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告别虞姬，突围而出，自悟天意后在乌江西岸自刎而死，想把自己的头颅献给故人吕马童。他死后，汉将王翳取走其首级，跟随的汉骑为争功，互相践踏夺取尸体，几十人在争夺中被杀。最后，吕马童和郎中骑将杨喜、郎中吕胜、杨武各得一个肢体。五人把项羽的尸体合起来，完全能对得上。验证后五人瓜分了汉军悬赏的万户之邑。另外，吕马童被封为中水侯，地在今河北省献县西北；王翳为杜衍侯，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南；杨喜为赤泉侯，地约在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杨武为吴防侯，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吕胜为涅阳侯，地在今河南省镇平县南。项羽的败亡，成就了大汉的基业，他也以自己分裂的身躯成全了五位侯爵。
对项羽的败亡，后人曾有不少评价。唐人汪遵作诗《项亭》，认为项羽不施仁政，该当败亡：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
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
宋人张来作《项羽》诗，持相同观点：
沛公百战保咸阳，自古柔仁伏暴强。
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
清人王昙在谷城酒祭西楚霸王墓，以诗作对项羽失败的若干原因作了评论：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
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催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
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今人毛泽东挥师夺得大半国土后，面对残敌的求和，则从项羽关中纵刘的行为中总结历史教训，作为自己制定政治对策的借鉴。在一首《七律》中，他表达了一种明确的史实评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楚怀王熊心当年封项羽为鲁公，项羽死后，楚地皆降，只有鲁拒不归附。汉军带着项羽的头颅让鲁人观看，鲁地父老们这才投降。刘邦以鲁公之礼将项羽葬于谷城（今山东平阴县西南东阿镇），为之发丧，洒泪而去。
项羽是秦末政治舞台上极为显赫的人物。以前205年底为线，他的政治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对秦朝主力实施了沉重打击，极大地支持了各路义军，推动了秦王朝的崩溃，成了反秦斗争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受人推崇的领袖。在后一时期，他担负了支配和维护天下政治局面的责任，由于战略、用人等诸种失误和暴虐、幼稚等性格特点，他迅速走向败亡。他勇力罕有，智力不及；霸主在握，金瓯失手，至今能听到悲壮的挽歌。
范增：智慧沙漠中的一枝孤藤
每一位政治领袖的身边都会有出谋划策之人，项羽身边的筹谋人物当属范增。
范增是居巢（今安徽巢县西南）人，平时在家，好出奇计。陈胜大泽乡起义时，他年届七十。不久，项梁率会稽子弟兵渡江而西，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范增前往投奔，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反秦事业。
范增和项梁相会于薛地。当时陈胜已被杀害，张楚大旗已倒，反秦斗争陷于低潮，项梁、刘邦等义军首领正相会于薛地，商议挽救时局的方针和策略。范增的到来适逢其时。
