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政府正式定都北京后,就调集重兵,向大顺发动大规模进攻。英亲王阿济格率吴三桂、尚可喜等由京畿地区出发,经晋北、边外入塞进攻陕北。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民等南下,经豫北进攻潼关。两路满、汉、蒙清军以西安为目标,形成南北钳攻之势。
清方大军压境,李自成面临需要两头应敌的严峻形势。战前,他命李过、高一功等将于陕北防御清军南下;命刘宗敏、刘芳亮、马世耀等将防御清军进入潼关。
在降清将领唐通的引导下,北路清军先头部队由山西保德渡过黄河,进抵河西陕北府谷之北的黄甫川。那种认为北路清军全部由此进入陕北于史不合。阿济格亲率部队是“自边外人陕西”的,还在此后。
唐通等清军进入陕北的时间,如他向清廷报称:“前汾州、应州、朔州三处兵马,俱从保德渡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俱已过尽。”在北路清军已人陕北时,多铎所率南路清军还没有抵达潼关,因此陕北告警先于潼关。这时阿济格因绕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征集战马,拖延了时日,大队人马即将南下,还未入塞。《豫变纪略》卷七对此情况记述:“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勿支,则调关中兵往应之,而其实英王远未来也。”
李自成闻李过、高一功报警,急从关中调兵应援陕北。
顺治《白水县志》卷上说:“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趋同(州)。”
康熙《洛川县志》卷上载:“清兵南下,自成部毫侯李过守延数月,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川)浃旬。”
两县县志可证,李自成确有驰援陕北之举。同州(治所在今大荔)距潼关很近,距西安较远。从西安走洛川,应经耀州、宜君一路,他不走此路,而经同州、白水溯洛水北上,可知他北上前不在西安,而在潼关附近布置防务。李自成没到达延安“逆战”,只到洛川停留十天,这应是他又接到潼关军情报告之故。显然是他一时不能确定陕北、潼关哪边军情更急,需要等待新的情报决定驰援哪方。等待的结果是南急于北,于是返身又趋潼关。
十二月二十二日,多铎所率清军进抵潼关,等待红衣炮军。二十九日,刘宗敏率部与清军激战。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初九日,清军红衣大炮运至,依仗炮火攻势进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不能阻止清军攻势,李自成遂留部将马世耀所部七千余众阻敌,自率余兵返回西安作下一步打算。多铎奏报称:“十六日,大军自潼关起行,十八日至西安。自成料不能当,已于十三日焚其宫室,挈其子女,出蓝田口窜奔商州。”
史籍记载:“潼关破,……自成欲返据延安,闻唐(通)帅从黄甫川西渡,……知西安不能守。”“后英王出边,抵延安。自成惧,奔西安。”李自成放弃西安的原因,首先是潼关失守,潼关距西安比陕北近得多,多铎清军可以很快抵达。其次是陕北先有唐通的由晋西渡,继有英王阿济格的出边入塞。陷于腹背受敌之中的李自成自料难当,为保存实力,未等李过、高一功来会,就放弃西安南撤了。
顺治元年夏到山西清军首先进入陕北时,高一功、李过都在陕北,这年六月,高、李杀了大顺榆林守将王良智,由高一功接守榆林,备战清军。李过先在黄河渡口防御清军西渡,后从榆林一带退守绥德、延安。戴名世《榆林城守纪略》说:“顺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过杀王良智于演武场。一功代之,李过引东兵守河津。冬十月,大兵临河,李过溃走。一功尽毁厅舍,造悬楼,置大炮,日坐谯楼批简牒,杀人无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过河,孤山、黄甫川诸堡皆降。”
清军从黄甫川进入陕北后,就向榆林、米脂、绥德南进。顺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进入米脂,屠杀了李自成的族人,大顺军在米脂与清军相持二十余日。
清军从黄甫川西进时,高一功率部战于双山堡等处,后退守榆林。唐通向清廷奏报:“本年(顺治二年)正月初五日,臣自绥德赴双山,与贼写战书一纸,将一切利害与贼高一功说明,……拾肆日未时,贼走榆林。”
李过、高一功是李自成的亲信将领,与清军战,不遗余力。《绥寇纪略》卷九载:“李锦(过)在榆林,唐通从黄甫川过河,……以抄其后。锦颇善战,贼中号小李,与通斗,殊有胜负,其时睢榆林一队能相持。”史料又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
