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炎帝族的迁徙，认为随着炎帝族的壮大，炎帝族从其原生地出发，沿黄河、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发展，在中原与南下的黄帝和西进的蚩尤相遇，并通过战争而融合，形成华夏集团，所以，在山西的晋东南、河南的伊洛以及湖北的随州、湖南的炎陵、山东的齐鲁等地留下了炎帝和其后裔的遗迹即炎帝文化。为此，炎帝文化与当地土着文化的结合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孟世凯先生认为：“这些地方的炎帝文化、神农文化都值得弘扬，都应当研究、开发、利用。”并多次提出要“先祖大家祭”，不要为了地方的利益而“争祖先的户口”。宫长为先生依据李学勤先生把东周列国划分七个文化圈的理论，结合全国有多处炎帝文化的分布和研究情况，提出了“炎帝文化圈”这一命题。认为“这不仅有利于炎帝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利于整合全国有关炎帝文化研究的相应优势”。
此外，对炎、黄、蚩之战的地址、炎帝与黄帝的关系等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二、炎帝·姜炎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张之恒先生通过对中国近50年来考古资料并结合古文献史料记载的分析，认为“中华古文明起源的历程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文明因素的萌芽、文明因素的发展（分前后两个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正是文明因素的发展时期，也是氏族制的鼎盛时期。而炎帝“所处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时代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亦即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及其前后”。所以，炎帝的发明创造为中国文明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宗范先生认为：“姜炎文化是首创‘和为贵’的先进文化”，并从“互为兼收”、“因俗而治”、“和平结盟”、“和亲通婚”、“得化怀柔”、“以善为本”等六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从炎帝神农氏直到春秋时五霸之首姜齐君主齐桓公，力倡这六个方面的政策，形成了先秦时期姜炎文化的主要特色，从而对我国古代和谐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燊均先生认为，姜炎集团对古代和谐精神的贡献除钱先生所说的六条外，还应包括首创“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心理的和谐”。“这是炎黄集团留给我们的很好经验”。李学勤先生认为：“神农氏代表农耕社会的开始，农业的产生是原始社会的大革命。如果说原始社会人类社会有什么重大发明，那就是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它供给所有人食物。”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农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
霍彦儒先生认为：“姜炎文化，简言之，就是上古时期，炎帝率领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宝鸡渭水流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若与宝鸡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可分为“前姜炎文化（宝鸡关桃园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下层等）”、“姜炎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中、上层，福临堡遗址等）”、“后姜炎文化（宝鸡龙山文化及宝鸡斗鸡台遗址、扶风刘家遗址、周原遗址等）”。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农业革命、农业文明这根线。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在史前（主要指新石器时代）是以农立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使进入工业社会的今天，农业还起着基础的作用。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姜炎文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开中国文明起源之一端”。
在谈到文明的发祥地时，李学勤先生在开幕词中说：“说宝鸡地区是古代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根源和核心区域之一，绝不过分。事实已经证明，古代历史文化许多关键问题，都必须到这里来寻求答案。”张新斌先生亦认为：“中原地区（河淮之间）、关中地区（渭河上游天——宝地区等）应该是早期文明的核心。”张辉杰、张玉勤先生认为：“华夏文明发祥于晋南。”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一个重大课题，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另外，有学者还对与中国文明起源有关的国家起源理论、炎帝时期的酋邦政治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总之，炎帝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物质文明上，他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精神文明上，他发挥了表率作用。”
三、姜炎文化·周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炎帝文化、研究姜炎文化，这不仅是我们专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为此，这一问题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关注议题。
