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察必皇后及其他后妃
察必皇后出身于弘吉剌部族，她的父亲是该部有名的首领按陈。按陈的妹妹孛儿台嫁给了成吉思汗，被尊为光献翼圣皇后，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皇子的母亲。按陈本人于1215年被赐号国舅。窝阔台汗降圣旨说：“（弘吉剌部）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由此，弘吉剌部成了蒙古诸部中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的主要姻亲部族。察必嫁给忽必烈，可谓亲上加亲，家世愈贵。（《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传一》；《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禅传》）
察必容貌秀丽，禀赋娴雅，颇得忽必烈喜爱。她聪明敏捷，晓达事机，在忽必烈即位前后，还能左右匡正，给予忽必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1259年蒙哥汗猝死钓鱼城之际，忽必烈远在攻宋前线。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图谋在漠北自立为汗，暗中派阿蓝答儿乘驿传抽取兵丁。察必在派使者责问阿蓝答儿擅自调兵原因的同时，又派出急使赶到鄂州军中通报忽必烈，劝其赶快北返。忽必烈闻讯，颇为震惊，遂果敢决定与宋军议和北返，先解决汗位归属问题。因此，在汗位谁属的关键时刻，察必留守辅佐功不可没。
中统初年，察必被立为皇后。此时，她更注意运用自己的地位，辅弼忽必烈处理好朝政。一天，四怯薛官奏请割大都近郊土地以供怯薛宿卫牧马，忽必烈予以批准，是察必的劝谏，使忽必烈收回成命，此后更停止割地牧马。在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之际，察必皇后留守燕京。当时，包括姚枢在内的藩邸旧臣大多外出担任十道宣抚使。察必皇后特意遣使把出任东平宣抚使的姚枢召回燕京，以教授儿子读书和帮助处理朝廷疑难之事。（《元文类》卷六十《中书左丞姚公神道碑》）
至元十年（1273）三月，察必皇后正式受册封，上尊号为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
有趣的是，在忽必烈吸收汉法的同时，察必皇后也部分接受了汉文化。在听到汉人文臣王思廉读《资治通鉴》，其中有唐太宗杀魏徵语和长孙皇后进谏之事时，察必皇后有所领悟，劝其择善言进讲忽必烈。受忽必烈的影响，察必皇后还注意节俭，保持蒙古草原妇女勤劳本分，自己动手缝制衣物。至元十八年二月，察必皇后在大都逝世。成宗朝追谥昭睿顺圣皇后。
忽必烈的另一位皇后南必也是弘吉剌氏。南必皇后是纳陈那颜之孙仙童之女，也是察必的侄女。至元二十年正月被纳为皇后，继守察必原先的斡耳朵。《史集》中说，察必皇后死后一年，忽必烈把南必皇后引进察必的禹儿惕和帐殿，因为她是察必皇后的侄女。《元史》卷一百六《后妃表》也将南必列在世祖第二斡耳朵察必皇后之后。南必生一子，名为铁蔑赤。
忽必烈晚年，南必颇参预朝政。因忽必烈年事已高，宰相大臣往往难以朝见，若有政事，经常通过南必奏闻。忽必烈死后，南必皇后也参加了拥立成宗的上都忽里台贵族会议。
忽必烈的其他后妃还有，第一斡耳朵帖古伦大皇后，第三斡耳朵塔剌海皇后、奴罕皇后，第四斡耳朵伯要兀真皇后、阔阔伦皇后。察必皇后和南必皇后则属于第二斡耳朵。忽必烈又有八八罕妃子、撒不忽妃子和泰定三年（1326）奉诏守忽必烈斡耳朵的速哥答里皇后。有关忽必烈之体貌和后妃的情况，《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如下的记述：“君主的君主，名称忽必烈的大汗之体貌如下：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有妇四人为正妇，此四妇诞生之长子，于父亲死后依礼应承袭帝位。此四妇名称皇后，然各人别有他名。四妇各有宫廷甚广，各处至少有美丽侍女三百，并有武侍臣甚众，及其他男女不少，由是每处合有万人。大汗每次欲与此四妇之一人共寝时，召之至其室内，有时亦亲往就之。尚有妃嫔不少，兹请为君等叙其选择之法。鞑靼有一部落名称弘吉剌，其人甚美。每年由此部贡献室女百人于大汗。命宫中老妇与之共处，共寝一室，试其气息之良恶，肢体是否健全。体貌美善健全者，命之轮番侍主。六人一班，三日三夜一易。君主内寝之事，悉由此种侍女司之，君主惟意所欲。三日三夜期满，另由其他侍女六人更番入侍。全年如是。概用三日三夜六人轮番入侍之法。”
二 诸皇子、皇孙