范增见到项梁等将领，首先分析了陈胜所以失败的原因。他认为，秦灭六国，楚人的仇恨最深，人们至今还怀念被秦人冤死的楚怀王，因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是有道理的。而陈胜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不能充分利用楚国反秦的力量，导致其势不长。接着范增论证和提出了反秦的策略，他认为项梁渡江以来，楚地将领纷纷前来依附，就是因为项氏世代为楚将，人们以为他能复立楚国社稷。他建议应该顺从民众愿望，扶立楚王的后裔。项梁等人毅然接受了范增的提议，找到了在民间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复立为楚怀王，草创了楚国政权。
范增在七十岁的年龄上热烈地投身于反秦斗争，决心为反秦事业贡献余生，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义军将领出谋划策，对陈胜失败之原因的分析虽然不是非常正确、全面，但提出扶立楚王后裔的建议，使反秦斗争获得了一面新的旗帜，对团结和协调各地的反秦力量，促使反秦斗争重新走向高涨都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义军将领多是行伍出身，范增的加盟，不仅是人才的增加，而且改善了领导集团的能力结构，对楚国的反秦斗争大有裨益。由于他年龄为大，项羽后来对他以亚父称之。
范增加入义军后，经历了怀王之立、项梁阵亡等事件，楚军救赵时他被熊心任为末将，随上将军宋义及次将项羽同行，自然也经历了无盐兵变、巨鹿之战和坑杀秦卒等事件，一路进入关中。
入关中后，秦朝已经灭亡，身为四十万军队统帅的项羽听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立即下达了次日进攻刘邦军队的命令。范增极力支持项羽的决定，对他说：“刘邦过去贪财爱色，进了关中后，一改过去的毛病，表明他的志气不小。我让人察看他那边的云气，有龙虎之状和五彩之色，这是天子的气象，请赶快进攻，勿失良机。”
范增大概有他的谍报人员，一到关中，并未与刘邦接触，就已掌握了其活动特点。他与刘邦在扶立熊心为王时开始认识，打过不少交道，互相熟悉。经过前后比较，发现了刘邦的变化，由此窥觉和领悟到了其必有的宏图大志。关于云气的说法未可详知，但也反映了范增对刘邦的异常关注。无论如何，范增在秦灭后已把刘邦视作威胁项羽霸主地位的真正对手。秦朝已亡，社会利益格局将有大的调整，不少人另觅新主，但范增对项氏的不变忠诚和对时局观察的准确还是令人敬佩的。
由于项伯与张良的串通撮合和项羽本人的糊涂懵懂，次日的兵刃之战出乎意料地转化成了鸿门酒宴。酒席上刘邦谨慎致谦，掩盖真相，一意弥合矛盾；项羽被人迷惑，毫无设防，只顾酣然畅饮。范增以亚父身份坐于席之尊位，他希望项羽在酒席上下决心就便处理掉刘邦，几次瞅着使眼色，又多次举起所佩的玉？向项羽暗示。见项羽终究默然不应，范增起身离席，在外面召来项羽的堂弟项庄，对其交代说：“你可入席敬酒，之后请求舞剑，乘势将刘邦刺杀于座席上，免得我们这些人将来做了他的俘虏。”项庄领命入席，按吩咐拔剑起舞，只因项伯主动对舞和遮蔽刘邦，项庄未能得手。后来，刘邦部属樊哈带剑拥盾闯入酒席，项羽赐之酒肉，打乱了范增的安排。刘邦借口如厕脱身逃走后，范增将刘邦送来的白璧弃置于地，拔剑击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失望的悲叹之语。
范增始终把刘邦视作争夺项羽天下的最大敌手，他曾力主大军进攻刘邦部队，当兵刃化酒宴时，也许他以为这是以较小代价杀掉刘邦的最好机会，因而又是给项羽举？暗示，又是召项庄入席舞剑。他是鸿门宴上战争气氛的推动者和操纵者。他的上述两项策划，由于项羽不配合，项伯闹对立，以及刘邦的机警而失败，争夺天下的生死之敌在眼皮底下溜掉了，致使他万分失望。他把受敌之礼视作模糊阵线、敌我不分的昏聩行为，因为无法退还其礼物，宁可毁之，他的“竖子”之叹，明指项庄，实指项羽，事后他更明白地对人讲：“夺项王天下的人必定是刘邦，我们大家都将成为他的俘虏。”
在秦灭后的天下利益大改组中，范增立场坚定，目标清晰，但他无法从根本上影响项羽在某些关键事情上的政治行为。项羽分封诸侯时，刘邦按约定应分得关中之地做王，大概是范增出谋定计的结果，项羽提出：“巴、蜀也是关中之地。”因而将刘邦封于关中秦岭之南做汉王。这已是范增对刘邦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制。
