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浙江的许多传统产业如杭嘉湖丝绸、绍兴黄酒、金华火腿、温州皮鞋、绍兴纺织、富阳造纸、湖笔等都具有地方化的特征。苍南矾山（明矾生产）、常山灰埠（石灰烧制）、杭州扇子巷（扇子制作）等地还因当地的特色产业而得名。由于浙江的传统特色产业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食品与手工业，产业形成往往受当地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影响，市场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生产规模小，产业链较短，分工也不是很细，工艺进步缓慢。近代以来，受技术与市场变动影响，浙江的传统特色产业发展出现分化：一些地方传统特色产业日渐消亡；一些地方传统特色产业则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其生产技术与产业组织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还有一些传统特色产业通过技术更新与组织创新而实现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在恢复传统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加工企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尤其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地方产业内部各个独立的企业（或手工作坊）集中到个别国有或集体企业，极大地改变了浙江地方产业的组织形式。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产业发展主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力求建立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在“以粮为纲”思想的影响下，浙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农村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把办乡镇企业作为发展资本主义来批，把依靠市场调节作为投机倒把来斗，农村工业发展停滞不前。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严格控制，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敌视，使得长途贩运被视为投机倒把，农民务工经商被视为不务正业，企业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个人缺乏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活力，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与集群化发展。但是人多地少的浙江人仍然顽强地寻求发展的空间，义乌货担郎，永康五金匠，东阳建筑工，温州修鞋匠、理发师、弹棉花郎，台州豆腐匠等都想方设法，走南闯北，在谋生的同时，也了解了全国各地的市场信息，播下了后续创业的种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浙江从过去的自求平衡的封闭式发展，转向发挥比较优势的开放式发展。市场导向的改革促进了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浙江人的创新创业热情，奠定了浙江地方产业大发展的制度基础。随着农村改革的率先进行，浙江在经济主体上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并以此作为推动农村工业化和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农村、乡镇、集体工业成为全省经济增长新的动力。1981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浙江“工业基础是轻型结构”。由于轻纺工业投资少，见效快，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引起更多的企业模仿，一个地方的成功引起更多的地方模仿，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为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产业集群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温台地区最先通过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挂户经营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促进了苍南宜山纺织、金乡标牌，乐清柳市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纽扣等一批农村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全省大力发展轻纺工业与农村工业的背景下，乡镇企业与家庭工业成为推动浙江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并与专业市场一起，构成了浙江“小商品、大市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4年到1988年期间，出现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高潮。20世纪90年代，浙江各地又通过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改制等制度创新，激励了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与技术人员通过自主创业与创新，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块状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随着浙江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省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块状经济格局。“块状经济”是浙江省内对地方特色产业的一种称谓。20世纪90年代，块状经济一词逐渐在浙江各地流传。诸暨市委书记顾仁章在1992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落到实处”一文中提出：“加快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和批发市场建设，促进块状经济发展”。1997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对全省“块状经济”进行了调查，并用区域特色经济概括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1998年，浙江省工商局以专业镇与专业村为重点，调查浙江块状经济的基本状况与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产业区、产业集群（产业群、产业簇群）等概念先后引进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用以分析浙江的块状经济现象。1998年，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时，对浙江大唐袜业、嵊州领带等块状经济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向浙江学者推介了产业区的概念。仇保兴基于浙江工作的经验，引入生物学的集群（aggregation）概念，运用专业化分工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小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的集体，即小企业集群。2001 年，方民生、盛世豪等浙江学者开始引进波特的产业集群概念分析浙江产业组织与浙江产业竞争力。随着集群理论的日益普及，产业集群逐步成为浙江块状经济研究的主流范式。
产业集群是浙江工业经济的基础。在浙江，几乎每一个县市都存在着一个或数个由众多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绍兴纺织、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州领带、温州打火机、海宁皮革，等等，从而使每一个县市的工业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5年的调查表明，截至2004年，在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形成了块状经济，其中块状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的有45个县（市、区），50%～70%的有16个，70%～90%的有24个，90%以上的有5个，全省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15826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64%。