忽必烈诸皇子，见于记载的有十二个。依照蒙古子以母贵的习俗，十二皇子亦有嫡庶之别。察必皇后所生嫡子有四人：朵儿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其他后妃所生庶子八人，曰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铁蔑赤。
忽必烈比较重视皇子的教育。早在为藩王时期，忽必烈即命令名儒姚枢教授真金《孝经》，讲授完毕，又准备饭食以飨姚枢。姚枢随从忽必烈南征大理，即令儒士窦默继续教真金。临行，忽必烈赏赐玉带钩给窦默，还特意嘱咐：“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此后，忽必烈命令王府“主文书，讲说帐中”的汉人侍从董文用给那木罕、忽哥赤教授儒家经书。至元元年八月，忽必烈又委任李槃为皇子忙哥剌说书官，高道为那木罕说书官。至元二十七年，应太子妃阔阔真的请求，忽必烈又命令已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董文用为皇孙铁穆耳等讲授儒学经书。董文用在讲授儒学经书要旨的同时，还附入国朝故事，“丁咛譬喻，反复开悟”，他自己则受到皇孙的礼遇和尊重。（《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传》；《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内翰董忠穆公》）
由于忽必烈悉心安排，忽必烈诸皇子及皇孙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除了汉文化，忽必烈也注意皇子、皇孙的佛学教育。忽必烈曾诏命在御前诵说佛家经典的近侍畏兀儿人大乘都为皇孙阿难答之师。在阿难答嗣为安西王离京出镇时，忽必烈批准大乘都跟随。（《雪楼集》卷八《秦国先墓碑》）
或许是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的缘故，帝师八思巴对诸皇子及皇孙的影响也比较大。八思巴异母弟异希迥乃很早就担任皇子忽哥赤的宗教老师。至元九年五月，八思巴在临洮为忽哥赤撰写《授皇子忽哥赤口诀》。有关八思巴与皇子、皇孙的交游情况，文献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因为忽必烈和察必皇后皈依佛门以及八思巴授教戒、赠诗、祈祷等活动，皇子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忽哥赤、奥鲁赤及其子孙，大多数也成了藏传佛教的信徒。
由于窝阔台汗颁布圣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忽必烈子孙和蒙古弘吉剌部上层联姻最为频繁。忽必烈的女儿和孙女也有很多下嫁到弘吉剌部。另外，忽必烈子孙与汪古部的联姻，同样是世代相续。基于族外婚原则的世代联姻，始于成吉思汗时代，相继造就了与黄金家族保持世代联姻关系的弘吉剌、汪古、亦乞列思、斡亦剌等四个蒙古诸部中地位颇高的姻亲部落。不过到忽必烈时期，上述四大姻亲部族已大致缩小为弘吉剌、汪古二部，亦乞列思、斡亦剌二部虽然仍有数例与忽必烈家族的通婚，但已缺乏连续性。1274年，高丽忠烈王娶忽必烈之女为妻，从此大部分高丽国王均娶蒙古公主为妻，由此蒙元皇室增加了一个新的姻族，而且与联姻蒙古皇室的高昌亦都护类似，也来自被征服的内属国。
此时的世代联姻关系还导致一些近亲结婚的消极现象。就忽必烈家族而言，不难举出近亲联姻的事例。如弘吉剌部斡罗陈尚忽必烈女囊加真公主，而斡罗陈之女失怜答里又成了忽必烈之孙铁穆耳的妻子。联姻范围变窄，某些近亲婚姻势必带来皇室人口质量的下降，成宗铁穆耳所立皇太子德寿夭亡以及元后期多数皇帝寿命不长，或许与此有某种因果关系。另外，忽必烈女囊加真公主的两次改嫁和被前夫之弟收继，说明入元以后，贵为皇女、公主的忽必烈家族女性成员，并不讲究汉地式的贞节观念，依然按照蒙古草原古老的收继婚俗处理自身婚配。
忽必烈本人对子孙的婚配也比较关心。据说，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就是由忽必烈亲自选定。
一次，忽必烈外出田猎，途中口渴，行至一座牧民毡房。见一名少女正在劳作，于是向她索要马奶酒。少女回答：“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忽必烈闻此言欲离去，少女又说：“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很快，女子的父母果然归来，拿出马奶酒让忽必烈喝个痛快。事后忽必烈感叹道：“得此等女子为人家妇，岂不美耶！”不久，忽必烈与大臣们商议替真金太子选妃，提出几个人选，忽必烈都没有应允。一位老臣回忆起忽必烈对那位少女的赞誉之言，又得知她尚未许嫁，于是向忽必烈推荐此少女。忽必烈非常欣喜，终于纳此女为太子妃。她就是弘吉剌氏阔阔真，又名伯蓝也怯赤。此外，忽必烈曾把汉族侍女郭氏赐给皇孙答剌麻八剌为妻，郭氏生子名阿木哥。（《元史》卷一百一十六《后妃传二》）
