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只要做得好，行行能挣钱。但是犹太人对某些行业有特殊的偏好，比如银行、珠宝、石油以及与女性有关的行业等，这也正是犹太人的聪明之处：天下的钱赚不完，只拣利润最大、发展空间最大的行业来做。
1.打着犹太人印记的珠宝业
除了珠宝业，其他行业没有一个有如此明显的犹太特性，因为那些身穿全套18世纪波兰商人的黑色服装、穿梭般来往于曼哈顿第47号大街的切割匠、磨钻匠和抛光匠都是哈西德派的犹太教徒。谁也不知道纽约钻石中心的成交额，但据懂行的人推测，每年约在10亿美元左右。可资比较的是，由哈里·奥根海默控制的南非德比尔斯联合钻石矿产公司已售出2亿美元左右新生产的钻石，约占全球产量的89%。就大部分情况来看，珠宝钻石行业是一个高度保密的行业，不过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采掘公司之一-拉扎尔·卡普兰国际公司却是一家公营公司。这一行业的另一端是珠宝零售业，也是一个犹太特性很强的行业。最大的珠宝零售店是蔡勒，这是达拉斯一家有1700多家商店的联号，它在其他大城市中还有许多出售花色珠宝饰品的小商店。这家联号由莫里斯·蔡勒于20世纪20年代在威奇塔创立。后来，由之而来的生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此，他改行从找黑金转为经营黄金。
说起珠宝行业的犹太人就不能不提到钻石大王易兹哈克。以色列钻石交易有限公司的总裁易兹哈克·佛里姆是一位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乃至世界的钻石大王。在他管辖下的这家国营公司，自1946年成立以来，业务迅速发展，1993年的交易额达100亿美元，其中精钻石出口超过30亿美元，是世界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户。坐落在拉玛特·甘的4座高大宏伟的大楼气魄十足，它们就是钻石交易中心的办公大楼。这4座大楼前面有宽阔的停车场，大楼之间的通道两旁，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色草坪如碧锦地毯，把路旁的簇簇鲜花映衬得格外妖艳。整个钻石交易中心周围的环境十分幽静，但里面却热闹非常，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顾客与该公司的员工进行热烈的生意洽谈，一宗宗的钻石买卖、一份份的成交合同就是在这里洽谈成功并签订的。以色列钻石交易有限公司经过40多年的经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经营到跨国经营，成为世界著名的大企业，钻石加工生产占世界总加工量的60%左右。以色列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没有钻石矿藏资源，但以色列钻石交易有限公司怎么会发展成一个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企业呢？纵观其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几招：
一是慧眼独具，善赚女性的钱。以色列钻石交易公司的决策者认识到，尽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都是男性掌权掌家，但他们中有的把自己所赚的钱交由妻子管理；有的男士虽然自己掌管财权，但为了显示自己对妻子或女友的爱，不惜代价让她们随意花钱，以讨其欢心。所以，盯着女性赚钱是犹太人致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谈到过。钻石是华丽而名贵之物，博得了全世界女性的喜爱和仰慕。实践证实了该公司的眼光，其取得了巨大的经营成果，钻石加工成为以色列的重要经济支柱。
二是把握机遇，乘势迅速扩展业务。以色列钻石交易有限公司创业之初，几乎是一无所有，靠几个青年人在一间小房子里摆摊卖手工艺品。后来他们认识到钻石的前景后，即全力投入该项业务的经营。起初，他们是单纯经营已加工成品的钻石，后来他们自己开设加工厂进行加工，继而从国外大量进口粗钻石后，除了自己加工一部分以外，还供应本国其他钻石加工厂。这样，该公司很快发展成为一家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结合的综合性钻石交易企业。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拥有2500个钻石加工厂客户，每年为大批客户提供各种进口的粗钻石。另外，随着业务的发展，该公司建成了一座宏大的钻石交易中心，其内设有1200个办公室，随时为国内外客商提供洽谈钻石生意的服务；其内安装了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办公设备，随时提供给客商使用。由于这里业务量大，设施先进和齐全，世界各地钻石客商纷纷前来洽谈业务，故这里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
三是科技导向，采用最先进的加工技术。钻石是一种精巧的装饰品，如果没有精密的加工技术和设备，便无法把这种特别坚实刚脆的物品加工成为大如绿豆、小如芝麻的精品。以色列钻石交易有限公司研制出了最先进的钻石加工切割设备，同时对工人进行严格的技术培训，其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件件都按照规范，进行了严密的编号，品质绝对可靠，使国内外购买者产生一种安全感。