项羽在西楚立国，范增被封为历阴侯，领地在今安徽省和县，后来楚汉战争长期相持于荣阳一线，前204年项羽时常在前线侵夺汉军的运粮甬道，刘邦粮食短缺，支持不住，请求以荣阳为界，双方讲和罢兵，项羽准备答应。范增坚持说：“汉军现在容易对付。如果放弃不攻，以后必定要后悔。”项羽于是增兵包围荣阳，志在必得。刘邦在危机关头使用了部属陈平的反间计，在项羽使者的饭菜质量上巧做文章，他见使者后佯装惊愕说：“我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原来是项王使者。”遂换上了粗劣的食物。项羽闻报，怀疑范增与刘邦私通，削减了他的权力，范增大怒道：“天下事大体已定，你好自为之。”提出退职甘当平民。项羽同意后，他离开前线回彭城，半道上背发毒疮而死。
年届七十五岁的范增仍在前线随军，已十分不易，他继续坚持数年前对刘邦持有的坚决打击，毫不手软的方针，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提出了拒绝讲和，包围强攻的主张。当战争正如他的所料，顺利进展时，他无法忍受来自年轻主上无缘无故的怀疑，怀着对项羽的极大失望和甘做一介平民的决心，弃置官职，负气离去。所谓“天下事大体已定”的离别之言，不是他判断错误，就是有意讽刺。事实上，在范增身后，楚军虽有夺取荣阳和成皋的战场胜利，但战略形势已开始发生根本逆转，垓下之败仅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值得提及的是，范增虽然在遭受项羽无端怀疑后“乞骸骨”负气离职，甘当平民，但他仍把楚都彭城作为最后的归宿地，表明了他对楚国的信心和矢志不移的忠诚。一位忠诚辅国的老人最后落到了遭人猜忌，职位不保，恶气填胸，病死途中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明人吴易路过黄河不远处埋葬范增的商丘坟墓，把它与汉朝五位皇帝的陵墓比较，感慨作《亚父冢》：
河决川原几变更，商丘何事独峥嵘。
五陵王气销烟草，玉斗千年恨未平。
吴易赞赏范增在鸿门宴上识定刘邦，击碎玉斗的智慧，他大概以为，若无项羽的猜忌，以范增的智识，不应输给刘邦。与吴易同代的高启则把范增与舍命支持儿子追随刘邦的王陵之母作比较，认为选定项羽辅佐，空劳心神，是无智的表现。其《读史》一诗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
不识兴王自有真，尊前示谩劳神。
当时谁道翁多智，不及王家老妇人。
应该说，在项羽军中缺少人才的情况下，范增应该算得上一位极得力的谋臣，他自投军后，谏立怀王，力主杀刘，诳封汉中，荣阳拒和，这些都是不错的谋划。然而，人们也无法将这些筹谋做过多的夸大，除过鸿门宴上力主杀掉刘邦，可能除掉项羽的生死之敌，会影响到天下政局的改变外，其他三项建议均被采纳，未见后两策有改变楚汉格局的出奇效果。范增的筹谋多属解决具体事情的计策而不是能够影响大局的谋略，对项羽在分封、战略和用人上的失误，以及动辄坑卒的暴行，未见他有纠正和弥补的表示。他是项羽分封方案制订的参与人，对其中的重大失误应负有连带责任。他跟随项羽约五年，碰到的事情应该极多，提出过的建议却极少。如果不是对楚国的事业置身度外而听任事态的恶化，那这些表现就是认同失误、头脑不清的表现在跟随项梁时，宋义曾发现了项梁失败的征兆，而范增却对这一事关全局和主帅性命的失败未能发现，并纠正，使之避免失败。因而他在辅佐项羽时的谋少筹疏，绝不仅仅是项羽拒纳忠言，压制意见所致，其中有不少自身的原因。总之，对范增的智识无法高估，项羽的军营是一片智慧的荒漠，范增是大片荒漠中的一株老藤。
项伯：身在楚营心念汉
楚军高级官员中有庇护刘邦的人物，这就是项伯。
项伯，名缠。他是项羽最小的叔父，早年曾杀了人，跟随韩公子张良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躲避。项羽统兵后，他任左尹，为令尹的副职，随项羽一起进入关中。
项羽听说刘邦欲守关自王关中，遂在鸿门发布命令：次日犒赏士卒，进攻刘邦。刘邦当时驻军霸上，并不知情，在大战即临，霸上将玉石俱焚的时刻，项伯想到了跟随刘邦的张良。张良曾有恩于他，两人关系极好。项伯不愿弃张良而不顾，连夜赶至霸上，找到张良，告以实情，要张良和他一起离去。张良借口说，危难时弃人而逃是不义的，遂将此事告诉了刘邦。
