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五集村后，村上又有人提出让我兄弟当村副。安好弟觉得他当不了，就跑到县城找我，也想参加学习和出来工作。在干训班住了几天后，我对他讲：“我已经从家出来了，你再出来咱一家人的生活咋办？你还是回去吧。如果还叫你当村副，你就到区上（二区政府在固村）反映情况。”后来得知他被叫到固村，说服他答应在村上干村副。为此，我就去固村向助理员杜有亮同志谈了家里的实际情况，又讲兄弟安好是个20岁的青年，也没有念过多少书，他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等等。杜有亮同志很理解我家的苦衷，如实作了反映，于是区上不再坚持让安好弟当村副的动议了。
不久，县政府调石坡村的李友恭担任五集编村村长。
我参加干训班学习和搞抗日工作后，家里的田地和小店生意就由兄弟打理了。正因为有安好弟担当起全家的生活，才使我能全身心在外面搞工作。
我在干训班学习了一个月，同期学习的有鲍金水、张绍德等同志。当时没有什么政治书籍，学习主要是听领导讲话作报告。县上的领导有：县长洛洪章（1914—1942，山西吉县人。中共党员。1938年任晋城县牺盟会特派员，10月任壶关县县长。1940年北方局党校学习，兼任教育科长。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抗日根据地，他随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转移途中，在河北偏城镇一带陷入日军包围，突围中因病被俘，几经严刑审讯，坚贞不屈，牺牲于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八路军工作团团长戴苏理、县公道团团长张星图、县新战士委员会主任张青山，以及县民运科科长车敏等。他们将我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有关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决议的精神，深入浅出地讲解，使我们学到了好多革命战争道理和做群众工作的知识。
这期间，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学员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义愤填膺。我们小组的同学纷纷说：“咱们光学习，不能上战场，说的都是空话，不如上前线真枪真刀地和小日本干。”干训班领导很赞赏大家的想法和决心，但还是劝大家安心学习，并讲在敌人后方搞根据地建设同样是干革命，是打鬼子。
干部训练班设在县城东南燕子池边的魁星楼跟前。我们在学习期间，县城遭到一次日寇飞机的轰炸。那天上午，警报声响起，按照应对敌机轰炸的预案分工，我立即冲出教室来到校门口站岗担任警戒，主要是防止汉奸乘机放枪摆旗给信号，指引敌机有重点地轰炸抗日救亡团体和城市居民。这时，县长洛洪章指挥并带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商人市民等转移到城东门外。那里有早先挖好的窑洞，有的窑洞很深，能容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为防止人们躲避敌机轰炸时惊慌忙乱，每当有警报，就要疏导人们按秩序进洞。
这天到下午2时左右时，没见敌机来。按防空指示，没有听到解除警报的通知，是不能离开防空洞、防空壕和防空沟的，但仍有零星居民沉不住气偷偷往家跑。就在这时，紧急警报声响了，我在警戒线上看到两个青年人挺着身子往城里走来，我跳出防空沟叫住他们，让他们赶快返回原防空洞去，但他们不听我的劝阻，硬性往燕子池跑来。我只好上前阻挡，他们这才返回去。此时，我已听见飞机轰鸣声，但又见两个人跑向魁星楼来，我赶紧喊：“不要跑啦！赶快卧倒！”可是，他们不听。我仰头看，东边已有飞机过来，霎时敌机略过我的头顶，一颗炸弹在魁星楼偏北、一眼水井偏南的地方爆炸了，那两个人也正跑到这儿。炸弹响过，这两个人不见了。当时，我卧倒在沟边，被气浪掀滚出原地，砖头瓦块像风雨打来，我一下懵了过去。不一刻，我灵醒过来，见敌机盘旋忽高忽低还向城里城外扫射着……
警报解除后，我起身看周围是房倒屋塌，魁星楼阁上和燕子池边的树上挂着人的残肢，实在惨不忍睹。日寇的罪孽让干训班的同学们无比愤恨，与日本鬼子干到底的决心更大了。
1938年11月，学习结束时，我再次请求当八路军上战场打鬼子，何绍先主任让我找八路军工作团团长戴苏理（1918—2000，山西襄垣县人，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治“牺盟会”突击队党支部委员，长治县游击支队党总支书记；中共壶关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陵川县委书记；太岳地委民运部部长；南阳地委书记；建国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候补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书记、省长；辽宁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1994年离休）。我到西街“裕丰当”铺院后，戴苏理团长热情地接待我。后来知道他明着是八路军壶关工作团团长，实际上是中共壶关县委的主要领导人。