四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周到服务。该公司建成世界一流的钻石交易中心后，来自国内外成千上万的客商和购买者，每天将这里围成一个小天地。为了顾客的方便和本公司扩大营业，其内开设有银行、旅游代办、邮局、餐馆、娱乐、超级市场等服务项目和设施，顾客进入该中心内，不用出门就可得到各种称心如意的服务。
2.在保险和风险中豪赌
保险业存在巨大的风险，但是其利润也是惊人的，这正符合犹太人追求高回报的脾性。所以，在目前欧美大保险公司当中，不乏犹太人的身影。
我们从英国老牌保险公司——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窥见犹太人在保险行业打拼之一斑。
1680年，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劳埃德开了一家咖啡馆。由于泰晤士河是英国河海航运的枢纽，劳埃德的咖啡馆就成了当地的信息中心，生意十分兴隆。
一天，咖啡馆里聚集着船主、海员、商人，大家纷纷谈论航海中的见闻。当说到伦巴底人因海盗猖獗而实行海运保险时，劳埃德心中一动。
原来，那时的航海条件还十分落后，人们对地球和海洋知之甚少。由于海船较小，很难抗拒大的风暴，海盗又经常出没，所以海船经常出事。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行航海保险呢？劳埃德的这一突发奇想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不论是船主还是商贾，都希望自己每一次出海都能有所保障。
当然，仅凭劳埃德的储蓄还不足以建立起保险事业，好在朋友们慷慨解囊，给保险业这一新生儿注入了生命力。劳埃德在筹足资金后，又着手挑选办事人员和文字工作人员。他在创办保险公司的同时，还想创办一份报纸，以手抄本的形式把搜集到的航运、货物信息融为一体。
不久，劳埃德的保险公司成立了。公司设在伦敦市中心，建筑规模虽然不大，但却古色古香，宛如一个豪华的车站。劳埃德公司一直保持着以前的传统：大门口站着披红色斗篷的卫士，楼房里摆着19世纪的长椅子和大桌子，以及高高的书橱，休息室被称做“船长室”，卫兵也被叫做“侍者”。所有这一切突出体现着狄更斯时代的风格，但它的存在已并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或遗迹，而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劳埃德保险公司的象征，就如同一件商品的品牌和商标一样。
劳埃德在刚创办公司的时候，采取面对面商谈保险业务的方式。面谈的气氛是严肃紧张的，身着红袍的传唤员依次叫着投保者的名字，被叫者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马上进入小隔间，拿出自己需要保险的项目和保险金，并做出必要的解释。最后，双方意见统一后在保险单上签字，这笔生意就生效了。
劳埃德保险公司这种面对面商谈保险业务的传统，使保险公司和投保者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劳埃德公司的生意果然非常兴隆。
然而保险业又是充满风险的一项业务，劳埃德公司成立后，就不断接受着风险的挑战。
1906年，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引发了一场大火，使劳埃德公司损失了1亿美元的保险费；
1912年，英国“泰坦尼克号”巨型客轮在北大西洋触冰沉没，近2000人死亡，劳埃德公司付出了350万美元的赔偿金；
1937年，德国飞艇“兴登号”爆炸，劳埃德公司又付出了近千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几笔绝无仅有的大损失使劳埃德公司元气大伤。但是，劳埃德的全体人员毫不气馁，在风浪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笔大的损失就付出64亿美元。但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业务蒸蒸日上，每年的营业额达2670亿美元，利润达60亿美元。
在劳埃德的保险业务中，没有什么是不能投保的。影视明星玛莲·戴崔姬为自己的容颜和玉腿投保100万英镑，保险商当即拍板；一位美国导演要为自己的精力投保，也被接受。
1984年，参加劳埃德保险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偏离了轨道，公司将负担3亿美元的赔付费。对此，劳埃德公司的成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积极调查情况，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他们立即请专家分析，认为可通过航天飞机对卫星进行修理，最后挽回了7000万美元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挽回了公司的声誉。
两伊战争的升级，使行经波斯湾的油轮保险费日增，有谁敢保证伊朗或伊拉克的炮弹长了眼睛呢？当时为一艘价值4000万美元的货轮投保一周可得400万美元的保险金，就充分说明了保险和风险的关系。