清军在陕北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积极招降大顺军将领和官员。尤其是那些已降大顺的原明将领,如黄甫营守将高鸾等,当清军压境,便见风使舵,背叛大顺降清。降清原明将领王大业是陕北人,熟悉当地人情,随山西清军进入陕北后,受命进行招降活动。他向清廷奏言: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职抵米脂,次日,蒙英王令旨,委职延绥总兵,料理政务。职于本日即抵响水,差人招抚,……二十八日止,自响水起,宁寨止,共壹拾营堡,俱倾心迎降,即定边等处,亦次第投顺矣。”
顺治二年正月后,绕道塞外蒙地的阿济格所率清军陆续入塞南下。阿济格率兵八万,沿途在晋北等地征集了大量部队,加上大顺军原明将领的投降,实力更加强大,这使高一功、李过的抵抗更为艰苦。
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载:“(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英王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
从《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三《车布尔传》中,我们也可以知道阿济格军至榆林的时间,和大顺军抵御清军等情况。车布尔“复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师出塞,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塞渡黄河,凿冰以济。顺治二年春,师至榆林,贼夜袭蒙古军,车布尔与牛录额真(佐领)苏拜往援,破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同与固山额真(都统)伊拜拊徇旁近诸州县。”攻榆林的情况,只是清方的说法,实际上由于高一功等的坚守相抗,清军并不能轻易攻下。
《二臣传》卷二《尚可喜传》记:“(顺治)二年二月,英亲王驻师米脂时,自成兄子锦(李过)踞延安。可喜议,令诸军分攻,克延安城,锦窜遁。”
因清军不能很快攻克榆林由北向南尽收大顺领地后再南进,于是才有尚可喜的“分攻”建议。又因有降军的助力,阿济格便得以只留下大同总兵姜壤、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进攻榆林,自率八旗主力继续南下分攻绥德、延安。
绥德是大顺军阻击清军的重点地区。《满州名臣传·湖里布传》说:“(顺治)二年春,师至绥德州,贼乘我未列阵,掠取马数十。瑚里布追击之山颠,击溃贼众,尽获其所掠马。”这里提到了两军的一些战况。据《满州名臣传》等清方史书记载,清军有瑚里布、翁爱、哈宁阿、路什等将在绥德与大顺军交战,可知绥德之战虽不及延安大,持续时间长,但也不算小。
清军与大顺军在绥德、延安之间也有战事。嘉庆《延安府志》载云:“流贼李自成遣兵四万,窃据延安。英王将兵八万,从府谷济河,复绥德来攻延安,路经瓦窑堡,兵战,散屯鲁家屯、潘陵等处月余,自成兵溃乃去。”只是这些地方不是军事要地,没有发生大的争夺战,但说明李过所属大顺军,是由北向南有效地节节阻击了清军南下的。
延安是大顺军在陕北最后阻击清军,顽强守城的地方。从清军参战将领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两军的部分交战情况。
《清史稿》卷二百五十四《希尔根传》:“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围延安,大败其众。其将一只虎(李过)者,称骁勇,数犯我师。希尔根三战皆克,遂至西安。”
清国史馆《哈宁阿传》:顺治二年,“击贼绥德州,贼闻风遁走,追败之延安府,城内兵出犯左翼军,又击却之。”
《满州名臣传》卷十《阿积赖传》:“随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城,贼劫我辎重,阿积赖击之走。”
《满州名臣传》卷九《路什列传》:“(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征剿李自成,断其归路,与副都统阿喇善败贼绥德州,遂围延安府,自成兄子锦(李过),据城抗拒,路什随大军七战皆捷,锦遁去。自成为豫亲王多锋所败,弃西安,南走商州,遁人湖广。”
清国史馆在阿济格随征将领的传记中还说,伊拜、佟岱等也是“败贼延安”的将领。清方不记清军的败将败绩,实际上大顺军绝非那么不堪一击。清朝上列记载也承认一只虎李过的骁勇,从中也不难看到大顺军多次主动出战。
