奴们代代相传的陈规陋习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正是托尔斯泰自己所遭遇的。聂赫留道夫决定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地主的地位，这也是托尔斯泰本人青年时期的思想，他当时也坚持保护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他后来回忆说：“40年代，在我们的阶层中还根本没有产生必须解放农奴的思想。继承对农奴的占有权还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使这种占有权不发生动摇而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关怀农民的物质状况和道德状况。”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田庄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经常到村子中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们的要求，并及时给予答复或帮助。这些举动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的充实和无限的快乐。每天早上，他迎着朝阳到田野上、树林里散步，清凉的露珠弄湿了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和他那张年轻的面庞，有时，他突然激动得想哭，这种生活太美好了，令人多么愉快！
但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年过去了，托尔斯泰的改革毫无成效。他购置了很多农业机器，有播种机、脱粒机……都无法让农奴们接受它们，并使用它们，劳动生产率丝毫不见提高，农庄的经营状况也根本不可能会有所改善。房屋破旧不堪的农民强硬地拒绝住进新建的砖房里。托尔斯泰给他们帮助，而他们总是怀疑这位“善心”的主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阴险的目的，农奴对地主的敌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如果想通过仅仅给他们一点儿好处，就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除这种敌意，那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托尔斯泰的农业改革失败表明，不推翻农奴制度，彻底地解放农奴，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平，也不能真正平等起来。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部小说中，有位农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平等的实质。聂赫留道夫问他：“为什么你们这么穷呢？”农民答道：“老爷，我们不穷又能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我们的土地是什么样的：黏土、沙丘，干旱得根本长不出粮食来，而且越来越少，好地全部归您所有，我们不穷又会怎么样呢？”地主拥有良田，农民生活无靠，只有为地主服役才能得以糊口，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而且也必一无所得。他们贫穷的原因是缺少土地和受地主剥削。地主购买新机器，想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处呢？因此，除了彻底解放他们，分给他们土地，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是海市蜃楼，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改革的失败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家庭的出身、生活的习惯以及头脑中固定的观念，都使他无法接受并采取果决的措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的私人占有制，满足了农民的根本要求。
农奴制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农奴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而托尔斯泰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努力，却产生了那么可怜的结果，农奴们如此顽固，以致他的一切努力不但不能使他得到道义上的满足，反而只使他产生了一种疲倦、羞怯、无能和后悔混杂的感情。为了消除这种精神的苦闷，他开始迷恋音乐，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弹钢琴，但这也无济于事。在雅斯那亚·波良纳度过了两个夏天之后，托尔斯泰终于在1848年10月去了莫斯科，把这个冬天闲散地消磨在莫斯科的社交界。
其实，托尔斯泰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是想准备功课参加副博士的考试，可是不久就被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所吸引。那时候，他独自一人住在莫斯科，没有工作，生活又没有规律，除了无所事事地游荡，他没别的事情可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喜欢闲散、放荡的生活，只有那些变懒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才喜欢那种生活。这一类年轻人受过教育，出身名门，有高额的固定收入，不用工作或者只是挂个名当闲差。所有的客厅都对他们开放，他们对任何一位小姐都有权打主意娶她做新娘。托尔斯泰整天游荡在他们之中，自然沾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有一段时间，他对赌牌兴趣高涨，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很短的时间里就输了一大笔钱，他几乎都快偿还不起了。