汤恩佳先生认为：“炎、黄二帝站在时代前列。乐于为民献身，勇于开拓创新，智能非凡，功德无量。炎帝在思想精神方面哺育了华夏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世代相承的光辉璀璨的中华人文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远绍炎黄文化，近承周代礼乐文明，集其大成，创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伦理和经邦治国学说。”“祖国大陆只有弘扬儒教，树立起孔子儒家思想这一精神轴心，全世界的中华儿女精神才有所归依。中国人民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建立自己的血缘纽带；通过对黄帝、炎帝的祭祀，形成自己的种族意识；通过对孔子等历代圣贤的祭祀与信仰，形成自己的精神轴心。如能在孔子儒家思想的推动下达致中国和平统一，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不出一百年就能恢复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黄怀信先生认为：“在古人的心目中，炎帝时代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纪念炎帝，自然要联系到他的时代。所以，纪念炎帝，就要继承和弘扬他所创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有助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冯燊均先生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认为：“和谐是毛泽东先生、邓小平先生、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等中央杰出领导的一贯主张，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陆军先生认为：“礼乐制度的最大意义就是解决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如何交流、沟通即和谐相处的问题。”所以，对我们今天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任大援先生认为：“由周公‘制礼作乐’所产生的西周道德文明，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孕育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产生。西周的宗法道德文明通过孔子和儒家的中介，对整个古代社会乃至今天都发生着影响。今天，在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社会屡屡碰壁的情况下，从儒家的思想的源头上发掘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如何弘扬炎帝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开展炎帝·姜炎文化研究等问题，有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杨东晨先生提出“以炎帝八世遗迹创建旅游大品牌”和成立“中华炎帝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宝鸡设立“中华炎帝研究基地”的建议。
四、炎帝与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
“中华民族”一词尽管是近代才出现，由梁启超首次使用，但是，它的形成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追溯其渊源，可以追溯至炎黄时代。我们知道，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兴起和形成，就与炎黄二帝有着直接的关系。炎黄二帝与东夷族首领蚩尤一起为华夏族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华夏族名的由来和演变，魏嵩山先生认为：其一，华夏族得名于上古华胥氏和禹所建立的夏朝，但并非只限于夏朝；其名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而非至晚出现于三国时期，更非出现于夏代以前的尧、舜时代。其二，“华”或“夏”同是华夏族的简称。二字非阿尔泰语音之译，“华”既非“夏”，亦非“花”，为华夏族的图腾。其三，华夏族的形成是上古各原始部族在中原地区长期相互交融的结果，由于“华”、“夏”同是其族简称，故中原之地又称“中华”、“中夏”，以后随着华夏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各兄弟民族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凡我国所有民族统称为华夏民族，又称中华民族。
蔡运章先生认为：“少典、有娇氏是炎、黄二帝的先祖。伏羲、少典均以“黄熊”为图腾，故少典、黄帝族当为伏羲氏之后裔。”这说明华夏族在形成的初期是以血缘为基础、为纽带的。在其后的数千年中，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演变、发展为今天的中华民族。
李明杰先生认为：“氏族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当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部落的联合和统一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文献记载的炎、黄、蚩之战，标志着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它为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朱明歧、刘心田先生认为：“纵观中国人口发展史，在华夏族蓬蓬勃勃的人口增长背后却是炎帝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和药学文化所带来的持续动力。一般来说，人口增加的决定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有食物吃，二是有病能治，而炎帝的农耕和药学恰好解决了人口增长中所遇到的最大的两个难题。”
张新斌先生认为：渭河上游的天水、宝鸡是伏羲、炎帝、黄帝及周族、秦族的原点，“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大族群，文献将其溯源到一个地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从中原民族与中华文化原点的角度去探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将显得异常重要了”。
高强先生从炎黄二帝的始兴地、周人秦人的生聚地、多民族的交融地三个方面分析后认为：“宝鸡是中华民族的肇兴地之一。”
总之，本次研讨会主题鲜明，内容广泛。除了对上面四个问题展开集中探讨外，从所提交的论文和各位专家学者小组讨论和大会的发言看，还涉及到西周历史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文化和天文历法、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禹羌文化等问题。本次研讨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注意了微观的研究，如对记载炎帝的《山海经》、《水经注》、《补三皇本纪》及唐诗文、战国诸子着作、炎帝传说等，有多篇论文进行了专题研究，深化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扩大了炎帝·姜炎文化的研究视野，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人的研究、炎帝和姜炎文化的内涵、特征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原栽于《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又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后收入《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