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在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就必须无时无刻不小心谨慎，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尤其是处于动荡的局势之中时，更应该掌握谨慎应变的本领。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旋涡中，做无谓的牺牲。
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在"接班"以后，曾国藩却都能岿然不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曾国藩在动荡的局势面前，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略，才实现了其谨慎应变的目的。我们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来说明。
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兄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越来越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
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只是后来在与慈禧、奕诉争夺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失败了。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不敢明显地示好。
然而，实际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肃顺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
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人均与曾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嵩焘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嵩焘不仅为肃顺赏识，且与肃顺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郭嵩焘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闺运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激赏之"，要与王闺运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阍运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榕与肃顺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
此外，曾国藩一八五二年离京，一去十四年。他和肃顺无论从年龄还是地位相比较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两人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一八六一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让他做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诉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十八天后，奕诉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于曾国藩，这是成丰皇帝在一八六○年就决定了的事。
现在奕诉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曾国藩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与湘军分功。而奕诉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是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诉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
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富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巳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
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容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
奕诉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一八六二年二月十日，奕诉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批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清王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诉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他还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钦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