这种他自认为很喜欢的生活，不久也令他十分厌倦，于是他在1849年初，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当时俄国的京都彼得堡，在那里准备参加彼得堡大学的入学考试。2月13日他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塞尔盖：
我从彼得堡写这封信给你，我打算永远留在这里了。……我已经决定了在这里等我的考试，然后就去服务……一句话，我不得不说彼得堡的生活对于我有很大并且很好的影响：它使我习惯去活动，还有地方使我从事预定的工作。无论如何，任何人也不能懒惰；每个人都有工作，都忙碌；你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和他无目标地过活的人，而你要独自那样过是不行的。……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已经改变了，你会说：“这已经是第20次了，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最会说空话的人。”不，这次全是一种新的改变。我过去常常对自己说：“现在我要改变了。”但是我终于看见我是改变了，所以我说：“我已经改变了。”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完全知道了，一个人活着不能够光谈理论和穷究哲理，必须实实在在地生活，这就是说，必须做一个实际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假如一个人年轻，愿意生活，除了彼得堡，俄罗斯再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5月1日，他又给哥哥写信，但这封信却用了与上封信完全不同的口气，抱怨在彼得堡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只是浪费了一大笔钱而已，他认为这愚蠢透顶。还有在莫斯科欠下的债务，他也必须马上偿还，否则又会对他的名誉不利。他认为他为自己的自由和哲理付出太昂贵的代价，却又无法摆脱这种虚伪可怕的处境。本来，托尔斯泰已经在大学里考过两门课，但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想完成考试了，而是想进骑兵联队，当一名士官生，然后在两年期满以前被任命为军官。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战争的后果太严重了，他不能照这个计划做下去了。
1848年在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有两条路可走：可以进军队，去参加匈牙利战役；或可以在大学里完成学习，去服文职，但在他通过了两门考试以后，他求上进的决心又烟消云散了。春天到来的时候，乡村的诱惑又把他拉回了雅斯那亚·波良纳。
从托尔斯泰青年时代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一些事情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以行为的反复无常和怀疑他的真诚为乐，可是他一生的经历却充满了关于他的真诚的故事。从他最早的日记里，我们就会发现他屡次痛下决心，决不再做某些事情，而要去做旁的事情，可是他又一次次地以最大的痛苦忏悔他没能如他所愿地去做；但是不管怎样，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最初的理想，又渐渐地使他的生活与理想形成一致。他的特点并非不真诚，而是急躁，而急躁是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来弥补的。他对于知识的渴望，和他对于正义的更深的期待，都是如此。固然他常常为生活的诱惑所支配，可是到了最后，这两种伟大的渴望都能够得到满足。
回到雅斯那亚·波良纳，托尔斯泰渐渐把喀山大学枯燥死板的教育、农事改革的失败、上流社会的放荡、仕途的幻想等全部忘得一干二净，在他面前重又出现了童年的生活画面。另外，他从彼得堡带了一个有天才但是爱喝酒的德国音乐家回到家乡。这个音乐家名叫鲁道尔夫，他们是偶然结识的，托尔斯泰很赏识他的才能。有一个时期，托尔斯泰热情地致力于音乐，具备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能够很好配合的钢琴伴奏家的技巧，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明显地想要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对于音乐的影响，他总是最敏感的；他对音乐，也和对文学一样，有着强烈的爱憎。
塔姬雅娜姑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可是已经差不多30年没有弹过了，她现年53岁，又重新练习起来，托尔斯泰和她弹二重奏，她的演奏准确而且优美，使托尔斯泰甚是惊异。
托尔斯泰一生中充当了许多著名角色，以致人们很少有机会注意到从他青年时期到老年，音乐对于他的影响。他除了韦伯、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舒曼、巴赫、肖邦、贝多芬的早期作品和维尼奥夫斯基以外，托尔斯泰还特别偏爱俄罗斯民歌，如《沿着我们的母亲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还偏爱哥萨克歌和军歌，以及那些茨冈人歌唱队常常唱的歌。他断言茨冈民歌是真诚的，能打动听众的，因此是真正的艺术，即使它可能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艺术。
以后的几年里，托尔斯泰有时住在雅斯那亚·波良纳，有时又住在图拉和莫斯科，轮流地过着他哥哥德米特里的苦行僧的生活和塞尔盖放纵的生活，沉湎于放荡、行猎、吉卜赛女歌手，而且狂热地赌纸牌。他在1850年的日记里定了一个时间表，希望以此来约束自己狂躁的心，规定他的生活将来要怎样过：庄园管理，洗澡，写日记，听音乐，午饭，休息，阅读，洗澡，又是庄园事务来结束这一天。但是，这个时间表常常被忽略。激情的骤发，常常扫去了他的决心。