刘邦按照张良的提示，邀请项伯相见，施以兄长之礼，他奉酒相敬，约为婚姻，告诉项伯，自己入关后一直等待项羽到来，所以派兵守关是防止盗贼出入与意外事件，并不敢抗拒项羽。项伯答应将这些意思转告项羽，并叮咛刘邦：“明天早些来亲自向项王解释道歉”项伯当晚返回军中，向项羽报告了刘邦所说的话，并强调说：“刘邦若不先破关中，咱们能进来吗？进攻立有大功的人是不合道义的，不如他来后好好地款待一下”项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次日的兵刃之争转化成了鸿门酒宴。
项伯于险难中不忘朋友，有恩图报，不辞辛苦，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仁德情怀，这是极为可贵的，但他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秦灭后刘邦与项羽已成一对生死对手，自己身为楚军高级将官，当朋友之谊与政治利害相冲突时，究竟应把什么放在首位；二是要让张良离开霸上，可以找出多种借口，未必一定要把实情相告知。当真话有泄露军机之嫌时未必不可以说些善良的谎话。项伯对两个问题显然均未考虑，他把朋友之谊凌驾于政治关系之上，也没有说谎话的准备，因而向政敌之友泄露了自己军中最高机密。张良提出危难时不能弃友自逃，这和项伯要唤走张良的道理是暗合的，项伯也就同意了张良的请求，遂听任军中机密直送政敌刘邦。
刘邦感到自己力量不敌，决定软化双方的对抗，遂把项伯选定为行事的突破口。他对项伯极恭敬地约见、祝酒，结为亲家，又以圆通的理由，诚恳地解释了产生误会的事情，表明了他对项王的忠诚之心。项伯完全相信了刘邦的忠诚，甘愿充当双方和解的中介人，不仅给刘邦提出了一个自认不错的主意，而且说服项羽善遇刘邦，为刘邦的到来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次日的鸿门宴上，范增不断地暗示项羽，让乘机杀掉刘邦，项羽因在事前已被项伯说服，认定刘邦为忠诚有功之将，因而对范增的暗示默然不应。当范增召来项庄即席舞剑时，项伯一定看出了其中要杀刘邦的真意，立即拔剑对舞，常用身体遮护刘邦，使项庄一直难于下手。在项伯看来，刘邦来鸿门是自己出的主意，因而他实际上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对他的性命负责是自己应尽的道义责任；何况自己与刘邦已在昨晚结为亲家，更有一层亲戚关系包含其中。
在秦灭后的刘、项政治对抗刚一开始，项伯就不自觉地滑到了庇护刘邦的立场上。他根本没有把刘邦视作项氏的生死大敌，并且被刘邦的拉拢手段所迷惑，看到的只是朋友与亲家关系的情义，而忘了自己应有的政治身份。他和张良是对等的朋友，但张良始终把与刘邦的政治关系放在首位，从未给项伯的侄儿做过忠诚谋划；而项伯则把朋友关系放在首位，关键时设身处地地为刘邦着想。这自然首先缘于刘邦的为人之长，但同时也在于项伯的做人之昏。一场鸿门宴实在是项伯政治立场和个人才智的大表演。
项羽分封诸侯时，分给刘邦巴、蜀之地，这是秦朝贬谪流放罪犯之处，且蜀道艰难，地僻偏远，刘邦让张良送给项伯很多钱财，张良也把自己获赠于刘邦的百镒黄金、二斗珠玉一并送给项伯，让项伯为刘邦请求汉中之地。由于项伯从中活动，项羽答应了，刘邦于是得到了这块地盘。此地与关中只有秦岭之隔，不久就成了汉军反攻关中的基地。
刘邦入关中后掠取了秦宫不少财物，他拿出一些送给项伯，作为对其鸿门庇护之情的报偿，同时又提出了对汉中的土地要求。项伯收了大量钱财，甘为亲家朋友效劳。他不顾政治利益的需要，以项家的权力增加刘邦封地，个人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他似乎没有失掉什么，从中白捞了一把，但对后来项楚政权的稳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这一交易过程中，项伯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楚汉战争相持的后期，项羽把刘邦之父置于广武东边的俎案上，以烹杀相威胁，要挟刘邦决战，刘邦竟不理睬。在项羽欲杀太公的时候，项伯出面劝诫说：“天下局势尚未可知，况且为天下者不顾其家，杀了太公没有好处，只会添祸。”项羽听从了他的话，未杀太公，不久在鸿沟划界时将其放归。