300年的沧桑，300年的风险，劳埃德公司从一家咖啡店发迹，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足见其魄力和信誉。
3.投机与放债：犹太商人的拿手好戏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犹太放债者的形象令人生厌，尽管戏剧里有夸张的成分，但放债与投机确实是犹太人传统上最擅长的行业。在这一行业，他们的胆大妄为令人瞠目结舌。
犹太人放债致富者甚多，这里介绍一位叫亚伦的放债人。亚伦（AaronotLineoln）出生于公元1123年，是一位正统的犹太人。少年时期在法国生活、读书，青年时移居到英国，然后在英国开展他的放债经营业务。
亚伦刚移居到英国时是没有多少本钱的，他靠打工积蓄了一点钱后，开始自己独立做些小生意。由于生意的发展，他需要资金做周转，不得不向钱庄或银行借钱。在实践中他发现，向别人借钱的代价确实太高，往往和商业经营获得的利润相差无几。他想，自己开钱庄放债不是比经营商品更易获得利润，风险也更少吗？从此，他开始谋划自己的放债业务。
做放债业务，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本，亚伦自有的资本十分微薄，怎么办呢？犹太人是善于靠头脑去解决难题的。亚伦在经营商业中，逐步抽出有限的资金放债给一些急需用钱的经营者和生产者，获得比单一商品经营更好的效益。有不少人急于等钱用，宁愿借贷1个月付20%的利息。这样，等于100元放贷1年，可获得240%的回报率，这比投资做买卖更为赚钱。亚伦就是盯准这样的机会，把他的有限资本大量投入到这种高利贷的经营中，他的资本如滚雪球一般，愈滚愈大，没几年时间，他成了伦敦有名的放债人，成为远近闻名的财主。
亚伦从放债经营起家，后来甚至以英国王室作为放债的主要对象，英国的贵族、教会也是他的主要客户。英国很多教堂是他放贷兴建的，如西多会教堂、林肯大教堂、彼得伯勒大教堂等是他出资兴建的。同时，他通过放贷在伦敦兴建了大批住宅，从中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
亚伦活了63年，到1186年去世时，他的财产多得不计其数。英王亨利二世早就盯着亚伦的财产，在亚伦死后不久，便宣布他的财产全部归英王室所有。当时亚伦的财产有一艘船那么多的黄金和珠宝，一批教堂、住宅建筑物，另有放债未收回的15000英镑。且不说黄金、珠宝和建筑物的价值，就是那15000英镑，在800多年前也是一笔巨额财富。当时英王室全年的收入也只不过10000英镑左右。可见，亚伦的财产比英王室还多。当时英王室为了收回亚伦这笔巨大的放债款，专门成立了一个亚伦资金特别委员会，组织大批人进行收债工作。1187年，英王将亚伦的黄金、珠宝装满一艘轮船，以供在对法国查理王的战争中使用，但天有不测风云，这艘满载珠宝、黄金的轮船却在英吉利海峡沉没了，这笔遗产也随之失落。
尽管犹太人亚伦的财富没有世代传下去，但他通过放债经营，迅速成为12世纪英国最富有商人的故事，至今仍然流传着。
犹太人做投机生意和放债一样有名，这就不能不提到美国大财阀摩根。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由于北方军队准备不足，前线的枪支弹药十分缺乏。在摩根的眼中，这又是赚钱的好机会。
“到哪才能弄到武器呢？”
摩根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边踱步边沉思着。
“知道吗？摩根，听说在华盛顿陆军部的枪械库内，有一批报废的老式霍尔步枪，怎么样，买下来吗？大约5000支。”克查姆又为摩根提供生财的消息了。
“当然买！”
这是天赐良机。5000支步枪！这对于北方军队来说是多么诱人的数字，当然使摩根垂涎三尺。枪终于被山区义勇军司令弗莱蒙特少将买走了，56050美元的巨款也汇到了摩根的账下。
联邦政府为了稳定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和进一步购买武器，必须发行4亿美元的国债。在当时，数额这么大的国债，一般只有伦敦金融市场才能消化掉，但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支持南方，这样，这4亿元国债便很难在伦敦消化了。如果不能发行这4亿元债券，美国经济就会再一次恶化，不利于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
当政府的代表问到摩根，是否有办法解决时，摩根自信地回答：“会有办法的。”
摩根巧妙地与新闻界合作，宣传美国经济和战争的未来变化，并到各州演讲，让人民起来支持政府，购买国债是爱国行动。结果4亿美元债券奇迹般地被消化了。
当国债销售一空时，摩根也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地从政府手中拿到了一大笔酬金。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舆论界对于摩根，开始大肆吹捧。摩根现在成为美国的英雄，白宫也开始向他敞开大门，摩根现在可以以全胜者的姿态出现了。
1871年，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法国因此陷入一片混乱中。给德国50亿法朗的赔款，恢复崩溃的经济，这一切都需要有巨额资金来融通。法国政府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发行2.5亿法朗的巨债。
摩根经过与法国总统密使谈判，决定承揽推销这批国债的重任。那么如何办好这件事呢？
