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轻拂着香山脚下的春柳。嫩绿的柳芽，逐渐抽成细长的柳条。
伴随天气转暖，溥仪与文达的关系也日渐亲密。开始，文达称溥仪为先生，溥仪称文达为李同志。后来，彼此的称谓变成了“老溥”、“老李”。尤其是溥仪，逐渐被文达“洞悉”，成了较准确地把握这位特殊人物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的依据。
“是您没关上水龙头吧？”他刚走进屋，一位服务员跟了进来。他的脸立时变得通红，窘迫地连声道歉：“……我马上去关。”
“不用了，”服务员告诉他，“我已经关上了。”说着，又递过他刚刚忘在公用洗漱室的毛巾。
侄子毓嵒当着溥仪的面介绍说：“他当皇帝时，一切事情都无须亲自动手，吃饭有人端，穿衣有人伺候，起床有人叠被，上厕所也有差役帮助。连洗完手，也有人给关上水龙头。从伪满垮台一直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前，都是我伺候这些事。”
当文达明白了他是受溥仪嘱托，专为提供素材来“揭短”的，对现在的溥仪有了更深的理解。
“远的不用提，就说在抚顺吧，他最初总出洋相。别人临睡前，都把衣服叠好，我们这位‘大爷’可好，只会团成一团。要是缝衣服，说不定和哪儿缝在一块儿了……”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一次缝完被子，怎么也拽不动，翻过来一看，果真把被子缝在我的衣服上了。哈哈哈……”溥仪说完，与文达、毓嵒一起笑了。
引人发笑之事不仅发生在过去。一天夜间，他在植物园突然拉开了肚子，闹得夜不成眠。早晨，田老过来好奇地问他：“你怎么平白无故闹肚子呀？”
“咳，别提了，都怨我太馋了。”溥仪倒非常坦率，“我昨天晚上吃韭菜包子吃了这么一大盘子！”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
“难怪，”田老善意地拍着他的肩膀，“以后吃好东西可要悠着点，不要撑破肚皮哟！”
周末，文达的妻子带着儿子来看望因忙于改稿而多日未归的丈夫。夫妇俩与溥仪一道吃了顿丰盛的晚饭。文达吃完走回了房间，她等待幼子吃饭时，观察到他狼吞虎咽的饭量，大为惊讶。回去问文达，丈夫连同溥仪吃包子撑得拉肚子的事一样，不但回答不了，也同样觉得无法理解：“当皇帝时他什么东西没吃过，何至如此贪嘴？”
后来，听到他的两个妹夫说：“溥仪在抚顺时，也是遇到好吃的就没命。”文达仍很纳闷。不久，毓嵒的短短几句话，使他疑团顿释。“他显得特别馋，是因为在宫里没人能管他，所以养成了为所欲为的任性脾气。”
文达由此得到启发，抓住了溥仪前半生性格的一个重要侧面：“任性”。由这个线索出发，他与之交谈，挖掘出不少溥仪幼时的趣事，像后来被收入书内的，描述他吃得撑着后，由太监抬着“万岁爷”上下“蹲”，用以消食等事，生动地反映了溥仪的童年生活。
暮霭之中的聚餐，又是溥仪、毓嵒、文达三人。吃饺子中，引发了毓嵒关于溥仪吃饺子的一段旧事。“在伯力，如果过年吃饺子，第一碗非要给他端上不可，不然，他是不答应的。”
“的确。”溥仪大口地吃下一个饺子后，证实着。稍稍静了一会儿，他又兜出当初在抚顺时的一个隐秘。那时，管理所内一星期洗一次澡，每回他总抢着第一个跳下池子。有时，他脱得赤条条的来到池旁，一看池中已有了人，便气恼地穿上衣服返回宿舍，弄得别人往往莫名其妙。这次，他谈出了当时心底的想法：
“我是皇上，怎么能用别人洗过的水洗澡呢？否则，是对自己的亵渎！”
诸如此类之事，为描写改造生活补充了丰富的素材和令人信服的细节。同时，文达从这点入手分析，也紧紧抓住了他思想变化的脉络。
炎热的七月，香山披上绿色的夏装，十六章计三十四万字的修改稿脱手了。那天，在香山“最后的晚餐”上，溥仪与文达合要了一瓶酒。可是，他们谁也喝得不多，他俩手里来回传递的是那个记载着问题和修改线索的小本本……
“是不是再搞些调查？”文达思索地提出了建议。他执笔中，深感抚顺那段改造生涯过于干瘪，无法体现溥仪那扭曲的人性如何还原的演变过程。而且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难以捕捉准确的全貌。描写活生生的人，需要感性认识。
“是呀。”溥仪亦有同感。不久，当赴东北调查的计划确定之时，他愈加兴奋了：“那时，在抚顺写初稿，没有条件搞调查。这下可好了，你去东北的话，别忘了代我向台山堡的老大娘、抚顺敬老院的老人们问好，也别忘了代我问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金所长、李科长、看守长、医务室的温大夫……”
他深情地掰着手指一个个数，数着数着，眼睛潮润了：“多么想去看看他们呀。我记得非常清楚，刚到管理所时见到老所长的头发是黑的。我特赦那天，才忽然发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
溥仪与文达激动地相互对望着，不一会儿，两人的视野又不约而同转向高耸的香山峰顶，无言地凝望着那满目的青翠……
“再见……”
七月中旬，溥仪亲热地与文达握别，显然，他对文达的东北之行寄予厚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信心十足地写道：“征求各方面意见后，（书）大约明年可以出版。”
他设想得过于乐观，东北之行仅仅是调查的开始。实际，书稿频经修改，在整整四年后才正式出版。而这四年，也正是他重识故我的过程。