项伯劝项羽勿杀太公，所言道理虽不清晰、充分，但绝非是出于仁道主义则可以肯定。因为，项羽坑杀活人无数，从未见项伯有劝谏的表示。他自己在九江王英布反叛投汉后，奉命收集九江散兵，也杀尽了英布的妻子儿女。此事出面相劝，一定是他想起了四年前刘邦与他在关中霸上的婚姻之约，既然结为亲家，就有保护亲家翁的义务。项伯勇敢地承担起了保护太公的责任，真实的心境不好说出，只好语焉不详地用大话劝阻，这其实是他政治立场的又一次表露。如果说分封诸侯之前，楚汉对立之势尚不明朗，项伯庇护刘邦的一切行为可以用头脑不清来解释，并加以谅解；那在楚汉战争已近四年的广武对峙之时，仍然暗存庇汉的态度，就难以作出正常的解释。
项羽败亡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地在今江苏省淮安县西南。赐其姓刘，但后来未见刘邦的哪位儿女与其子辈成婚。古人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刘邦赐项伯姓刘，不知是赏以同姓之尊，还是要借故取消以前的婚姻之约，因为当年霸上结亲本来就是刘邦临时求助的手段。项伯受封三年后死去，其嗣子项睢因罪未承爵。
司马迁在《汉功臣侯表》中解释项缠（伯）所以封侯的原因时说：“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楚军的左尹高官在汉军打败项羽时“尝有功”，这是耐人寻味的情况，其政治品格已跃然纸上。
关于霸王败亡的议论
以项羽为首的西楚政权是一个暴兴的政治集团，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烈火烧身的秦王朝要作垂死挣扎，以似乎强大的力量反扑关东，摧毁了陈胜张楚政权，几乎荡平了关东的反秦力量。在秋风萧杀、寒气弥漫的关头，项氏率江东八千子弟兵挺身而出，他们草创了以怀王熊心为名义的楚政权，联络各方势力，与秦朝势力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项梁阵亡后，项氏集团失去了一位关键的领军人物，但却强烈刺激了项羽的复仇心。这位心高气傲，不曾驯服的青年，在万般压抑的处境下发动安阳兵变，其后率领一旅虎狼之师破釜沉舟，在巨鹿大胜秦军，威服诸侯，一举扭转了反秦斗争颓败的局势，直至率军入关，把秦王朝彻底送进坟墓。
秦王朝以暴治民，推翻这一王朝需要以暴制暴，项羽以他拔山扛鼎的气力和敢作敢为的气魄，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制服暴秦的使命，他的奋勇击秦也符合关外各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加之秦朝大厦本身的蠢蚀和内朽，项羽的抗秦义举很快获得了辉煌的成功。这一成功把项羽推到了时代的巅峰，使他成了各路义军的领袖。
然而，灭秦之后天下政治格局的安排和维持却不是仅仅依靠气力就可以做好的事情。作为天下霸主，项羽仍然没有失掉力敌万人的盖世之勇，但在楚汉争战的短短四年中就迅速走向覆灭，兵败身亡。
项羽的败亡在于他分封方案的失策引起了秦后天下政局的激烈动荡，也在于他战略思想上的种种失误，他战略上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抵偿不了战场上的胜利。这些失策和失误，归根到底在于身边没有运筹帷幄的智谋之士和能征惯战的将帅之才。考察项羽集团的衰败过程，会清楚地看到，这个疆场无敌的集团虽强大无比，但人才却最为匾乏：没有人为项羽乾坤定策，没有人为他在战场独当一面，也没有人为他纠失谏过，有的却是暗护刘邦的亲叔项伯，营帐中幽恨断肠的虞姬。一幢堂皇大厦而无栋梁之柱，怎能不很快崩塌！
项梁留给项羽的故旧班属和关系网络中曾经不乏影响时势的人物，如韩信、张良、范增，以及后来的陈平等等，但项羽不能笼络人才、使用人才，反而常常疑忌和限制他们，最终除范增离职而去外，其余都先后投奔了刘邦。项羽相信的只是自己的盖世之勇，他的智识不能领悟人才的筹划，从而不能识辨人才的价值，最终被身旁的人才所抛弃。
项羽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才，在以暴制暴的关头，他虎豹出山，勇担道义，威服天下，成为霸王。但项羽毕竟不是谋勇兼济的帅才，他思想单纯，智识不高，想以匹夫之勇经营天下，终于金瓯失手，迅速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