能不能把华尔街各行其是的所有大银行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规模宏大、资财雄厚的国债承购组织“辛迪加”？这样就把需要一个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分摊到众多的金融组织头上，这5000万美元无论在数额上，还是所冒的风险上都是可以被消化的。
当他把这种想法告诉克查姆时，克查姆大吃一惊，连忙惊呼：
“我的上帝！你不是要对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与传统进行挑战吧？”
克查姆说的一点也不错，摩根的这套想法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和背离了华尔街的规则与传统。而且是对当时伦敦金融中心和世界所有的交易所投资银行的传统的背离与动摇。
当时流行的规则与传统是：谁有机会，谁独吞；自己吞不下去的，也不让别人染指。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阻隔，相互猜忌，互相敌视。即使迫于形势联合起来，各方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联合也会像春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各投资商都是见钱眼开的，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不顾信誉，尔虞我诈。闹得整个金融界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各国经济乌烟瘴气。当时人们称这种经营叫海盗式经营。
而摩根的想法正是针对这一弊端的。各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信息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的稳定整体。对内，经营利益均沾；对外，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建立可靠的信誉。
其实摩根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但他仍坚持要克查姆把这个消息透漏出去。
摩根凭借着过人的胆略和远见卓识看到：一场暴风雨是不可避免的，但事情也不会像克查姆想象得那么糟，机会会到来的。
如摩根所预料的那样，消息一传出，立刻如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他太胆大包天了！”
“金融界的疯子！”
摩根一下子被卷入舆论争论的漩涡中心，成为众目所视的焦点人物。
摩根并没有被这种阵势吓倒，反而越来越镇定，因为他已想到这正是他所预期的，机会女神正向他走来。
在摩根周围，反对派与拥护者开始聚集，他们之间争得面红耳赤。而摩根却缄口不言，静待机会的成熟。
《伦敦经济报》对此猛烈地抨击道：“法国政府的国家公债由匹保提的接班人、发迹于美国的投资家承购。为了消化这些国债想出了所谓联合募购的方法，承购者声称此种方式能将以往集中于某家大投资者个人的风险，通过参与联合募购的多数投资金融家而分散给一般大众。乍看之下，危险性似乎因分散而减低。但若一旦发生经济恐慌，其引起的不良反应将犹如排山倒海般快速扩张，反而增加了投资的危险性。”
而摩根的拥护者则大声呼吁：“旧的金融规则，只能助长经济投机，这将非常有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信誉。投资业是靠光明正大获取利润，而不是靠坑蒙拐骗。”
随着争论的逐步加深，华尔街的投资业也开始受到这一争论的影响，每个人都感到华尔街前途未卜，都不敢轻举妄动。
舆论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在它的脚下动摇。
软弱者在舆论面前，会对自己产生疑问。而只有强者才是舆论的主人，舆论是强者的声音。
在人人都感到华尔街前途未卜，在人人都感到华尔街不再需要喧闹时，华尔街的人们开始退却。
“现在华尔街需要的是安静，无论什么规则。”
这时，人们把平息这场争论的希望寄托于摩根，也就是在此时，人们不知不觉地把华尔街的指挥棒交给了摩根。摩根再次为机会女神所青睐了。
摩根的战略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决断力都是超乎寻常的。他能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下，表现得泰然自若，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胜利是一个强者的胜利，而不仅仅是利用舆论所取得的胜利。
摩根作为开创华尔街新纪元的金融巨子，一生都在追求金钱中度过，他赚的钱不下百亿，但他死后其遗产只有1700万美元。
摩根从投机起家，并因此成功地针对华尔街的这一弊端加以改造，创造了符合时代精神的经营管理体制。他为聚敛财富不择手段，而他却又敬重并提拔待人忠诚的人。
摩根在他将度过76岁生日时逝去，他成功的经营战略至今仍影响着华尔街。
4.在银行业中如鱼得水
