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建置》：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日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案：《易象》之书名仅见于《左传》昭公二年。此书亦属古代文献之疑案。今略举二说，以见疑义。高亨先生认为：“《易象》当然是与《易经》有关的一部书名。《左传》对于《易经》均称《周易》或《易》，《周易》在当时各国（包括晋国）多有传本，韩宣子不必在鲁而后得见，可见《易象》不是《易经》（可能包括《易经》。《左传》称这部书为《易象》，《周易·象传》也名为《象》，两书名称相合……两书内容也恰似相合。那么，韩宣子所见的《易彖》可能就是《易传》了。但是，只此孤证尚不足为凭，《左传》中的《易象》也许另是一书，我们不能断然肯定《易象》就是《象传》。”。高氏之论，多方推求，因证据不足，模棱两可。杨伯峻先生将《易象》断为二书之名，别有所解：“人多以《易象》连读，为一事，今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说分读，与《易》为二事。《象》即哀三年《传》‘命藏《象魏》’之《象魏》，因其悬挂于象魏，故以名之，亦省称《象》。象魏亦名象阙，亦名魏阙。又日观，为官门外悬挂俾众周知之地。据《周礼·太宰》……此象当是鲁国历代之政令。”。杨氏之论，虽有新意，似嫌迂曲。此书在无可信史料足征时，置之不究可也。刘知几引《左传》语，仅欲说明古代史官中太史地位最高而已。
尚书
《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日《尚书》家。
《六家》：《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日：“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日：“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日：“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日《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以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必《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以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六家）：孔子日：“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六家）：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
《六家》：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六家》：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干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二体》：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
《载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礼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载言）：窃谓宜从古诗例，断人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方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书志）：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壁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
《书志）：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谷。（原注：《书序》日：“伊陟相太戊，毫有桑谷共生。”刘向以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尽谅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显荣，怠于政事，而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案太戊崩，其后嗣有仲丁、河禀甲、袒乙、盘庚，凡历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谷自太戊时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于亳。）
《书志》：金石、草木、缟芝、丝巢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
《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
《断限》：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断限》：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编次》：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
《载文》：奎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恩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补注》：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
《语》：夫上古之世，入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言语》：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
《言语》：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叙事）：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日：“《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日《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日：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翘不举，懑龠无闻。
《叙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叙事》：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萁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日：“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日：“荜辂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叙事》：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成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
《鉴识》：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故日：“废兴，时也，穷达，命也。”
《探颐》：古之述作，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书事》：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人献，秦得若雉，鲁获如唐。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干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
《人物》：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至如有虞进贤，时宗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人物》：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昔干纪乱常，存天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烦省）：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州，或年方秦氏二世。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烦省》：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
《自叙》：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日：“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古今正史》：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日惠，壁藏其书。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原注：谓马融、郑玄、王肃也。）咸疑其缪。
《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原注：谓马融、郑玄、杜预也。）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
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篇，乃取肃之《尧典》从“傧微”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
齐建武中，吴兴入姚方兴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原注：梁武帝时，博士议日：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盖文句相连，所以成合。《舜典》必有“日若稽古”，伏生虽云昏耄，何容口口。由是遂不见用也。）及江陵板荡，其文人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学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故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疑古》：（略）（共十条）。
《杂说上》：语日：“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杂说中》：案后石之时，张据瓜、凉，李专巴、蜀，自辽而左，人属慕容，涉汉而南，地归司马。逮于苻氏，则兼而有之。《禹贡》九州，实得其八。而言地劣于赵，是何言欤？
《杂说中》：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蔡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
《杂说下》：夫邹好长缨，齐珍紫服，斯皆一时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今并挂壁不行，缀旒无绝。岂与夫《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干载，校其优劣，可同年而语哉？
《五行志错误》：案旧史称刘向学《谷梁》，款学《左氏》。既袒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向则略而不言，歆则知而不传。
《暗惑》：又《东观汉记》日：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云云。
难日：案盆子既亡，弃甲诚众。毖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营《武成》云“前徒例戈”，“血流漂杵”。孔安国日：盖言之甚也。如“积甲与熊耳山齐”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欤？
《忤时》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寻夫左史、右史，是日《春秋》、《尚书）；素王、素臣，斯称微婉志晦。
《忤时》：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
案：《礼记·经解》有云：“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书》教说是否出自孔子之口，尚有疑问，然其中已蕴含古人于《尚书》之历史功用之早期认识。刘知几全然接受此种观念，故《六家》、《叙事》、《人物》及《忤时》诸篇反复言之。刘氏贡献在于从史学角度高度评价《尚书》之地位与价值。其视《尚书》为历史文献之源，列《尚书》为六家史体之第一家，论《尚书》为古今正史之祖，确乎远见卓识。刘氏赞扬《尚书》叙事为“叙者之冠冕”、“述作之尤美者”（《叙事》，如此推尊之辞，刘氏仅于《左传》当之。明、清“六经皆史”之老生常谈乃出于知几而又有所发挥。
刘氏自叙幼时喜爱《左传》，而《史通》全书亦倍加推扬，此性情与学说一脉相承者，似不足为奇。刘氏于《尚书）则不然，“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然刘氏并未因噎废食，仍然极力主张“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断限》）。此性情与学说相左而以学说为首要者，似为史学评论之基本态度。
以史论《书》，打破经史界限，推廓冶史规模，诚刘氏功绩所在，但亦不可估之过高。所谓“《六经》之冠冕”（《鉴识》）、“《七经》之冠冕”（《断限））之类赞语，均可见刘氏没有亦不可能摆脱儒家经学传统。刘氏批判精神体现在其于《尚书》尊之甚高，而攻之亦甚力。《疑古）篇数落《尚书》疏误，条分缕析，振振有词。虽古史异说纷纭，不足以究诘，然其深远意义犹如张舜徽先生所论：“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途。降白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是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
《古文尚书》之伪，刘氏未知，故清儒讥之日：“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吾国书籍辨伪之学，可以唐、宋为界，唐以前仅有萌芽，宋以后才逐渐成熟，到清方蔚为大观。因此，似未可超越时代而厚非刘氏。纪批《鉴识》篇有云：“唐人皆不知古文孔传之伪，故子玄亦云尔。盖考据之学，古疏今密，亦如星历然。”可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