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晚,我警备三旅抽调17名干部战士秘密进入安边县城,协助该旅地下党组织成员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组成了起义指挥部,牛化东担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同时控制了城防要塞。25日拂晓,该旅第一团1500余人及旅直500余人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扣押了旅政治部主任吕?等特务分子,击毙了第二团副团长张鼎丞,顺利地控制了安边县城。26日,我警备三旅七团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包围了新编十一旅二团驻地宁条梁,该团团长史钫城向榆林守军紧急呼救。为迅速、有效地解决战斗,联防司令部命令我警备三旅八团和九团立即增援。在我警备三旅和起义官兵的协同配合下,全歼宁条梁守敌,击毙团长史钫城以下百余人,俘虏800余人。
新编十一旅的起义,解放了我三边分区周围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拔除了国民党长期楔入我边区内的一个反共据点。这一胜利,不仅削弱了包围边区的敌军力量,而且为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所以,毛主席高度赞扬这次起义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
新编第十一旅起义后,编入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为纪念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起义部队仍沿用了新编十一旅的番号。
“你们是火车头”
center――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right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冯世光 高宜之 朱子春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在唐澎、谢子长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兵暴影响下,于1929年冬,由陕北靖边县的宁条梁率部到宁夏平罗,投靠冯玉祥所属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被苏收编扩建为第九旅,石英秀任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乘九旅扩充之机,先后派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九旅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苏雨生被马鸿逵驱出宁夏,该旅又奔到甘肃靖远,被兰州的雷中田改编为第三旅,驻防定西、静宁一带。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杜斌丞入甘视察后,又将第三旅改编为陆军新十一旅,石英秀仍任旅长。1931年12月间,杨虎城派孙蔚如联合平凉驻军陈自璋进驻兰州,消灭了雷中田。1932年初,陈自璋因反对孙蔚如而被歼,新十一旅又收编了陈部的刘宝堂团为二团。此后新十一旅又和李贵清的新十旅合编为新一军,邓宝珊任军长。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刘宝堂从陈国宾手里抢任了旅长。此事引起一团团长陈国宾大为不满,从此,刘、陈交恶,结下了难解之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彻底控制甘肃,任命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司令,要邓率军离甘开赴绥远抗日,企图借日本人的手消灭邓部。途中新十旅被胡宗南吃掉,只剩下了新十一旅。邓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行至陕北榆林,因归绥、包头已经失陷,再未前进。从此邓和蒋、胡加深了矛盾。
1939年夏,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十一旅逐渐移防到安边、白泥井、宁条梁一带。刘宝堂在安边期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势,和安边的地头蛇保安团头子张兰亭兄弟及其父子四人矛盾日趋严重,最后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此同时,刘宝堂觉得久居邓宝珊之下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便通过复兴社多方活动,欲弃邓而投靠胡宗南,邓闻讯后对刘宝堂大为不满。
当时刘宝堂和二团团长史钫城靠的是复兴社,一团团长陈国宾靠的是邓宝珊,再加上榆林和安边周围都是红区,这些客观情况,为我党地下组织在新十一旅内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中共三边分委(1942年底改称地委)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要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采取先灭张、后反刘的斗争策略,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人力量,并使自己在利用敌人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遵照三边分委的指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向敌人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团结广大官兵,节节取得胜利,直至最后曹又参代旅长通电全国,率部光荣起义。起义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曹又参旅长,称赞新十一旅官兵说:“你们是火车头。”
一、新十一旅地下党的组建与发展概况
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是1930年春在宁夏平罗扩建九旅时建立的。谢子长曾在该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旅长,对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不久,就被调回陕北扩充武装去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党员有进有出,但党的组织一直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该旅地下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曾领导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有力地打击过当地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曾掩护过地下党的不少同志脱离了虎口。1935年还收容过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其中有的及时转送到延安。
1937年底,新十一旅开驻榆林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丞瓦解,剩下的个别党员只能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是一很大损失。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有时一个连只有一个党员干部。连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出现,因为这些形式对团结教育士兵能发挥好的作用,官兵都表示欢迎。从1937年冬部队由甘肃开到陕北后,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归三边分委和绥德特委领导(因驻三边时间长,主要是归三边分委领导),上级党的负责人先后有:王世泰、贺晋年、张文舟、白治民、高峰、朱子休等。前来布置与检查工作的先后有:葛申、黎洪洁、张友生、李启明、李明波(黎光)等。