现代银行业是在19世纪随着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崛起而开始的。他们并非欧洲仅有的重要的犹太银行家，有数量惊人的大批银行是由犹太人创立的。早先的宫廷犹太人的首要任务是为地方统治者筹措钱财以供其开支、个人外交和挥霍。新兴的银行家则发行国家债券以此为新兴的工业和铁路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都设有银行，而布莱铖罗德在柏林，瓦伯格在汉堡，奥本海姆在科隆，斯派尔在法兰克福都经营着自己的银行。
从伦敦到孟买、到圣彼得堡以及这些地方之间的许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开设的银行。除了这些私人银行（相当于今天的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之外，犹太人还帮助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合股银行或商业银行：德国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德国3个最大银行中的两个）、信贷银行、巴黎和荷兰金融公司、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信托银行、信贷银行集团、布鲁塞尔银行以及其他银行。
在美国，犹太银行家也不少，如在金融业享有很高声望的海姆·萨洛蒙、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一起在1784年创立纽约银行的伊沙克·摩西等。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才感觉到犹太银行在美国的存在。一些原已确立的德国银行向美国派出自己的代理人，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德国犹太人银行家是来到美国后脱颖而出的。从1840年到1880年之间，有一批第一流的银行开业：巴赫、奥古斯特·贝蒙特、戈德曼·萨克斯、J·W·塞利格曼、库恩·洛布、拉顿伯格、萨尔曼、拉扎德·弗里尔斯、莱曼兄弟、斯派尔，还有霍特海姆。那些有权有势、生活方式保守但在金融业务上不因循守旧的犹太银行家，树立起一种集权的形象，因为他们经常协调行动，在金融业务上互相合作。
到19世纪末，犹太银行家在每个金融中心都有着显赫的地位。在布鲁塞尔有比朔夫夏姆的银行和埃尔的银行；奥本海姆和斯特恩同法兰克福的舒尔茨巴赫及迈在1871年建立了“布鲁塞尔商业银行”；在瑞士，伊沙克·德累斯和索恩斯合伙建立了“巴塞尔商业银行”和“巴塞尔银行集团”；在荷兰，有韦特海默和贡佩尔茨，利沙和卡恩等人的银行；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匈牙利信贷银行”、“匈牙利商业银行”、“匈牙利劝业信贷银行”都是犹太人建立的；在圣彼得堡，冈茨伯格家族建立了“贴现信贷银行”和“圣彼得堡银行”；1871年，M·爱波斯坦建立了“华沙贴现银行”，利奥波德·克罗嫩伯格参加了“华沙贴现同盟”和“商业银行”的组建。不过，犹太金融业天才最大的集中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以外，它还将哥本哈根的汉布罗家族、德国的斯派尔兄弟、埃米尔·埃尔兰格、欧内斯特·卡塞尔，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金融巨头，如孟买的萨松兄弟，以及赫希吸引到了那里。
在金融世界的塔尖，犹太人的势力是同投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银行的业务包罗万象，从提供出价咨询到承保证券都属于它的范围。投资银行的心脏是政府拨款和私人储蓄。银行由于要为创立新公司或扩展老公司筹措资金，因此就要以自己的钱，更多的时候是以别人的钱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风险性的行业。而商业银行的银行家们则是想要避免风险，当他们处在产出曲线上方的时候，即收到的贷款利息大于所付出的存款利息的时候就是最优的了。
5.从房地产业中圈地圈钱
在2006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华人财富榜中，上榜富豪们1/3从事房地产业，可见房地产对富豪们财富的贡献之大。在世界范围内，这样一个厚利行业里当然不可能缺少犹太人。
我们先来看一个犹太房地产商的个案。威廉·莱维特是独户家庭居室的重大发展者。莱维特创造了一种新的家居风格，他以最低的价格为青年夫妇家庭提供起码的栖息之处。这种住宅当然根本谈不上壮观或有魅力，但其多样性却足以吸引那些一心逃离内城圈的工薪阶层家庭。莱维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纺织出了那个美国梦：低廉的房价加上无限期的抵押借款就可以换来一所自己的房子。他的成功在商业社会中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备受赞颂——有人出价盘购他的建筑公司。1968年莱维特把公司卖给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价格为9200万美元。不过莱维特仍为公司首要的经营管理者。莱维特卖掉公司成了一个大富翁，而这家公司在这之后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并从此垮了下来。依靠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照顾和支持，公司开始建造高层公寓、耀眼的办公大楼、活动房屋和标准型的装配式房屋。建筑公司的利润逐渐下降，最后赤字累累，同时司法部援引反托拉斯法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提出控告，强制它放弃这家建筑公司。