三 真金太子
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汗位继承始终缺乏固定的制度。忽里台贵族会议推举，大汗生前指定，各宗室支系的军事、政治实力等因素，都在发挥作用。蒙古草原家产分配习俗中长子优先与幼子守家的冲突，日益增长的汗权与忽里台贵族政治权力的冲突，各宗室支系之间的利益矛盾，均会在汗位继承问题上交织、汇集而至爆发，每当汗位交替的时候，经常出现汗位争夺危机和政局的动荡。从窝阔台汗到贵由汗，从贵由汗到蒙哥汗，从蒙哥汗到忽必烈汗，汗位争夺愈演愈烈，甚至引发了军事对抗，造成蒙古帝国的分裂。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在一批汉族儒臣的辅佐下，把定国本和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当做行汉法的组成部分，积极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与改革。所谓定国本，就是用汉地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及预立太子，改变蒙古国汗位继承的混乱状况。
真金是忽必烈第二子，察必皇后所生。因长子朵儿只早年病逝，真金实际相当于嫡长子。真金的少年时代，伴随着忽必烈总领漠南和尝试以汉法治汉地的改革。他从十岁起，就按照忽必烈的命令，跟随藩邸著名儒士姚枢读《孝经》，每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性情。姚枢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另一名儒窦默接替姚枢成为真金的老师。刘秉忠的学生王恂此时也被忽必烈任命为伴读，长期辅导真金。
1259年忽必烈率兵南征鄂州之际，真金跟随其母察必留守开平。当时，阿里不哥图谋在漠北自立为大汗，其党羽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乘传行至距开平仅百余里处。察必派人质问阿蓝答儿：“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蓝答儿无言以对。后来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贾似道议和北归，谋臣郝经即提议召真金镇燕京，与阿里不哥所委派的燕京断事官脱里赤相抗衡。虽然当时真金年仅十七岁，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能代表忽必烈支系，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陵川集》卷三十二《班师议》）
忽必烈即汗位后，真金于中统二年十二月受封燕王，守中书令。枢密院立，又兼判枢密院事。真金是忽必烈诸皇子中第一个封王爵者，按照后来元朝确定的王爵制度，燕王属于第一等金印兽纽一字王，其王号又隐含着国邑在燕地。所以，在与真金关系密切的汉族儒臣看来，由于封爵和充任中书省、枢密院长官，真金已接近储君的地位。
忽必烈正式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是在至元十年。对真金的册封体现了忽必烈对旧有汗位继承方式的祖述变通和锐意改革。从对真金的册文中还可以看到，忽必烈从成吉思汗祖制遗训中为自己册立真金太子找到了一定的合法依据，同时也摆脱了蒙古草原继承法与贵族会议推戴旧俗的纠缠。不过忽必烈册立真金为太子引发了皇幼子那木罕的不满，忽必烈为此生了气，将那木罕大骂一顿。
真金被立为太子那一年九月，应刘秉忠等提议，忽必烈设置东宫宫师府和詹事院，使其隶属于太子真金。真金太子东宫还设立了附属的侍卫亲军，这支侍卫亲军包括蒙古军和汉军两部分，拥有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的两支侍卫亲军无疑增加了太子在朝廷中的权势。真金太子还和其他皇子一样，享封食邑、岁赐等，且所封食邑数量超过其他嫡皇子。
真金崇尚儒术，在东宫宫师府和詹事院等官属周围，招徕、聚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汉人儒臣群体。真金在身旁汉族儒臣的影响下，逐步儒化。迄真金监国前后，他已经能够翻阅汉文儒学书籍，对汉唐君臣施政得失和礼法遗事，也可以津津乐道，评头论足了。由于众多儒臣在东宫长期宣传儒家文化，真金太子成为忽必烈子孙中最早儒化的重要人物。当忽必烈在统治中后期对汉法产生厌倦或倒退情绪，真金太子就充任了继续汉法改革的支持者。在义与利的问题上，真金大抵是遵循儒家重义理而轻财利的原则来处理的。
