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不仅需要强大的资本和对冲手段，还需要美国式的暗中布局和信用贬低。
通常，在经济危机中，人们总是聚焦于政府层面，其实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政府往往只是金融资本家的傀儡，真正的权力不是政府的政治权力，而是政府背后的金融资本权力。在近两年来的欧债危机，金融权力的强大影响力渐渐浮出水面。美国是金融资本最强大的国家，而强大的美国政府其实也同样是华尔街的傀儡。美国媒体就指责说，美国政府正在被庞大的金融集团高盛公司统治，现在的美国政府已经沦为“高盛政府”，美国专栏作家与政治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称：“在过去数年中，高盛已经接管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未来数年可能接管整个美国。”
众所周知，美联储是个私人金融机构，而高盛正是美联储的最大股东之一，高盛纵横华尔街多年，即便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高盛不但没有亏损，而且保持了高盈利，其上市十多年从未亏损，这样的骄人成绩，与其在全球的阴谋与布局密切相关——今天的欧洲债务危机，其实始作俑者正是高盛。
早在希腊准备加入欧元区的时候，高盛就已经在为今天的欧洲债务危机布局——高盛在这场宏大的布局中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深谋远虑。首先，它为希腊量身定做了一套进入欧元区的“货币掉期交易”，然后就是等待希腊危机爆发；等希腊危机引发欧洲全面债务危机后，高盛再次深度介入，在欧洲主要国家和主要位置上安插高盛的人，并通过做空欧洲，获得巨大利益。
这还要从1992年2月7日欧共体12国外长和财长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说起。根据该条约，其他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两条标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以下，国债占GDP比重60%以下。然而，希望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并不符合这两项标准，主要是政府债务超标。正当希腊一筹莫展的时候，拥有希腊血统的高盛高管安提歌尼·劳迪亚蒂丝（Antigone Loudiadis）女士与希腊政府接洽，以帮助其作弊掩盖债务，使之符合加入欧元区的标准，从而顺利进入欧元区。高盛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交易策略——货币掉期交易，这可以掩盖高达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84.6亿元）的公共债务，使希腊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高盛由此获得一笔高达3亿美元的佣金。但希腊掩盖了债务，不等于没有了债务。所谓货币掉期交易，其实就是当债务到期需要偿还的时候，举借新债偿还旧债，如此实际上就是以累积债务的方式蒙混过关。而高盛的高明就是蕴藏在这看似并不高明的债务隐藏方式中——并不难预测，这样的债务累积早晚会有一天是政府再也无法负担下去的，终会酿成债务危机。而高盛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为了确保借给希腊资金的安全性，高盛曾向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掉期”来分散风险。
高盛此后展开一轮庞大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交易，不断制造和转嫁风险。高盛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全面介入金融交易的所有领域，这样就可以同时做两头。比如CDS，高盛可以通过旗下基金做多债务抵押债券，导致CDS价格下滑，然后在通过旗下其他公司收购这些价格低廉的CDS。之后，可以通过另一端造势，或者等待市场反转，那么债务抵押债券价格大幅下跌，此时CDS价格则会大幅上升，高盛于是就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几乎与此同时，1997年摩根大通也为意大利政府设计了类似的财物掩盖，同样也是是套现未来的现金流，美化账目。
这些金融操作对于高盛、摩根大通来说早已驾轻就熟，而且，他们的野心绝不只有这些——从一开始，高盛、摩根大通就看透了这种方式所隐含的风险：希腊、意大利只不过是掩盖了财政赤字，而一旦加入欧元区后，由于两国经济都要与欧元挂钩，监管也将更严厉，所以，两国的赤字问题日后一定会爆发出来，而且一定会拖累整个欧元区国家。
2001年之后，高盛已经将眼光盯住了欧洲，并且开始在希腊、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人事布局，目的是通过部署高盛的人来影响和操纵各国的财政决策。
2011年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入，欧洲也出现了政治动荡，许多国家更换了领导人，而新登台的领导人中，其实不少都有高盛背景。高盛在等待10年之后，终于开始人事布局。高盛的强大，就表现在“制造危机者正在主导解决危机的行动”——2011年希腊、意大利相继换了总理，两国的新总理的背后都有高盛的影子：意大利新总理蒙蒂自2005年以来就担任高盛的国际事务顾问，而希腊新总理帕帕季莫斯在1994年～2002年担任希腊中央银行行长，也正是当年与高盛一起掩盖希腊债务的关键人物。除了把自己人推到欧洲关键的位置上，高盛还吸纳了许多重要人物，比如英国英格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本尼托、日本央行负责领导金融系统分析部门的经济学家马场直彦和欧洲央行济学家胡·皮尔，2011年，他们都被高盛聘请为高级经济学家。本尼托担任高盛驻伦敦的高级欧洲经济学家；欧洲央行研究部门副署长胡·皮尔接替埃里克·尼尔森担任高盛的欧洲首席经济学家，而埃里克·尼尔森被高盛安插到意大利，担任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高盛的做法在美国不足为奇，因为美国大公司历来都有公司高层人物在政府和银行、工商界轮流任职的传统，目的就是维持政府和大公司之间种种关系。这些来自英国、日本等国的高层人物其实也是高盛和英国、日本以及欧盟保持深度沟通的重要渠道，他们本身不仅拥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深谙各国的财政政策，且对本国的财政政策也有很深的影响力。比如，高盛经济学家早就预测到英国在2011年11月份调高基准利率以及欧洲央行在2011年底提高欧元区基准利率，也早就获知美国和日本在2012年仍将维持零利。这些重要的消息就是通过分布在各国决策核心的人物以及来自各国决策层、被高盛聘任的人那里获得的。