文达走了，溥仪却并未闲着。对植物园那个不大的图书馆来说，他早已成了常客。图书管理员余大姐说：“那时，溥仪看书可用功了，不多的几本线装书让他翻了个遍。屋里有时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读书或做笔记，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知道他的特殊用途，例外准他可以抱一摞书去宿舍。偶尔，他也会贸然提出未考虑成熟的问题，在图书馆发起讨论，如张勋复辟的责任、如何看待宦官……虽然有时不免引起一场面红耳赤的争议，连团支书小王和田老有时也会卷将进去，然而，更多的却是心平气和的探讨。
当时，他与大家每顿吃着勉强充腹的窝头，喝着清汤寡油的菜汤，但情绪乐观。园里提出种菜度荒的号召，他除参加集体种菜外，还单独种了一块胡萝卜“实验田”。出苗后，虽然他每天提桶浇水，还四处捡来马粪，按时施肥。但由于经验不足，收获时，胡萝卜总共收了不过二三十斤。而他毕竟生平第一次收获了自己劳动的果实。
那天，他与两位小刘从地里刨出胡萝卜，用洗脸盆端进屋，便迫不及待地拿了三个胡萝卜用水冲了冲，顺手递给一人一个，然后，“吭哧”咬下了一大口：“又脆又甜，好吃极了！”
他尝到劳动果实，也领略了其中的甘辛。一个胡萝卜，使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接触，使他对过去骄奢淫逸、不劳而获的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可以说，修改后的书稿里的王府生活、皇宫内苑、畸形的太监、乳母的身世……以及对于灵魂净化过程的自述，或多或少掺入了他对于胡萝卜的认识……
不久，他从来信里晓得了文达的行踪。文达与杨国鼎在抚顺，为了体会溥仪当年的心境，别出心裁地将原关押犯人的一所监房充作卧室兼办公室。已调离的原所长孙明斋、现任所长金源，都成了他们搜集溥仪素材的活档案。
收获是巨大的。所方管理人员李福生，几位科长、四五个看守员、温大夫和护士小刘等人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情节。有的看守员虽调往其他单位，也被请了回来。如看守员大老王，就笑盈盈地讲述了溥仪在除四害中捉耗子那回事。至于书里描写溥仪不识韭菜之事，则是另一名看守老刘谈起的。
更有幸的是，在管理所，他们看到了溥仪在各改造阶段的亲笔总结，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转变过程。再加上溥杰诚心诚意地捧出自己的日记，就使得撰写改造期间的书稿，有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期间，文达二人还先后采访了伪满大臣王子衡、驻日大使阮振铎等二十余人。尤其是阮振铎，曾与溥仪关在一个监房，又同在一个学习组，对溥仪观察得很细。他记忆犹新地说起开始搞卫生时，溥仪为了不杀生，而轰走苍蝇的趣事。回京后，文达问起溥仪，他笑着承认：“这是真事。”顺着这条线索，溥仪与文达一起系统清理了自己前半生封建迷信的根源。
“十一”前，溥仪与文达重逢在北京。他们都有了出乎对方意料的收获：溥仪利用休息日在北京对家族逐一寻访，发现了不少珍贵资料；文达的东北之行，又挖掘出了许多新线索。之后，他们合作的地点就由香山饭店迁至东交民巷群众出版社一楼东北角的一间五平米的小屋内，《我的前半生》最终就诞生在这里。
狭小的屋内，摆着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此外只有两把可怜的旧藤椅。两人在一起，并不感到孤独。有趣的是，溥仪自幼习画，文达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他俩常互相用画来拟写提纲或画出清宫内各类古雅摆设的草图。例如，书中需要描写的宫廷用膳摆桌和各种服饰，溥仪惟恐文达缺乏感性知识，特意画出样子给他作参考。这些妙趣横生的图画，又常常诱发溥仪对早已忘却之事的联想……
但是，溥仪对一些年代久远的细节，记忆却很模糊。比如，提到两位帝师——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外貌，这位受业弟子一律形容为：“中不溜个子，长圆脸，不胖不瘦……”至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他也不甚了了。
既是写史，就要真实。几乎在文达赴东北的同时，出版社按照溥仪提出的线索，抽出王兰升、杨国鼎、李来泉、覃路夫等编辑，先后找有关当事人去采访，到中央档案馆及明清档案馆查寻有关历史资料。
当中央档案馆一间久封的房子被打开时，他们简直呆住了：满满一屋子资料，大多用黄绫子包袱裹封，翻开一看，俱是从故宫和天津张园运来的遗物，尚未整理。上面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轻轻掸去后，竟露出了原封未启的“宣统”印记。
确是一座宝山！从溥仪登基时的清朝原档记载，到他退位后袁世凯亲笔加批的清室优待条件，以及张勋复辟时的“奏折”、“上谕”……不但应有尽有，尤令人吃惊的是，全部保存完好。他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居然发现了溥仪幼时练字描的红模子、写给婉容的半白不通的英文信，还有他给自己开的药方，亲笔书写的诗文、日记、信稿等等。其中，有一幅题为《杀孙殿英》的漫画，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时他对“东陵事件”的激愤。于是，珍贵的史料，被拍成二百多米的显微底片，拿给溥仪看，他惊讶了：“没想到，保存得这么好！”
