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带领他的伙伴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当时占地球1/6的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但胜利的路上并非都是鲜花与掌声，毛泽东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职务、赶出红军等等。屈指算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共遭受了四次重大打击。然而毛泽东始终意志不倒，信心不变，顽强战胜挫折，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终成千古伟业，英名永耀史册。
第一次遭受打击发生在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迅速作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战后余生的700余人上了江西省井冈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上山，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历经无数艰难，终于说服了当时井冈山的两位农民起义首领袁文才、王佐，于1928年2月接受起义部队的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就标志着自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革命节节胜利，根据地日益巩固之际，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钦差大臣”来到井冈山，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样一来，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居然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并且是在扩大根据地的胜利途中，他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钦差大臣”的权力大得很。毛泽东对“钦差大臣”这个词没一点好感，多年以后写文章曾这样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确实，“钦差大臣”式的做法，在工作中是极其要不得的。
那么，周鲁何来如此大的权力，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籍？据周鲁讲，他来时看了中央文件，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他是来执行的。由于在特殊年代，一般没有绝对把握不随身携带文件，多靠口头传达。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排职务，因为他在党内、军队内，特别在井冈山根据地群众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迫于形势，只得安排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哭笑不得。于是乎，我党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成了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的“民主人士”。
在极度痛苦中，毛泽东仍然执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支持那里的暴动，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特派员周鲁对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传达，文件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批评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是“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军事投机”。理由是毛泽东参加过“八七”会议，会议之后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是事实上的湖南省委中心，应对湖南省委所犯错误负严重责任，因而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这个处分够重了，但毕竟不是“开除党籍”，一个月的“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
事实最有说服力。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暴动一次次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中央对他的处分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曾谈起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卷，第105页。）
第二次遭排挤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遭受不公正待遇，“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
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诞生于井冈山会师后的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爆发了大争论。在讨论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当时的中央“二月来信”，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逃跑主义”等，在红四军传达后，有人要求毛泽东、朱德都离开红四军，要求毛泽东交出军权。当时军权集中在前委，前委书记是最高军事领导人，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必须实行的一种体制。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迎来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挫折：红四军召开“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竟然“落选”了。
根据亲身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萧克将军回忆，导致毛泽东落选的原因，是前委、军委发生分歧。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了军委。当年10月，按照中央6月4日指示，为了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军队和地方工作，决定成立前委，同时改组了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都由中央指定，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名单由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都是毛泽东，为了便于军队与地方工作兼顾，红四军“六大”选举朱德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当时根据地不确定，主要是打仗。1929年1月14日，红军为打破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井冈山，主动出击，向赣南、闽西进军。为了减少中间环节，避免每打一次仗先由军委研究后再报前委定夺贻误军情，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朱德的军委书记就停止了活动。到了同年5月，前委又决定恢复军委，理由是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地方事情也多了，“兼顾不过来”，但恢复军委时军委书记不是朱德，而是中央派来的刘安恭，刘安恭还接替了毛泽东兼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分歧由此开始。
刘安恭素质不高，引起军队指战员反感，对党领导军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前委专权了，军委侵权了。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以36票对5票作出了取消临时军委决定，这样刘安恭军委书记也丢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陈毅担任。刘安恭就开始搬弄是非，故意挑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之间的关系。
在刘安恭等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福建省永定县湖雷镇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
面对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会剿”，党内、军内却是在激烈地无休止地争论。为了统一认识，才有了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却“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忠实的汇报。最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极端民主化”倾向。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作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立即返回传达了周恩来指示。再加上失去毛泽东之后红四军又在进军广东东江时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大家非常怀念毛泽东，中央对“集权制问题”给予了肯定。毛泽东历时半年之后于1929年11月26日又在红四军恢复了前敌委书记职务。毛泽东返回红军后，为了统一思想，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九大”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10万大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声望大增。1931年5月，毛泽东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
第三次遭受打击是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毛泽东被错误地剥夺了在党和军队内的领导职务
当毛泽东意气风发地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之后，他的功绩和威望在红军中已经深受大家尊敬和赞许。但厄运再一次降临，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职务，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
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毛泽东担任，可在不到半年时间，又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项英被撤职后到上海反映毛泽东太右，不执行中央决定。上海的中央很重视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意见，加之，项英也要求执行王明路线，这样，王明、博古等人又支持了项英。
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委写了一封信，批评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在军事上和土地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即允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没有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与小团体观念，与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大规模军事观念不相称，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向外发展，迅速扩大根据地，尤其要占领一两个大城市；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
这封信到达苏区时，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了。如何贯彻中央来信产生了分歧，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代表的中央“三人团”要求贯彻中央指示，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央来信不符合实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亟待休整和补充，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被地主霸占，亟待打通，连成一片，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北两个苏区，以我们目前实力，步枪鞭炮多，机枪重炮少，根本不可能打下中心城市。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了赣南会议。会议由中央“三人团”主持，主要是贯彻王明路线，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等。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又由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保留了委员，同时又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也被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职务全部被无端剥夺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及时制止了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此时在党内、军内都无职务，只好携贺子珍及警卫13人“退隐”瑞金东面的东华山古庙中潜心读书。周恩来从上海来苏区后，于1932年1月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要求贯彻临时中央攻打赣州和反右倾决议。毛泽东不同意，但他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走后，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周恩来请毛泽东火速下山，然而毛泽东在军内无职务，由于林彪、聂荣臻等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运用战国“围魏救赵”之计，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胜利，挽回了红军打赣州的败局，特别是打漳州时搞到两架侦察机，使红军也有了自己的空军。
就在毛泽东指挥红军节节胜利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正在批判毛泽东，公开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召开“汀州会议”，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谁任总政委，发生了意见分歧，本来无可争议，一开始就是毛泽东。但这时朱德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后，朱德再兼任总司令，总政委当然应恢复毛泽东担任。但当时只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不设总政委。
后来周恩来发现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确实不方便，而这时王稼祥经过赣州失败和漳州胜利，再加上他也到瑞金郊外东华山养病，与毛泽东接触比较多，对毛泽东的许多看法表示赞同，因而转变了观点，认为应该起用毛泽东。所以，用周、毛、朱、王四人名义联合致信苏区中央，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委，军队指挥权归总司令总政委，决策权归中革军委，实际是朱德，而军队行动方针决定权归周恩来。但这种意见又被苏区中央局否定，坚持要周恩来兼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申明理由，最后于1932年8月8日才以中革军委通令，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
第四次遭排挤是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被错误地剥夺了军权
当时，苏区中央局要求贯彻“左”倾路线，攻打大城市。复职后的毛泽东等认为不能鲁莽行事，命令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但苏区中央局大为恼火，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命令前方停止活动，他们立即赶到前方要求开会解决问题。
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
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让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会议决定周恩来负军事总责，毛泽东被“免去”红军总政委到后方工作。
宁都会议以“左”倾路线大胜而结束了。毛泽东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养病”。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就这样，“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还不解气，发展到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次被撤职的会议毛泽东未出席。
乌云终究会散去，雨过天晴后，就迎来了云开日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