《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中说:“英王攻延安,……贼守二十日,食尽,闻闯贼去,兵溃。”清军攻城二十日不下,仅此足见大顺军的坚守相抗一斑了。记载言明了李过退走的两个原因,一是部队缺乏食物,二是得到了李自成放弃西安南去的消息。李过能知此讯,当然也知道潼关失守的消息。李自成未“返据延安”,潼关一失,延安及整个陕北必然难守。李自成对此是清楚的,因此他不会让李过、高一功死守延安、榆林,徒损兵力,只会让他们竭力阻缓清军的南下速度,待李自成远去后撤出陕北。
《流寇长编》卷十九载:“贼……守(延安)二十日,食尽,李过挟精骑数百奔榆林。”李过撤离延安时部众还很多,少数精骑奔榆林,可能是向高一功通报情况。由于西安已被多铎军所占,李过不能南去,他应先西走安塞,经靖边、定边折而南下。
守榆林的高一功也应得到了李自成南去的消息,当清降将姜壤、王大业等大举进攻榆林时,他便放弃榆林退走。道光《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载:“(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英王至榆林,伪权将军高一功、伪节度使周士奇遁走。”民国《米脂县志》卷八《纪事志》说:“清军(顺治)二年正月进攻榆林,伪顺留守高一功及节度使周士奇等皆遁,取道响水堡,驻延安,后奔西安。”高一功经过了榆林之南的响水堡,但说“后奔西安”显然有误,高一功撤退时也未必到过延安。
《榆林城守纪略》说:“(英)王以大兵自镇川沟南取西安,……又追破一功于波罗,一功遁走。”乾隆《怀远县志》卷三《纪事》载:“(顺治元年)冬十二月。我大清兵渡河,从镇川沟南取西安,分别部唐通、姜壤诸师收榆中。二年正月十四日,贼将高一功拒战于常乐,败奔响水。十六日,我兵入城安抚,姜壤追至波罗,又大破之,高贼遁去。”1993年《横山县志·大事记》说,这月“十六日,清军追至波罗西门滩打散义军”。
响水之西20公里是波罗,在今横山县境内,这里西通靖边、定边。波罗之战应是高一功撤离陕北时发生的。《榆林地区志》卷一《大事记》说:“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往湖广,李过、高一功等率残部由定(边)、靖(边)退出陕北,清军占领榆林、绥德等地。”此说李、高经过定边、靖边退出陕北是可信的。
李过等率部约于顺治二年正月撤离陕北,经陇东、关中西部,于三月至汉中,四月进入川东北的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今开江)等地到达鄂西。大顺军撤离陕北途中,是李过前行,高一功在后,相隔距离较远。高一功经过宁夏盐池境内的惠安堡,可能等待甘肃、西宁等地的大顺军一同南下,李过先抵川楚边境时间较长,高一功方至。合营后除李过、高一功两位主将外,还有李友、贺蓝、刘汝魁、马重僖、张能、田虎、杨颜昌。他们大多也是在陕北抵御清军的大顺军将领。
李过、高一功守陕北时的总兵力各书不提,但史料记载了他们到达湖北合营后的兵员数量。《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载有清驾臣李可学奏报:顺治二年四月,“由襄阳以下,闻荆门、当阳等处,潜有一只虎(李过)等十余股近十数万,……查此叛逆,乃自陕西延安逃下”。《明季南略·堵胤锡始末》说:这年八月,李过“与高一功合十营约三十万众,自川、陕由当阳转战而来,剽掠荆南间”。《永历实录》卷七说,其时“高(一功),李(过)部号三十万”。他们南下途中和到鄂西战斗后,兵员应有增减,但不会太大。记载对了解他们在陕北时的兵员数量可资参考,“十数万”、“三十万”、“号三十万”大体表明,大顺军陕北战役受损不大,战后还有相当实力。
李过、高一功先后退出陕北,阿济格军没有尾追这一路大顺军,而是南下西安后追击李自成。《清史稿·阿济格列传》记:顺治元年,“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人陕西,断李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讨自成”。
这里提到的交战次数和克、降城数,是阿济格二月十七日上报的。这时,李过、高一功应已经从陕北退走,阿济格也当已出了陕北,还未出陕西与李自成所率部队接战。所言“八战”和“克城”数,没有史料都能证实,不过多少也能反映清军与陕北大顺军的交战情况。克、降城共42座,陕北有城约为此数的一半,也就是说降城数中有不少是陕北以外的城。大顺军撤走之后,秦属各城只能降,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由胜利者写的顺、清交战史,对清方的战果有所夸大,败绩有所掩饰,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