他没有想到的还有——就是几位编辑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酷暑中，连续闷在小屋里工作了几个月。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王兰升昏倒在地；杨国鼎由于长时间将显微底片翻成文字，双目过累，后来一只眼睛竟猝然失明……
这些，溥仪自然不会毫无所知。他的回答是，努力配合文达，加速改稿。从此他睡得更晚了。漫长的冬夜，实在难熬。晚上一过十点，他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开了。幸好，植物园从山西买回一批柿子，保安为其留下几十斤，冻在外边窗台上。
另外，他亲手收获的胡萝卜也成了代用食品。整整一冬，这些胡萝卜、冻柿子为他填充饥腹，为渡过改稿的紧张时日立了功。但是，溥仪一向不吃“独食”，总与保安和保善分而食之。一次晚饭后，他有意省下半个窝头专为熬夜撑饿。偏巧，保安晚饭未吃饱，屋内的暖气又凉了，溥仪将半个窝头分成两半，递给了保安一半。没有菜，他与保安手攥干辣椒当菜，没嚼几口，都被辣得泪流满而，浑身冒汗，顿然寒意全消。一阵说说笑笑后，溥仪又拿起笔……
一上班，保安将头天晚上的事讲给了好友“小诸葛”。转脸儿，“小诸葛”碰到了溥仪：“昨天晚上，你们吃的真是窝头就辣椒吗？如果是这样，发生在您写书期间太有意思了。”
“谁说不是呢？昨天我流的眼泪简直像痛哭似的。也好，泪水可以洗心革面嘛！”溥仪的幽默回答，透出了乐观的情绪。
仿佛是个规律，一帆风顺之事甚少。正当改稿进度日渐加快时，突然，文达接到上级通知：赴甘肃，参加“整社”。写书之事，暂时搁浅。但不久，他又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
“陈毅同志指示：请你立即回京……”
这是一九六一年年初。原来，外文出版局正焦急地等待着将这部书译成各国文字。作为外办主任的陈毅得知后，马上下令调回文达。
溥仪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关心着此书的问世。毛泽东接见他那次，曾颇有兴趣地提起那部书。“我看过初稿了。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他提醒溥仪：“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现在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
彭真阅读书稿后，与毛泽东似有同感，在一次会上说：“溥仪是个皇帝，不是也改造过来了？他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前一半我看了，有点检讨太多了。当宣统皇帝的时候，还是个娃娃，进托儿所的年龄，有什么罪呀？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何况是个娃娃。其实就说说那时候糊里糊涂的当了皇帝就行了。后来，到东北当了伪满皇帝才有问题……”
夜晚，周总理的洪亮声音，不时从枝叶茂密的西花厅传出：
“你最初写那本书用了多少时间？”
“大约一年……”溥仪轻声而语。
“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再改，尽量改得完善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你就站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改造好了。”
当改稿正进入紧张阶段，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溥仪和溥杰时，就修改书稿，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你的书还应该修改一下。”周总理和蔼地说，“那本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
说到这儿，他抬起手，轻轻摆了一下：“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啦，中国人民对清朝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印象已经淡了，记得的人也不多了，但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清朝亡了就说明它不好，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话音落前，周总理的手掌用力向下顿了一下。这一掌像劈开了溥仪心头的迷雾，使他的内心仿佛豁然开朗。“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耐人深思的话。
最初，他改稿时抱定的宗旨是“忏悔”、“暴露”。而这次听了周总理的谈话，他说：“我要改好《我的前半生》，让世人了解，一个过去剥削、压迫人民的皇帝是如何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的！”
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他不认识自己，也就根本无法写出自己——即使是在编辑的帮助下。在写自己的过程里，他逐步认识了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溥仪在后半生，很难用文字所能表达出的最为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