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坛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把毛泽东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毛泽东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
他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幼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文学才能来，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激流中，他勇当新诗潮中的弄潮儿，参加了著名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同时还是另一新文学社团“绿波社”的成员。1925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的徐雉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大革命的心脏广州，任北伐军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共产党人林伯渠时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较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曾企图“解决”这支驻扎在南京江北浦口的“异己部队”。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第六军政治部终于遭到了袭击并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为了谋生，他流浪到上海，当过海关报关员、报纸副刊编辑、私人秘书、记录员等，生活十分艰辛。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黑暗和个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开始苦苦思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生出路。于是，他从诗人转变为短篇小说家，用小说这种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文体来与黑暗抗争。
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办事员莫邪》和《嫌疑》等小说。《办事员莫邪》以他自己在芜湖海关的这段经历为背景，通过一位在北伐军中干过宣传工作的青年主人公，从南京到K市建设局谋生受排挤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腐败。在《嫌疑》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一位曾当过北伐军政工干部的报馆编辑，因写《毛泽东的名片》一文而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直至开除受迫害。小说从侧面落笔，穿插描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轶事。徐雉颇具写作功力，在他笔下，毛泽东与小说主人公“我”对话时的音容笑貌颇为传神。唐？曾评价说：“《嫌疑》一篇，从侧面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落笔不多，却有点动人的地方。”文学史家赵遐秋、曾庆瑞等认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徐雉在小说《嫌疑》中这样写道：这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个秋天的早晨，距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孙传芳已引军远退。我们第六军驻扎沿南浔铁路一带，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设在南昌城内。
那天，我们政治部挨到我当值日官，值日官的责任是：（一）接待宾客；（二）收发公文；（三）督率并训练部内的勤务兵；（四）汇录各科的工作日记等等。我危坐在办公室内，身上斜挂着一条阔约3寸、长约4尺的红带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种标识。
传达进来，向我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见主任。”说着就把一张名片递给我，仍装着一种立正的姿势。我点一点头，把名片拿过来，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干，显然是临时在传达室里写的。在它上面我只看得出一个“毛”字，“毛”字下面还有两个字，因为字体潦草过甚，却认不清楚了。
“好！请他进来。”
传达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约30岁的客人引了进来，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我是记不得了，仿佛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质的棉袍。因为那时我并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笔会谈到他，要像小说家那样精细地观察他，注意他。
“请问林主任在部内吗？”他语音低得几乎使人听不见，似肺病到了第三期，但态度却是十分镇定自然。
“他大概是还没有起床，让我去问一问，你请坐！”
主任室的勤务兵告诉我，说林主任还没有起身。于是我便和这位毛先生攀谈起来。
“先生府上在哪里？”我讲着带宁波土音的普通话。
“湖南。”
“现在在哪里工作？”
“中央党部。”
他说时脸上露着惊奇骇怪的眼光，语音也提高了点，已不是起先那种从鸽子翅膀里发出的微声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开玩笑，不过态度仍是很谦逊的。
一会儿勤务兵说林主任请客人进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长！请进来，这里坐。”林主任笑着招呼他。
我听见林主任喊他毛部长，才晓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因为那时中央党部当部长姓毛的，只有他一个。我想起刚才问他“府上在哪里”和“在哪里工作”，不觉暗自好笑……
徐雉写《嫌疑》时匠心独具，巧妙地安排小说的结构，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并使此作品能得以公开合法地刊载发行，这说明作家具有惊人的胆量和杰出的才干！他当时也可能没料到，自己的这篇小说竟能以最早写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文艺作品而永载史册！
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抗战全面爆发后，徐雉毅然抛妻别子离开上海，辗转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长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随后他创作了不少战斗诗歌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及《新中华报》上，后来成了边区文协创作组的专业作家。1947年敌军进攻延安时，徐雉在转移途中不幸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