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全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盟自成立之日起，就与革命圣地延安有了密切的联系。
早在193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发出了《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很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经常和各党派领导人会谈，讲解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经过反复讨论，遂于1941年3月19日决定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盟成立伊始，梁漱溟便把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告诉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领导人周恩来，当即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梁漱溟到达香港后，在中国共产党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此，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加以压制。与国民党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表现了热情的支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及时地作了报道，又于10月28日发表了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盛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同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提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由秘密变为公开，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进，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3年9月18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这本小册子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不准发行，却得到中共的支持，大加翻印，在国内广为流传。
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及时指明了宪政运动的方向。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关于宪政的号召。9月4日，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发出《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治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的指示。林伯渠等接到中央指示后，即与民盟领导进行磋商，达成了共识。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按照与民盟协商的办法，提出了召集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9月24日，由张澜主持在重庆召开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拥护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大会。10月10日，民盟总部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自治”。
是年9月，为接纳更多的进步人士参加民主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些共产党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参加了民盟，不少同志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比如杨明轩，在西北民盟创建时，有人提醒杜斌丞：“明轩是共产党员。”杜斌丞毫不犹豫地说：“就是要找这个共产党员来领导民盟工作。”杜斌丞和杨明轩等人在创建西北民盟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同民盟，共产党员同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复函赫尔利，建议召开各党派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接着，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在重庆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黄炎培等人就改革国民政府，实现国共谈判交换了意见。随后，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根本目的，应在于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还政于民，促成全国统一。1月26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宣言》内容。2月12日，毛泽东就此事写信给《解放日报》社，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延安电台广播民盟这一《宣言》。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民盟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当即表示要与中共采取一致行动，并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行径深表愤恨。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
冷和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7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民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一行6人不顾多方阻拦，在中共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国是，十分融洽。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畅论古今，共同探讨“历史周期率”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已被传为佳话。
1945年秋，西北民盟领袖杜斌丞、杨明轩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很有影响的西北民盟机关报。在民盟的一切活动中，杜斌丞十分注意依靠党的领导。正如他在民盟内部所讲的：“西北民盟惟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联合版》发行之初，杜斌丞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受到了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人的热烈欢迎。谈判期间，曾有两次，毛泽东和张澜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就民盟和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得到了民盟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认真研究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由于大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反映了战后渴望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政治路线和政策遥相呼应，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举行。为了开好政协会议，民盟和中共配合默契，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杜斌丞也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前，由于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让出代表名额，帮助解决了民盟的名额问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的达成表示了人民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斗争的结果。会后，当周恩来听说杜斌丞要回西安时，特约他会面，并劝他留下：“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也能做出伟大的贡献嘛。”杜斌丞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但他仍然表示：“国家到了这个关头，我怎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回到西安，着手健全民盟西北总支部组织，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并重申民盟发展组织的原则：坚持“两反”（即反帝、反封建），“三不反”（即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号召盟员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加速和平建设。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公开撕毁政协决议。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和民盟立即进行了斗争。3月18日，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号召全国人民为坚决实现政协全部协议而斗争。3月20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民盟为了对全国人民负责，“不愿贸然参加政府。”3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由其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企图利用这次会议的所谓“民意”，把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31日，民盟总部宣传部长罗隆基发表声明，表示民盟在参加政府问题上与中共取同一态度，拒交国大代表名单。
从1946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在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也加紧迫害，疯狂镇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又于7月15日下午杀害了为李公朴主持追悼会的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7月17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发出唁电，赞扬李闻二烈士“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随后，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更趋严重。这时，杜斌丞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西安地区的党组织将国民党特务要加害杜斌丞等西北民盟负责人的情报电告中共中央，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帮助民盟负责人脱险。但杜斌丞多次婉谢中共中央领导劝他暂离西安以保安全的建议，抱定“既入虎穴，就要与虎搏斗到底”的决心，誓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到底。
1946年底，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召开了伪“国大”，通过了一部违背全国人民意愿的《中华民国宪法》。12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发表不承认伪国大和伪宪法的声明。12月31日，民盟发表声明指出伪宪法“与本盟之主张根本违背，更与全国人民之利益根本冲突。”1947年1月6日，民盟召开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不承认伪国大及其《宪法》，不参加分裂的中央政府等决议。表明了民盟的严正立场，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斗争。
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在胡宗南侵占延安后的第二天被捕。10月7日，在西安玉祥门英勇就义。在延安的杨明轩在电台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挽词，给予杜斌丞很高的评价。就在杜斌丞同志被捕前后，杨明轩、李敷仁、王维祺、党晴梵、苏资琛、任谦、张锋伯、杨晓初、李馥清等同志和一批青年盟员，先后穿过封锁线，来到延安，杨明轩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敷仁担任了延安大学校长，赵寿山担任了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其他如张锋伯、李馥清、苏资琛、赵铭锦等也都参加了边区的人民政权工作，忠实地为边区人民服务。
1947年11月，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次年1月，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制定了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政治路线。会后，民盟总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恢复和发展地方组织，并派李敷仁为西北解放区盟务特派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局的迅猛发展，民盟西北总支部在延安的部分同志，为适应这样的大好形势，迎接大西北的解放，遂于1949年5月8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举行中国民主同盟西北解放区盟员大会，恢复民盟西北组织。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赵伯平、工会主任肖彩峰应邀莅会祝贺。大会推举杨明轩为主任委员，确定西北总支部的临时工作纲领，重点在整顿民盟基层组织，加强对盟员教育，务必配合中共领导，发动西北广大群众，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并从即日起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办公。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在延安、上海的盟员陆续返回西安。全国解放后，盟员李呈瑞、巩福占、戴锡光、李养林、袁宝卿、赵金铎等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先后来到延安，用他们的心血和生命续写了民盟在圣地延安的历史新篇章。
粉碎“四人帮”后，在重新登记盟员之时，延安仅存巩福占、赵金铎二人。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各民主党派迎来了自己恢复发展的春天。1985年3月，高长天同志加入民盟，之后，受盟省委的委托，由巩福占、赵金铎、高长天等同志着手重建民盟在延安的组织。1990年10月9日，在原中共延安地委的关怀和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支部”。2000年7月17日，又进一步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委员会”。民盟延安市委的成立，标志着延安民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民盟延安市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