1849年秋，托尔斯泰在雅斯那亚·波良纳为农民的孩子们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20个学生，教师由老仆福卡担任。他以前是家庭乐队的演奏员，有一定的文化，现在教孩子们识字、算术和圣经。托尔斯泰也常常到学校里来。他给学生们编写过一套字帖，大多数都采用了格言的形式。学生反复临摹，弄懂了其中的含义，很快就背诵下来了。托尔斯泰有时也亲自给学生们讲课，教他们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给他们讲解字帖的内容。他也常常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有一次，他和孩子们在池塘里划船，划到池塘中央的时候，托尔斯泰对孩子们说：“谁敢跳下水底拿一些泥巴上来？”孩子们说：“您先试试。”托尔斯泰就潜入水中，不一会儿他钻出了水面，手里拿着一些泥巴。秋天，他带着孩子们去打猎，在沃隆卡河岸张网捕鸟。学期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买了一些甜饼干、手帕、帽子、衬衣，奖给优秀的学生。这个学校办了两年，后来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就停办了；这是他从事农民教育的序幕，他后来办的农民子弟学校闻名全球，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850年到1851年的冬天，列夫·托尔斯泰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居住，他这时就预先尝试了简单的生活，这是他晚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那时写信给留在田庄里的塔姬雅娜姑姑说：“我在家里吃饭，只吃白菜汤和荞麦粥，有这些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他说他只等待姑姑为他捎来的蜜饯和家制的酒，一切都和乡下的习惯一样。塔姬雅娜姑姑警告他不要再玩纸牌了，托尔斯泰回信说：“关于赌博的坏处，你所说的一切都非常正确，我也常常这么想到，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不会再赌博了的原因。……我相信，可是我希望不久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了。”
赌博的习惯使他在金钱上的事务一塌糊涂。1850年底，他打算订合同承办图拉的驿马站来赌钱，在有铁路以前，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业务。虽然托尔斯泰很有才能，但他生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这个计划也幸好没有实现。
1851年3月，他回到了雅斯那亚，以后又去了莫斯科。他称自己去那儿有三个目的：玩纸牌、结婚和服文职。但这三个目标，他一个也没达到。在姑姑劝说过他别再玩纸牌以后，他就厌恶了赌博。关于结婚，他考虑到必须有了爱、理由和命运才行，可是现在一样也没有。至于服务，又因为他没有带那些必需的证件而未能实现。顺便谈一下，托尔斯泰常常因为缺少他的出生证明和一些旁的文件而陷入困境。托尔斯泰的天性是缺乏条理，因此有几次他都因为没有必要的证件而受阻，这虽然是小事，但无形中也加深了他对政府的憎恶。
至于女人，托尔斯泰的理想是过一种正规的、亲爱的家庭生活。他把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圣洁的女人，可以把她们视作姐妹或未来的妻子；一类可以用金钱去买，作短时间的占有。他在晚年时曾告诉别人，他对酗酒、赌钱、抽烟以及其他任何坏习惯，都没有像对女人的渴望那么难于克制，可他却从来没怀疑过这种渴望是坏的。我们在这儿应该公正地评判他，当时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中，一般的风气是很放荡的，同时，在他这个转变的时期，他那些指导者们所给予他的劝告，并不是说他应该过一种贞洁的生活，而是说他应该依恋一个社会地位很好的女人。他的塔姬雅娜姑姑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告诉列夫说要去结交一个有教养的女性；她对于列夫的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成为一个副官，最好能成为皇帝的副官。可是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能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能够拥有的农奴越多越好。当然，我们发现托尔斯泰从未卷入任何家庭丑事，或为了某女人而决斗，这都是在他的骄傲与他的良心的帮助下才做到的。
托尔斯泰经常回雅斯那亚住一段时间，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常是塔姬雅娜姑姑给他无限的温暖与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越来越尊敬这位年老的姑姑了，越来越离不开她。在寒冷漫长的冬夜里，他和姑姑一起坐在客厅里读书、闲谈。那时，姑姑就已经发现了列夫的文学才华，建议他写一写小说，这对托尔斯泰今后走上文学道路，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姑姑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应该做的，就去做吧；将要来的，就让它来吧。”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句格言，在后来的作品、书信和谈话中经常引用。
1851年3月，他又回到了莫斯科，并写信给塔姬雅娜姑姑，说他相信春天会给他带来道德上的恢复。这对他是十分有好处的，使他能够几个月保持良好的情绪，而冬天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变坏了的季节。这时，托尔斯泰无意中读了一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并且借用了他的一个观点，于是他除了记日记以外，又开始了一个“富兰克林日志”，里面按周逐月用表格列出他希望获得的美德和品质，每一项下面都留有一块空白，每天他触犯了哪一项，就在那下面的空白处打一个叉。