高盛在一些重要国家重要位置上进行布局，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派系，比如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任命的主管希腊债务事务的官员克利斯多杜洛斯，曾经是高盛的交易员；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奥特马·伊辛和最早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都曾是高盛的高级顾问；还有负责制定英镑利率的英国央行货币政策高级研究人员戴维·华顿也曾是高感旗下的经济学家；就连新任欧洲央行行长、法国人德拉吉在2002年～2005年也担任过高盛欧洲分部的副总裁，而且她本人还是高盛的股东。
对此，英国《独立报》感叹地说：“随着蒙蒂成为意大利总理，又一位前高盛资深顾问开始领导一个重要家。现在，高盛的‘触角’正伸到欧元区权力的顶峰。”
高盛通过深入参与欧洲债务问题和广泛安插人员操纵欧盟，而美国评级机构则利用舆论“光明正大”地做空欧盟——如果你要问在欧债危机中谁的影响力最大，其实不是德国总理、法国总统或者欧洲央行行长，而是美国标普这样的信用评级公司。
尽管人们认为标普在2008年危机中表现不佳，因为它当时未能及时提供预警，但今天它仍对欧洲国家或者其他任何金融实体的信用度的评价仍然举足轻重。
标普公司2011年夏天多次抨击美国的政府和国会未能解决美国的长期债务问题，此后在8月，标普公司毫不留情地剥夺了美国的3A信用评级，此举令标普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这也是标普挽回2008年不佳信誉的手段。此后，标普又于2011年12月6日同样警告欧洲说，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能就应对债务危机的有力措施达成一致，标普就将下调15个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它还可能会下调欧元区债务救援基金的3A评级。标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可能会根据对EFSF成员国政府评级的评估结果，将EFSF的长期评级下调一到两级。”果然，标普履行了诺言。标普将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此前它刚对15个欧元区成员国做了同样的事，包括拥有最高评级的6个国家。然而，2011年12月9日，欧盟主要领导人刚刚都同意加强内部政治治理，并实现一个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但法新社12日引述穆迪的《每周信用展望》报告说，该机构认为上周的欧盟峰会“几乎没有提出新的措施和观点，这些政策与过去宣布的政策，其实都差不多”。
标普的警告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其警告通常总会在市场中产生震荡，对于信用评级公司的市场作用，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教授拉古拉曼·拉詹说：“整顿欧洲的财政状况不是评级公司的工作。它们的工作是作为一个局外的观察家，告诉投资者所有变化对于欧洲债券的信用来说意味着什么。”正因为如此，欧洲人对标普十分恼怒。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努瓦耶认为，标普评级机构重视政治因素多过经济因素，并“再一次”搞错了时机；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的奥地利央行行长埃瓦尔德·诺沃特尼也称标普的举动是“深受政治因素驱动的行为”；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让一克洛德·容克对标普举动也表示惊讶，称它“过于夸张，同时也很不公平。”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刚刚公布了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全面协议的要点，而标普的行为显然是在打击德法两国的救助方案，而这，显然是标普做空欧洲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标普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所以，努瓦耶说：“评级机构是2008年危机的原动力之一。大家不禁要问，他们今天是不是又要再次发挥这一作用？”但标普主管欧洲主权信用评级的负责人莫里茨·克雷默说欧洲领导人的努力“不仅没有能够遏制危机，而且还进一步削弱了信心”，因此标普担心欧洲的决策体系陷入瘫痪。
和标普采取一致态度的还有穆迪。穆迪认为，欧盟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改变穆迪一直以来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看法。2011年12月12日，穆迪警告说，由于最近一轮欧盟峰会仍然没拿出“具有决定性的政策措施”，所以可能在2012年第一季度重新评估欧盟国家的主权评级。随着标普和穆迪的威胁，欧洲股市立即产生震动，各国大盘应声而落。法兰克福综合股指盘中已跌到5900点以下，巴黎股市大盘也重挫近2%，跌至3120点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