阿合马专权之际，真金厌恶他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史集》在谈到真金太子与阿合马的关系时，有如下描述：“汉人异密们由于嫉妒而仇视。真金也对他没有好感，甚至有一次用弓打他的头，把他的脸打破了。当他到了合罕处，[合罕]就问道：‘你的脸怎么啦？’他回答道：‘被马踢了。’[正好]真金在场，他就生气地说：‘你说得无耻，[这是]真金打的。’还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合罕的面狠狠地用拳头打了他。阿合马一直都怕他。”
对受阿合马排挤的一些汉法派儒臣，真金不断予以支持。一些汉法派儒臣也呼吁真金痛下决心，在剪除阿合马奸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真金并没有辜负这些儒臣的期望，他虽然没能说服忽必烈除掉阿合马，但反对阿合马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后来，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之所以能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利用阿合马唯独害怕真金的心理，冒充太子真金哄骗阿合马出迎。
至元十六年，忽必烈在太一道教主李居寿和近侍、符宝郎董文忠的怂恿下，正式批准真金太子监国，史称真金监国。真金监国，明于听断，凡是四方州郡科敛、挽漕、造作、和市，关系到百姓休戚的，接受启白，即日奏请皇帝罢止。真金太子监国是汉法派儒臣官员的一个胜利，它虽然是由太一道教主李居寿和近侍董文忠出面促成的，但背后支持力量主要是汉法派儒臣官僚群体。（《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传》；《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文忠传》；《牧庵集》卷十五《董文忠神道碑》）
由于许衡、姚枢、窦默等代表人物相继逝世，忽必烈朝中后期，汉法派儒臣官员几乎没有什么主帅级人物。真金太子监国，至少使朝廷有了一位可以为汉法派儒臣官员撑腰的政治代表，以与权臣阿合马及卢世荣相抗衡。故忽必烈朝中后期，汉法派儒臣官员在朝廷中书省等枢要衙门势力较弱，仅有安童、和礼霍孙等短暂掌权，而阿合马及卢世荣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忽必烈。
真金监国虽然给汉法派儒臣官员带来了一定的高层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借助真金的力量在朝廷占据上风。随着政治理念和政策倾向差异的加深，真金太子与忽必烈之间的分歧或裂痕也在扩大。
至元二十二年，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上封事说：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预外事”。御史台官员接到此奏章后，觉得非同小可，于是秘密扣压下来，未予转奏。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等得知此消息，借钩考朝廷诸司钱谷之名，欲拘收内外百司案牍，以揭发南台御史的奏章。御史台专司案牍的首领官都事尚文，执意扣留这份奏章，不肯交付。（《菊潭集》卷二《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元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传一》）
答即古阿散随即将此情况报告忽必烈，忽必烈命令宗正府官员薛彻干赴御史台索取。尚文感到事情紧急，立即秉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急忙与中书省丞相安童商议，入宫主动奏明事情原委。忽必烈听罢，为之震怒，质问玉昔帖木儿和安童：“汝等无罪耶？”安童进奏曰：“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安童这番上奏，使忽必烈怒气稍解，终于批准了二人的上奏。结果，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以奸赃罪被处死，南台御史的禅位奏章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遗憾的是，体弱多病的真金太子听到父皇震怒的消息，恐惧不安，不久即谢世，年仅四十三岁。真金之死，的确是汉法派儒臣官员在与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的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寄托于真金的较彻底的汉法改革希望随之破灭。此后，桑哥的专权跋扈和汉法派儒臣官员所受的压抑，均超过阿合马当政时期，或许果与真金的谢世有关。（《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传》；《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传》）