戴苏理团长看了何主任开的介绍信后，说：“动委会何主任介绍你来，很好。”让我坐下后，有一位同志端过一杯水。戴苏理同志问了我个人家庭的情况后，讲：“在你们村的工作员是谁？”我说：“经常到五集编村有两个工作员，一个是县公道团的赵世义，一个是县牺盟会的秦秋文。”他问：“这俩工作员和村长关系好的是哪一个？”我想了想，说：“看起来都好，不过两人的处事不太一样。”他问：“怎么个不一样？”我说：“秦工作员来村上住几天每当临走时，村长要给些钱说是路上花，但秦不要，村长再三给，他都拒绝了，而且还把吃饭的菜金交给村警收下。另一个工作员赵世义走的时候不但不留下应交的饭钱，还有意地对村警说：‘你给村长说我要走了，路过东柏林、流泽时就中午了，那里都有集市，想买点吃的，这钱怎么花？’村警不哼气，我也不说话。村文书张家祥急忙上前说：‘赵工作员不能走，饭没吃好，这还能走？再住几天吧……’说完去找村长。牛村长说：‘给两块钱当盘缠吧。’赵工作员一听这话连说‘不能要，吃了饭就好。’但管钱人一进门，他迎上去抓住钱，嘴里说着‘不能要，不能要’，拔腿就走啦。”我说得罗唆，但戴团长听得认真。
他了解了我以前的情况后，说：“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后发动群众搞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目前县上正需要人，你还是到县民运科干吧。”并嘱咐，要把学下的东西用到工作中，然后他介绍我到县政府民运科找科长车敏同志。
担任县民运工作队副队长我来到民运科，科长车敏同志和一个姓姚的女同志在办公室。他们已听说过我当村公道团长告倒贪污村长的事，说了一些赞扬的话。谈到我的工作，那位女同志提出说：“民运工作队正缺人手。”车敏科长兼任民运工作队队长，原来的队长人称“麻子刘”。他当即说：“德善同志，干地方工作，你还很行哩。民运科和民运工作队干的是一回事，你先在科里工作一段时间吧。”从此，我从不脱产的抗日积极分子，成了吃供给制的抗日干部。不久，我担任民运工作队副队长。民运工作队队员有张绍德（刘寨村人）、张全忠、王好则、许宏元等同志。
1939年春，八路军已占据上党地区的八个县城和广大乡村。这时的农村经济落后，老百姓的生活很穷苦，但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拥护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壶关县抗日救亡工作形势发展很顺利，民运科的工作十分繁忙。民运科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县民政局、武装部、青年团、妇联会的工作。我跟着车敏同志跑遍了全县各村，走到哪里就宿在那里，吃派饭，一天交五分钱。记得在南行头编村的崔家庄时，我们住在危玉仁家。
这期间，我还调到县新战士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协助张青山主任做新入伍青年参军前的准备工作。我们曾到驻董家坡村的决死3中队学习，还到固村、东韩村等地工作。张青山同志给我讲过许多革命道理，尤其是要认识国共合作中的复杂问题，他说：“当前抗战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这时候，我的民族斗争观念是很强的也很明确，但阶级斗争认识就模糊了。当时上下强调的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还常与国民党的机构打交道，一起开会等，因之我只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特务是我们的敌人，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识别力，也没有看出设在县南街的晋南工作团及其《壶关战旗》报，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机构。
这时，原来《山西民训旬报》停刊了，第十八集团军发来《黄河日报》，文字通俗易懂。八路军工作团还印有《简报》、《小向导报》、《号外》等宣传品，及时传播我军歼敌的胜利消息，鼓舞了抗日干部的革命意志。
在国共合作的县政府里，国民党壶关晋南工作团出刊《壶关战旗》报。它的报道不够全面，前线的抗敌消息很少刊登，内容也干枯无味，文字艰涩，看不懂。但送到民运科时，我们还不能不收下，当然也有个别人喜欢它。
在民运科工作期间，我还奉命代表县政府共产党方面与代表国民党方面的郭红一等带上物资，一同到陵川县慰问过我军一二九师和驻平城镇南营的友军新五军。在八路军随军消费合作社，我还买过一支“夜来香”牌水笔。这段经历是后来读到一篇短文《夜来香来了》才想起的。“我不愿在春日下争芳斗妍，更不想求谁知晓，让人夸赞。只要自己能给人类一点点美的享受，就是永不出头露面也毫无怨言。”这一段让我深有感触。
民运科科长车敏同志对我十分关心，给我讲过许多与党与人民群众有关的事情，还让我看过几本书。他叮嘱只能自己学习，要保密，不能转让他人。一本书名《论持久战》，是毛主席的著作。这本书是1938年5月发表的，到这年冬天我们这里就能看到，我这个山区青年感到十分欣喜。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我们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要到达这个光明前途，还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这本书看后就归还了。
另两本是莫平写的《历史一面》和洛甫写的《论待人接物》。车敏同志把《论待人接物》赠送给我了。这本书的作者洛甫就是张闻天，内容是论述共产党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应有的态度和方法，通俗易懂，所以记忆很深。
