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张旗
一、精兵简政的提出
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主力和全部伪军，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加快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投敌、通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公开调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军包围、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人口从1万万降到5000万以下，财政经济亦发生了严重困难。
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必须是精干有力的民主政权，我们的军队必须是精干有力的武装力量。但当时却出现了“鱼大水小”的状况，我们的政权组织存在着机构重叠复杂、上级冗员充塞、下级人力单薄、工作制度欠完善等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机关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了巩固解放区，开创新局面，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实行精兵简政，改变“鱼大水小”状况，使自己庞大的战争机构适应新的情况，就是此间党所实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最早提出精兵简政主张的是当时著名的绅士李鼎铭先生。1941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为加强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了“三三制”，开展了普选活动。李鼎铭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李鼎铭先生（此次会上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向大会提了“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并申述了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军政命脉。惟有政府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具体实施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5）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大会对李鼎铭先生的这一提案十分重视，作出了“交政府速办”的审查意见，并以165票通过了审查意见。获得如此多的票数，在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几百个提案中是居先的。这说明，精兵简政在它刚被提出，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拥护。
李鼎铭先生关于精兵简政的意见，很快就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郑重其事地把这一提案的内容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还特地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紧接着，中共中央在12月初及时地做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这样，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主张，便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后来曾说过，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二、精兵简政的贯彻及其成效
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号召，得到了各解放区政府、军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贯彻，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心脏、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精兵简政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十二月指示”精神和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2月向所属各县发出了相应的指示信，拟定了整编计划，组建了整编委员会。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缩编至原有人数的76%，建立了各种制度，边区政府各厅、院、处实行集体办公，确定了各县的组织机构。这次整编，取得了精简的初步成绩。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作了精兵简政的报告，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精简工作。
首先加强了领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西北局等单位组建了边区总编委员会，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组成，并要求各系统组建分会，做出整编方案。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6月召开了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确定边区政府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的政务领导机关，并具体决定实行第二次精兵简政，拟定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适当分开，合署办公”的四项办法，作为第二次简政之方针。中共西北中央局还组织了精兵简政委员会，负责检查督促这一工作。根据边区政府提出的方针、办法和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指示，陕甘宁边区于1942年秋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第一次精兵重在缩减人员、裁并骈枝机关，这次则重在建立制度、加强下层，缩减了边区一级的机构和人员，逐步实行了合署办公，加强了县政府的权力，健全了乡政府的组织。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明了精兵简政同当时形势以及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12月，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高干会上，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要求把简政和整风学习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精兵简政，并达到思想上的一致。
精兵简政的贯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表现在它有效地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所谓精兵简政，就是精简人员、缩小机构。从上面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即可看出当时在精简缩小机构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这里就不赘述了。
统一了领导。根据当时在政权机关中对于民主比较注意，而往往忽视集中的情况，把统一领导作为政权机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坚持了统一政策、统一政令、统一制度、统一领导和统一政纪。1942年底召开的边区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各厅、处是边府分掌政务的个别工作部门，尤须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原则”；“县政府各科须统一在县政府委员会领导之下”等，并且统一制定了干部的规章制度。经过努力，确立起了统一的、高效能的领导，而统一的领导带来了边区干部和群众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使边区呈现出干群一致军民齐心的崭新局面。
提高了工作效能。《解放日报》在1942年2月20日《再论精兵简政》的社论中明确提出：“精兵简政，这一口号之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各级政府和机关的职权和业务重新得到了划分和审定，这就改变了过去“平分秋色”分散精力和权限不清的现象；在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过程中，坚持了少而精的原则，特别是实行了合署办公，不仅节省了大量干部，而且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互相扯皮、“踢皮球”的状况。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工作效率。