二、粉碎叛特的阴谋活动
1938年初,新十一旅驻防榆林城南三岔湾、归绥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后不久,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和二团团长史钫城、团副张鼎丞等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九人系赤化分子。蒋鼎文立即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邓接电后,通知一团团长陈国宾到榆密商。陈从榆返团后,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想来想去,认为其中李树林系新十一旅的创建军官,曾因共产党嫌疑被人密告过三次,其中两次还下过他的枪,结果均不属实。如果李真是共产党员,他早就走了,哪能待到今天?于是决定再从李问起。第三天晚上,人睡定时,陈将李找去说:“有人又告你们是共产党员。”李笑着说:“告我为共产党员这是第四次了,究竟是不是,八年来团长应该知道了。现已半辈子过去了,该留、该去、该杀,团长决定吧!”陈说:“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不信,如果信,我就不问你了,其他人你说是不是?”李说:“还有谁呢?”陈一一点出姓名,李沉思了一会说:“此事不但关系每个人的前途,而且关系一团的存亡问题,我不能冒说,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陈说:“那此事就交给你去详尽了解吧。”李回到宿舍后,把所谈的情况告诉了牛化东,牛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坐以待毙。两人分析后,提出了一连串怀疑:为啥告的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没有新党员?老党员中为啥没有八连连长任怀义?是不是任怀义叛党了?牛说:“现在团长既让你调查,那就不至于马上就把这些人抓起来,明天咱俩分头出去找附近的党员通通气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牛化东先到一营四连把特务告发情况对冯世光说后,接着又找来胡立亭、高昆山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党组织在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遂决定:第一,速将情况汇报中共绥德特委;第二,通知被告发的几个连长要做好最后准备,在必要时把部队拉走;第三,让可靠的人分别征求三个营长的意见,然后再让三个营长去找团长说明利害关系。于是当即决定让冯世光去找三营营长宋子元(系陈团长的外甥),李树林去找一营营长曹又参。曹又参得知情况后,表态说:“我早就知道刘宝堂认为跟邓宝珊没出息,这是他耍的一个阴谋,妄想吃掉一团,投归胡宗南。”随后便派人从20里外把二营营长柴明堂请到他家,和三营营长宋子元一起商量对策。三位营长意见统一后,共同去见陈团长,对刘宝堂作了历史性分析,认为:
第一,刘于1932年随陈自璋在陇东失败后,为了寻找出路,才带了些残兵败将投到新十一旅,被石英秀收编为第二团。1934年石英秀病故后,本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但却被他施展阴谋夺走了旅长职务。他任旅长后,又耍阴谋把任怀义连从二团拨到一团,名曰充实一团,实则为他做侦探活动。
第二,为卸掉陈的臂膀,曾把一团中校团副王子元调到二团一营当营长,美其名曰给以实权。
第三,1936年在甘肃堵击红军时,因一团逃掉一个被俘红军侦察员(实际是陈国宾和高宜之相商放走的),刘向邓宝珊汇报说一团不可靠。现在他和史钫城、张鼎丞先后参加了复兴社,极力想用赤化罪名把几个得力连长除掉,换成忠于他的复兴社分子,妄想吃掉一团,为投归胡宗南创造条件。
陈听了三位营长的分析后,认为刘宝堂欺人太甚,第二天便去榆林向邓宝珊作了汇报,并以自己的脑袋作保一团没问题。邓听了陈的汇报后说:“既然你老哥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答复,由我邓宝珊负责。但蒋鼎文要我把为首的牛化东解送西安审处,你回去后让牛化东来榆见我,当面说明情况,以消除怀疑。”陈回团部向牛化东、李树林说明了邓的态度后,牛正准备赴榆时,恰巧绥德特委派人来到,经过党内研究,又详细分析了邓与蒋、胡的矛盾,邓与刘的矛盾,邓与陈的关系,邓与共产党的关系等等,认为邓深知过去失掉李贵清第十旅的原因,是由于下级军官追随了国民党政工人员造成的。国民党在新十一旅一团中的政工人员过去始终站不住脚,表明一团的军官是可信任的,此时不会把牛送去西安,遂同意牛去见邓。牛化东到榆林后,邓宝珊一见他就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还敢来见我。”牛回答说:“军人唯命是从,军长要我来,我怎能不来。我去西安何时动身?”邓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送你去西安的,你来了好,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你好安心工作。”牛说:“人家告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怎能用共产党员呢?”邓说:“人家告人家的,你干你的,向上答复我负责,你们不要管。”话刚说完,马占山将军来到,邓随即对马介绍说:“这是被人告的共产党员牛化东。”马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邓说:“人家说是。”牛化东见此,便自动退避。
事后不久,任怀义在一次酒醉后,埋怨刘宝堂手软不敢杀人,由此进一步证实了任怀义叛党。再加上陈向邓作过保证以后,邓对陈说的“你们要注意任怀义”,就完全肯定了任怀义已经叛党,告密是他无疑了。此后刘宝堂为了安慰任怀义,特破格提升为旅部副官长,这场风波遂暂告平息。
三、利用陈国宾战胜刘宝堂和张兰亭
1940年底,刘宝堂向陈国宾提出: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没有文化,不会搞军事训练,难以胜任,建议撤销营长职务。柴随陈多年,是患难之交,陈对刘的建议当即严词拒绝。不久,刘向邓宝珊提出,说陈年老无文化,应免去团长职务,可提升为副旅长。陈得知这个明升暗降的消息后,采取的对策是,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假装脱离一团而迷惑刘,暗地却作了反刘的部署:一、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在他“治病”期间,全团只准听从一营营长曹又参指挥(因团副牛化东当时不在团里);二、秘密告诉二营营长柴明堂,刘若乘他“治病”之机,下令撤柴的营长职务,柴借口团长不在,坚决不从,事情若闹大,由他回来收场;三、陈密访了三边的土皇帝张兰亭父子,请其援柴反刘,张满口答应的情况,陈也告诉了柴。
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雨亭及其子张廷祥等,系三边的地头蛇、大恶霸地主。当时张廷祥任三边保安团团长,驻防安边城。他们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曾血腥镇压、袭击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解放了定边、靖边两县城。刘宝堂旅进驻安边城后,更进一步压住了张家昔日在三边的威风,所以,张家父子既仇视共产党,也仇视刘宝堂。他们虽不敢与我八路军公开对抗,但以为从刘宝堂手中夺取安边地方权势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他们利用刘、陈矛盾激化,也妄想坐收渔人之利。因此,陈国宾秘密与张家勾结,张家便乘机答应,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