四 皇孙甘麻剌与铁穆耳总兵漠北
甘麻剌是真金长子，阔阔真所生，自幼由祖母察必皇后抚育，日侍忽必烈，未尝离左右。至元二十三年，甘麻剌奉命出镇漠北，与北安王那木罕分镇漠北东西两地。那木罕偏重于守护太祖四大斡耳朵、统领漠北各大千户及控御防范东道诸王，甘麻剌的使命则重在统领称海一带的元军，并直接与叛王海都作战。至元二十六年，叛王海都率兵大举东犯，甘麻剌所部与海都在杭爱岭一带展开激战。由于海都的军队抢先占据险要地形，元军作战失利，惟有土土哈率领的钦察军勇往直前，与敌鏖战，掩护主帅甘麻剌突围而走。杭爱岭战败后，元军全线溃退，和林一度被海都攻占。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又改命伯颜以知枢密院事镇和林。甘麻剌奉旨率部曲南撤至大都附近的柳林休整。《元史·显宗传》“世祖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等语，乃是有意掩饰甘麻剌在漠北战绩欠佳，被迫撤离原镇戍地的一套遁词。至元二十七年冬，忽必烈正式将甘麻剌调离漠北，封其为梁王，出镇云南。直到那木罕死去，甘麻剌才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由梁王改封晋王，代替那木罕“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沿袭北安王那木罕旧例，晋王甘麻剌是以整个蒙古本土为镇戍或监护对象。作为成吉思汗产业的蒙古中央兀鲁思及四大斡耳朵，都被置于晋王的统领之下。（《元史》卷一百一十五《显宗传》；《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
甘麻剌性情仁厚，小心谨慎，从无妄言，言语直率而无隐瞒。且信仰佛教，御下有恩，管束部众颇严。在柳林休整期间，甘麻剌担心廪膳分配不均，命令左右近臣掌管，分给随从兵士。又特意训诫部众：汝等饮食既足，若复侵渔百姓，那将是自取罪谴，不要后悔。赴云南途中，随从兵卒、马驼不下千百计，经中山、怀孟等地，未曾横取于民众。这些对他日后争夺皇位也有一定的影响。（《元史》卷一百一十五《显宗传》）
铁穆耳是真金太子的第三子，生于至元二年（1265）九月，其母也是阔阔真。至元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乃颜之乱爆发后，铁穆耳奉命率军征伐，立下战功，并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至元三十年六月，忽必烈命令铁穆耳总兵漠北，以知枢密院事玉昔帖木儿辅佐以行。自甘麻剌在杭爱岭战败，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元廷本来把北边的军事防务交给了平定南宋的统帅伯颜。伯颜担任和林知枢密院事，全权负责对付海都的防御和作战，其间元军多守势。这时有人劾奏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因仍保守，无尺寸之功。忽必烈颇信此言，所以让铁穆耳偕玉昔帖木儿取代伯颜总兵北边。
当时铁穆耳对卸任的统帅伯颜依然颇为尊重。他举酒为伯颜饯行，询问道：“公去，将何以教我？”伯颜举着杯中酒说：“可慎者，惟此与女色耳。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冬夏营驻，循旧为便。”对于伯颜的忠告，铁穆耳全部采纳。伯颜告诫铁穆耳慎于酒色，也是有的放失。据说铁穆耳是个酒鬼，忽必烈曾想方设法规劝和责备他，都无济于事，甚至杖责他三次，还派护卫监视和阻止他酗酒。后来直到即位，铁穆耳才自动改掉了酗酒的嗜好。
铁穆耳于至元三十年取代伯颜担任北边抵御叛王海都的元军统帅。这个角色和位置，与兄长甘麻剌几乎同等重要。同时，铁穆耳总兵漠北的一个特殊之处是持有其父真金所用的皇太子宝。铁穆耳赴北边之初，忽必烈并未授予此印章。皇太子宝是铁穆耳赴北边途中临时召回上都授予的。奉命召回铁穆耳的是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之孙伯颜平章。此人取了一个与前述知枢密院事相同的名字。劝说忽必烈让铁穆耳承嗣其父皇太子印章的还有大汗近侍阿鲁浑萨里，奉命将皇太子宝送到铁穆耳府邸的也是此人。持有了皇太子宝实际上等于预先获得了其父真金太子的储君地位。这样，铁穆耳比起兄长甘麻剌，在出镇漠北以外，又多出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