节约了民力和财力。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讲到精兵简政问题时强调说：“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也指出：“精简本来也就是为了节约。”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收到了节约的良好效果。这在爱惜民力、节制动员方面也可看出：1941年延安动员民力60025人，1942年只动员了28493人，一年就减少52.4%；1941年绥德动员民力75196人，1942年只动员了900人，减少98.8%。从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数字也可看出，群众的负担大大减轻了；1941年征收粮食20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1945年减少到12万石。这是开源节支的结果，即发展生产和节约支出相结合的结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经过精简，节约经费46%，太行区1944年的公粮比1941年减征了一半。
改变了工作作风。通过精兵简政的贯彻，改变了“头重脚轻”、“以上代下”等弊病，加强了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使许多干部从会议和公文中解放出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干部的50%深入到各县区，增强干部的群众观念，大大改变了干部的领导作风。
党中央领导的这次精兵简政，不仅为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战胜当时的严重困难、开创新局面、夺取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我们的党、政、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三、精兵简政的几条重要经验
精兵简政为什么能够取得成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呢？这里谈谈几个方面的原因及其经验。
第一，在于当时切实能够把充分发扬民主和加强集中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李鼎铭先生为什么能够提出精兵简政这一中肯的意见呢？这与党为全面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提出施行的“三三制”政策是分不开的。而“三三制”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个创造，是抗日民主政权民主性的一个佐证。这正是李鼎铭先生参入边区政权机构，继而提出精兵简政主张的先决条件。
要搞好精兵简政，也需要在民主之基础上加强集中指导。没有一个集中的指导，这一政策要得到很好的贯彻是不可能的。1941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后，陕甘宁边区虽然先后在1942年初和秋季进行了两次精简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尚有部分同志对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这一重要政策执行不力。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述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对精兵简政的认识，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后，边区政府把精简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之一来抓，成立了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留守兵团司令部的代表参加的整编委员会，统一领导精兵简政工作。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对精兵简政的统一指导，促进了这一政策的有效贯彻。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一刀切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实行精兵简政，亦不例外。精兵简政，势必要裁剪和精简，但应根据实际情况，该增则增，该减则减，提出实事求是的裁剪和精简方案。根据当时政权机关愈往上看愈见庞大的状况，陕甘宁边区在区以上的机关规定了精简的方针：“应该移下的业务移下之，应该分给其他机关的业务分出之，应该取消的空头机关取消之，应该合并的机关合并之，应该紧缩的机关紧缩之。”根据当时乡政权的能力不够强，效能不够高，人员配备软弱状况，边区政府在1942年底把加强乡政权作为当时的急务，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在乡政权中增设文书。
第三，中央机关做出了榜样。1943年3月20日，中央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宣布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且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同时对中央的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资料室合并成精干的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民运委员会，由邓发任书记，蔡畅任副书记。《决定》明确指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灵活”。这些，对于精兵简政的更好贯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切实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以思想上的贯彻来保障组织上的贯彻。精兵简政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等等。可见，它不仅涉及一系列的组织问题，而且也涉及一系列的思想问题，如果不加强思想工作，不能够首先在人的思想上贯彻，不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和障碍，精兵简政的政策，就不会真正有组织上的贯彻。为了使精兵简政真正从组织、思想等方面得到贯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采取了把简政工作和整风学习结合起来的办法，并规定把《简政实施纲要》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在精简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非正确观点和错误认识，通过整风学习加以解决；整风学习提高了大家对精兵简政的认识，摒弃了一些非正确观点，促进了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贯彻。
第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总结在精兵简政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的经验，然后推广之。1941年至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了精兵简政的经验介绍和情况报道100多篇。太行区简政工作成绩显著，毛泽东亲自批转了《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做到了典型引路。由于能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注重调查研究，把工作的布置与检查、总结结合起来，所以精兵简政的效果一次比一次好。
第六，妥善、合理安排被精简人员。对被精简人员能不能做到合理安排，这直接关系到精兵简政能否顺利进行。精兵简政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工作效能，如果做不到合理安排干部，势必要影响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的目的也就不能达到。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对人员的精简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步骤，这样有利于调整干部，充实基层。对于编余人员，除老弱病残者按实际情况予以适当照顾外，一般采取了三种安排方法：一是加强下级，二是转入生产战线，三是送学校深造，培养提高。在边区的第三次精简工作中，调派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下乡，使专署和县配备了必要的知识青年干部，把一部分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而可以暂时脱离职务的干部调到干部学校学习。这种安排是十分恰当的，它既使民主政权中获得了新鲜血液，也使干部有机会通过学习得到提高。同时知识青年也得到了锻炼的机会，是他们和本地干部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很好地团结起来。通过对人员的合理安排，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去留安心，各得其所。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及其历史经验说明，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形式和内容统一的原理，关于一切现象必须在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的原理，在党和政府的活动的具体内容及其条件有所变更的时期，在党的机关新的任务提出之时，采用适用于新任务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必要时甚至改变领导机关的机构，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断走向胜利的保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生动的、富有创造性的、需要动员、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期奋斗的事业，它更不能容忍千篇一律的做法和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风，更不能拘泥于那些一经建立就永远不变的组织形式。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