莱维特终于离开了这家公司，着手建立一个在国外经营业务的新公司。他抱怨政府强加的种种限制给建筑业带来极大的困难。后来有消息说，莱维特正在伊朗的德黑兰经营一家大型的住宅建设联合体。
其他的犹太建筑商和不动产经营者也为建筑行业增加了色彩：已故的威廉·泽肯道夫筹集了联合国大会会址的地产，尤里斯兄弟竖起了无数个玻璃外墙的大厦；已故的威廉·考夫曼在纽约建起了一座座充满魅力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办公楼，并装饰了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西海岸的考夫曼和布劳德组织目前居于最大的独户家庭住宅建造公司之列。而已故的亨利·F·费希巴哈则是一个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电气承包商，他的公司，费希巴哈和摩尔电气公司把荷兰隧道、莱弗商行、新的大都会歌剧院和芝加哥的咨询大厦照得通明。
要把建筑业中成功的犹太人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最后而不是最次的一个，就不能不是塞缪尔·J·勒弗拉克了。勒弗拉克是一个私营开发商，他把自己的“滩涂之地”——6层公寓发展为一个巨大的不动产帝国。他的父亲曾致力于在布鲁克林建造住宅，勒弗拉克继承父业，在郊区昆斯建起了自己的“造币机器”，并在布鲁克林登峰造极。勒弗拉克除了拥有几幢办公大楼之外，还拥有和经营着纽约的5.5万所公寓和美国其他地方的3万所公寓，单租金一项每年就超过上亿美元。勒弗拉克的组织由350家公司组成，他的直系亲属是这些公司的唯一所有人。据估计，他的财产在5亿美元至7亿美元之间。已经列入计划的将嵌入勒弗拉克头上的三重冕的最新一块宝石是贝特里的花园城。这是一个由办公楼、商店和公寓构成的地下开发项目，位置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大厦和哈德逊河之间。然而，贝特里花园城的存在目的极其诱人：勒弗拉克在绿化地带造了那么多的卧室之后，现在又想把这些人再引回城内，使他们能离工作地点近一些。能够想出这种诡计的，除了勒弗拉克之外，别无他人。
在房地产业的诸多财富传奇中，犹太人书写出独具魅力的一笔。
6.在好莱坞“兴风作浪。”
很多犹太人都在从事电影业。然而事实上，主宰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犹太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作为表演业中的一员开始谋生的。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塞缪尔·高德温原是个手套商，环球制片厂的卡尔·利姆勒原是个服装商，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威廉·福克斯原来是开干洗店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哈里·科恩原来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华纳兄弟则是开自行车商店的，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创办者之一马库斯·洛伊及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阿道夫·朱科尔原来都是皮货商人。他们几乎全都是移民，然而他们对美国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教堂甚至学校。
这些犹太人不是新传播媒介的探索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技术的革新者。但他们是第一批认识到那种可能性的人，他们在当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仍然只是艺术拱廊中一种闪烁跳动的新奇事物时，即对它投以信任和资金。他们还拥有一些剧院，然而一旦影片的长度和质量得到改进，他们就将这些剧院改成了电影院。当希望确保影片能定时供应的电影院老板成了制片人，而想要确保影片有一定销路的制片人成为电影院老板时，一个持续的“合二而一”的过程就开始了。例如，米高梅的诞生主要就是由于马库斯·洛伊的努力，他在美国东海岸拥有一家大的电影院和几家剧院，想要保证这些场子的影片供应。路易斯·B·梅耶，一个新英格兰的影片发行人，此前也是怀着相同的打算迁往洛杉矶的。他们带去了独立制片人山姆·高德义，后者在1913年和他的姐夫耶西·拉斯基和塞西尔·B·德·米勒一起制成了第一部时间足够长的电影，并建立了米高梅影片公司。
另外一些集团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了起来，直至整个电影工业为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雷电华、20世纪福克斯等5家影片公司主宰以后，这种发展才趋于迟缓。所有这5家影片公司均为犹太人所拥有和控制。另外3家也有一定规模的影片公司，即环球、哥伦比亚和联美影片公司，有两家为犹太人所有。在好莱坞，人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非犹太人，如斯考勒斯兄弟，他们是希腊人，或温费尔德·希罕，他是爱尔兰人。但是，那里的整个氛围是犹太式的，甚至非犹太人也具有犹太人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
