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4000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民国第一写手”之称。有人誉他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也有人将他和鲁迅相提并论，称他俩“代表着中国20世纪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峰尖”。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看张恨水的作品，对其评价很高，他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张恨水长谈时曾这样评价张恨水“……先生以笔为利器，揭露国民党达官显贵之腐败和社会之黑暗，呼吁团结，对鼓励民众起来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对此，深表敬意。”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90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地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纪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9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24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赵超构与他时相过从，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1945年秋，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同各界知名人士会见。9月13日，毛泽东认识了张恨水，对他在抗战时期以小说、诗文为武器，为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欣赏。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重庆单独会见张恨水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他说，“张先生的《水浒新传》我们延安印过。”“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张恨水感到很惊奇。
“我拜读过，很好，有意思。我还读过先生的一些诗文、部分抗战题材的小说。很欣赏先生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之文笔，先生以笔为利器，揭露国民党达官显贵之腐败和社会之黑暗，呼吁团结，对鼓励民众起来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对此，深表敬意。”
“毛先生过奖了。我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报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写伪作品。”他仍然有些拘谨，“我只是凭良心为文。我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让毛先生见笑了。”
毛泽东接着问张恨水：“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先生答道：“还可以，谢谢！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说到此，毛泽东使劲将手中的烟蒂摁灭。“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先生频频点头。
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说：“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语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先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毛泽东一向关注人的姓名，问道：“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先生答：“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还是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起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绝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南唐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二字作为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两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说，先生著作等身，望可欣慰。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
就这样，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张恨水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
张恨水家里的人也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1945年1月14日，张恨水先生亲自安排将后来引起巨大轰动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比《新华日报》早一天刊登在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上，即署名毛润之。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号）。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1955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问他：“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
此后不久，周扬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应邀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会。去报到那天，他特地穿上了那件用毛主席送给他的延安产粗呢做的中山装，以示庄严。这件衣服虽然退了色又加了染，他仍然很珍爱，除了重要场合，他很少舍得穿。会议期间，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哈……”毛泽东乐了，他诙谐地说：“可见张恨水这三个字很值钱啊！”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二十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张恨水家的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