产业集群也是浙江农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决定了农业天然具有地理集中的特征。浙江的茶叶、蚕桑、柑橘、香菇、竹笋等传统农产品生产地方化的特征就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大宗农产品出现阶段性过剩，浙江省加快了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蔬菜瓜果、花卉、特种养殖等各类新兴特色农产品基地发展迅速，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农业集群。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社与农产品专业市场的兴起，农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日益明显。尽管与工业产业集群相比，浙江农业产业集群规模相对较小，产业链比较短，但是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农业产业集群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显著影响。
集群的跨产业属性增强了浙江各地各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无论是农业产业集群还是工业产业集群，大都涉及第一、第二、第三各个不同产业。浙江传统的“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发展模式其实也是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专业市场不仅是商业的集聚体，而且从地方产业与专业市场的共同演化关系来看，专业市场也是地方产业集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义乌、绍兴、杭州四季青等地还涌现了专业市场集群。旅游资源的地域性及旅游业的复杂产业联系，决定了浙江旅游业集群发展的态势也很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了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反过来又加快了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产业集群成为浙江产业实现报酬递增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产业集群有效地提升了浙江产业与浙江产品的竞争力。在众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浙江形成了一批全国性的制造中心和重要的产业基地。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往往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从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省内各地各产业之间的联系。绍兴 －萧山化纤纺织、温州皮革鞋业、台州汽摩配、永康五金等集群都突破了县域框架，在更大区域内互相融合，形成了跨区域跨行业的产业体系。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中心的义乌商圈则在服装、针织、饰品、拉链、玩具、五金、印刷、毛纺等产业领域整合了全省各地的相关产业，成为浙江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便捷通道。
改革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释放了浙江人民的创新与创新活力，开放则为浙江地方产业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产业集群加快了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许多产业集群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技术与管理水平较高的外资企业，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国际市场扩大了浙江产业集群的规模，也提升了浙江企业的竞争力，温州鞋业、宁波服装等浙江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与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不断创新，努力实现升级。
浙江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不仅加快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也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的城市化进程。产业的集聚促进了人口的集聚。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加快了工业园区建设，不仅促进了中小企业在更高水平上的集聚，也为提升浙江城市化水平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无论是从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角度，还是中小企业集聚和城市化提升的视野，产业集群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群是浙江现象的主要标志，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产业集群依靠不断的学习、创新及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不断投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并推动浙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近年来，浙江产业集群受商务成本递增、国际竞争加剧、人民币升值、外贸政策调整、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浮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与现实压力。由于浙江产业集群的产业层次较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高，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容易导致过度进入与过度竞争，引发区域性质量问题。一些企业为占领国际市场，又往往采取低价竞销的策略，不仅影响出口效益，又容易导致贸易摩擦。由于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限制了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潜力。由于国际市场营销的风险较大，浙江产业集群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为国际品牌打工，许多产品大都是采取贴牌或者通过外国贸易公司出口到世界各地。由于从产品设计到定价都受到跨国公司的支配，浙江地方产业集群获得的附加值较为有限，升级难度很大。
由于浙江多数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尚短，地方产业的服务体系还不甚健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较多，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发展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依旧突出；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企业、产业与集群的创新能力普遍不足；物流、运输、仓储服务仍然比较原始，无形中降低了区域产业的竞争力。由于中小企业一般只管用人，无力顾及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服务的缺乏成为影响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障碍。随着浙江产业集群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无论是应对国际贸易摩擦，还是准备国际机构验证，都需要专业化的商务服务。但是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内部提供相关商务服务的机构还十分缺乏，无论是数量还是服务的质量都难以满足浙江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浙江一些产业集群发展引起了区域性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成为产业集群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受浙江环境、能源、土地、水以及人才等生产要素匮乏的影响，浙江一些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为追求新的发展空间开始向外转移，带动了一批关联企业转移。大量企业的转移与外迁，减缓了浙江地方产业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