1926年，阿道夫·朱科尔，一个曾经做过皮货生意的匈牙利移民，在纽约创建了豪华的派拉蒙剧院。他宣布，这个剧院将奉献给美国，“想一想吧，这个国家给了像我这样的孩子一个同这样一幢建筑物联系起来的机会！”这是一种能够并经常在他最杰出的好莱坞同时代人中引起共鸣的感情。使美国显得与别国不同的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这些机会，而且因为它谅解把握这些机会的人。
如果说好莱坞的创建者没有像民族英雄那样受到崇拜的话，那么在许多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确实具有一种低调的称颂。因为他们曾使好莱坞达到发展的顶峰，并且甚至在它从顶峰跌落下来以后，也因为在那上面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而足以使人们久久回味它那当年的好时光。他们在工作中的主要品质是具有一种断然的决心，除此以外他们还有粗犷豪放的精力和一种能预测公众需求的敏感。在电影刚刚出现的时候，画面上那些会动的人物本身就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是随着新奇的东西不再那么新奇，观众便要求更新奇的东西，而好莱坞也就日渐扮演起它那梦幻工厂的角色。如果说高德温、梅耶、科恩和华纳兄弟对街上的普通人需要什么显示出一种准确无误的直觉，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马路边上长大的。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们能否取得如此的成功，更大可值得怀疑。
塞缪尔·高德温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他1882年出生于华沙，在曼彻斯特的亲戚那儿短暂逗留以后来到了纽约。他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人，不甘长期留在米高梅。1924年，他离开了米高梅，以求建立自己的影片公司。当时，他和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壁克馥一起建立了“联美影片公司”，他本人作为他们影片的发行者。但是同样，由于他个性太强而处事往往过于专断。最后，他将合伙者的产权全部买了下来。他是个完完全全的独断专行者，人们总是以敬畏而不是柔情的目光注视他。电影是他的生命，他熟悉影片制作的每个环节，并在生产中坚持最高标准。虽然这是他和大多数好莱坞巨头的共同特点，但他能够懂得什么是最好的。他招揽了一批最富有才能的演员、技师、导演和作家，他以在好莱坞绝无仅有的恭敬态度对待他们，付给他们最高的薪金，总是设法使他们发挥出最高水平。他一年只生产两三部影片，但是每一部——《小狐狸》和《我们生活的好时光》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都是一块里程碑。他总是想方设法超脱他的出身，事实上是想超越好莱坞。他为好莱坞带来了人们并非必然要与之建立关系的某种东西：阶级。
卡尔·利姆勒，一个态度温和、个子矮小的犹太人。利姆勒在1884年，即17岁那年从德国来到了美国，并在许多地方待过，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包括在纽约给一个皮货商当学徒，在芝加哥当使童，在达科塔当农民，在一家珠宝店当职员，在一个牲畜买卖市场当簿记员，在一家服装店当经理。以后，他拥有了一家芝加哥剧院，这个剧院作为一个戏剧院没有什么利润，但是在改做电影院以后却大获赢利。在最终获得了大量资金以后，利姆勒又拥有了另外一些剧院，并建立了一个电影交易市场以改变影片的发行供应状况。当这些显得还不够充分时，他又采取了一些引起别人仿效的举动，并迁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建立起了环球影片公司。他是最先认识到明星制潜在势能的人物之一（不过，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危险）。他聘用了电影界的几个主要演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玛丽·壁克馥。他在工作中具有一种忘我的热情，曾于1930年在一个业务洽谈会上昏倒。“我从不知道自己多么疲倦。”他承认，“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筋疲力尽——没有生病，仅仅是筋疲力尽。”但是在好莱坞，筋疲力尽无异于病入膏肓。
几年以后，他就被挤下了台。1939年，他辞别人世。利姆勒是好莱坞绝无仅有的几个平易近人的巨头之一，甚至他的雇员提到他也满怀深情。他被人们亲切地唤做“卡尔叔叔”。这一称呼不完全是一种比喻，因为在他的全盛时期，环球影片公司里满是他的亲友。
附录：影响世界的10位犹太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