在精神振奋以后，他度过一段虔诚斋戒的时期，他试着写了一个吉卜赛人的故事，和一篇模仿英国作家罗伦斯·斯泰恩《感伤的旅行》的作品，对这两篇作品他自己并不满意，但毕竟这是他一次创作冲动的结果。后来，他甚至开始写《童年》的最早的草稿——经过后来的数次修改，终于成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他一开始写作就表现出一种新的小说风格，这就决定了他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会有巨大的成功。
4月1日，他再次回到雅斯那亚，他是来为大哥尼古拉送行的。尼古拉在高加索当炮兵军官，他新年的时候回乡下度假，现在假期已满准备回去。尼古拉一向非常喜爱他这个小弟弟，为他近年来的这种变化不定的生活感到不安，因此建议他跟自己到高加索去，在自己身边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帮助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列夫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因为他要节省费用，偿还债务，特别是欠奥加罗夫的4000卢布。走的时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的妹夫照管，并替他还债，每年只给他500卢布的费用，并且发誓再也不玩纸牌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避开他所熟悉的环境，避开那些迷惑他的流浪的吉卜赛女歌手，所以去高加索是最好不过的一种方法了。
在托尔斯泰的人生进入另一个新阶段之前，我们认真总结一下他这时期的心猿意马、飘忽不定的生活。首先，还须仔细了解在农奴制时代上层社会的青年人的生活。在经济方面，农奴制度为他们优裕奢侈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农奴，这些农奴是作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部分的，是产生财富的工具。贵族如果破产了，还可以靠家庭的利益，或一次审慎选择的婚姻，再度强大起来。宗教的束缚对上流社会的人们来说，也是微乎其微的。对年轻人的道德的期望，是有很大伸缩性的，并且从来没有固定的界限，也没有什么公共责任要他们来担负，就是他们在政府中服务，无论是服军职，还是服文职，那只是进身仕途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什么具体的责任。
当然，进步的俄国青年常常有想改造这个世界的冲动，但他的方法是极端过激的；那多半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与世隔离的优裕的环境里，与实际生活相距太远。
在庄园里，众多的农奴服侍少数几个主人，这些主人是不可能与下层人们有实质性的接触的。把一个人放在社会这个负重颇大的车子上，他也只能随车子一起缓慢前进，但是如果他有所努力的话，还是会产生一些结果的。如果让他脱离车子，他可以愉快地、容易地乘着遐想的翅膀飞去，飞到天尽头，但是这样的行动只是单独的个人行动，不会对周围的人以及这个社会产生任何影响。一个人涉足实际生活越少，就越发容易，也越发乐于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当然，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活动是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因为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要和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明白了年轻的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理解他的人生观与思想。对他来说，他的思想与灵魂的境地，远比他的行为给予别人的直接影响重要；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一直是孤立地、不负责任地生活着，因此他毫不重视实业家认为十分重要的经验。他的独立的地位帮助他形成了他特有的思考方式，这种特点使他后来能不受偏见的约束，去研究批判教会的、圣经的、经济学家的和政府的主张，以及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礼仪习惯，不致因害怕震骇和损伤别人而停止。虽然他一直是异常敏感的，却又坚信那些他从亲人身上看到的行为，是他一生中应敬服、赞同的行为。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托尔斯泰对于道德没有什么适当的观念，也没有必需的意见和愿望。相反地，他的趋向是特别清晰地认识到一种个人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出自他自己的良心和智慧，与任何关于社会情况的有系统的研究无关。
因此，在有些事情上，他能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方面，而对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事情，他反而不明白。这就是他的意见往往显得很有趣的一个原因。他对于一些事情往往有一个英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见解；这使人感到20世纪的西方人与这位有点像中世纪圣者与东方宿命论者的19世纪俄国贵族之间，是何等的接近，这一点使人想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同属一个阶级的人在思想上是何等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