书中讲，人生社会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处人的事，态度要明亮，憎恨什么、爱护什么，观点鲜明才能使人家相信你、爱戴你。做一件事，要实事求是，不能挟沙带泥，说话要真切，不能说假话。帮助人一定要诚实，说话一定要和气。
书中讲，一个党员要担负起团结、组织和教育周围群众的职责，要密切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作的反映和意见，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否则，就不可能做好工作。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往往不是注意你所讲的道理是否正确，而是看你的态度如何；如果你的态度不好，你的话说得再好，他也不愿意听。
书中还讲，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因此，我们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对同志要尊敬、仁爱，能够做自我批评；对人要诚实、坦白，不虚伪、造作；要言而有信；在群众中要能够以身作则，体贴、照顾群众利益，等等。
由于当时学习材料极少，因此我也不止一遍阅读这本小册子，逐步理解其中的观点，对做好群众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后来我到北行头、石河沫编村工作，一直带在身边。因担心丢失也怕被敌人发现，1939年底我回五集村后，将这本书和另外几本学习材料藏在侯昌明家北窑的墙缝里。解放后，我一直想去找一找，希望东西还在。曾在侄儿松堂的协助下去找寻，昌明的儿子发则带我们看那孔窑，才知窑面墙早已从根基上翻修过，当年所藏的东西已不知去向了。
在县城工作期间，县八路军工作团的马千里同志与我接触多，他不断地给我讲革命道理，交谈抗日救亡和宣传群众工作，鼓励我为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后来老马介绍我加入一个秘密组织，并且特别叮嘱道：“干革命要坚决执行党的纪律，要牺牲自我，不能暴露组织。”我坚定地回答：“我就是死，也不暴露组织和自己同志”。当时是单线联系，我每次交费五角钱，上面的负责人没有见过。
马千里同志是我从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引路人。1943年我重返抗日民主政府队伍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1941年秋，国民党二十七军偷袭八路军辖区时，马千里同志被抓捕枪杀了（马千里，1911年生于哈尔滨，中共党员。1939年抗大毕业后，调任壶关县民主抗日政府县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1941年10月反顽军越界抢粮斗争中，在迎乐村被顽军偷袭抓捕，耳朵被铁棒打掉，锁骨被串上绳索，惨遭杀害）。
担任北行头编村村长到1939年3月，我已在县民运科工作四个多月，此时日寇飞机连续轰炸壶关县城，形势紧张起来。县政府机关往东山里撤退时，车敏同志和县政府行政科李科长提议让我到二区五集编村当村长，当我提出“还是不在本村工作为好”的想法后，即改派我去三区北行头编村当村长，换了原阎锡山壶关县政府派的村长赵崇德。张海松同志随我去担任村警。
北行头村离我家20多华里，这里处于神山岭北麓。神山岭又叫行头岭，是太行山南端最高的分水岭。六月天登上神山顶会有“清风凉爽”之感，传说游人登山到此即顿感神气。东汉末，燕国皇帝慕容永每年夏天要到神山观光避暑，因为他曾号召民众抗旱救灾，并设坛祈雨，或许是神仙显了灵，天降甘露，秋后庄稼大丰收。老百姓感激皇上爱民之心，于是自愿投工为他修起一座行宫，并约定每年六月初六日烧香谢恩。后世在山顶创修了慕容祠、三嵕庙。
神山岭南、北麓各有方圆五里的平坦地，村名分别叫北行头和南行头。凡是河北邯郸、武安和河南安阳、新乡等地客商或行旅要想到山西潞安府——上党地区，必须由太行山脚下或经黎城东阳关翻越壶关老虎（洪）岭，或经由壶关县东南的洪底沟、河郊沟、哭郊河，直上到鬼哭狼叫的太行山顶——神山岭，然后再西行，经过牢村至五集的石棺材沟，就可到达荫城以至长治等地了。
当时，编村管辖的范围相当现在的一个乡，北行头编村政公所工作人员连我一共七名，都是脱产的。村公所有通信员一人，管民兵自卫队的叫赵保国，他是石南底村人。村文书是赵景和同志的姐夫，叫郭保胜，是大南山村人。村警三个，除张海松同志外，还有翟河村、北行头村各一人。另有一个不脱产的基干队员叫张怀则，其家在红庙脚村，其父叫张天成。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村公所要应付方方面面，既要给八路军筹措粮食和鞋袜，也要给中央军筹办军需。国民党晋南工作团来了也得接待，记得团长姓唐。老百姓支持打鬼子的部队，粮食只要能拿出就按通知交来，妇女们也是不分昼夜赶着做军鞋。我们除了动员一般群众尽力而为外，主要是动员富裕户特别是地主老财多负担一些。做他们的工作时，我没有强摊硬派，而是多讲国难当头，共同抗日，人人有责；抗日部队流血牺牲打鬼子，后方民众要支援；否则鬼子来烧杀抢掠，你家的东西可就啥都没有了，等等。道理讲透了，他们也就自愿为抗日部队出粮米出钱财了。因此，在北行头编村工作期间，没有富户反对我，我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上级对我的工作予以肯定，后来抽调干部到外省工作，征求意见时，我当时头脑里乡土观念很重，说自己是山西人，还在家乡干吧，因此留在了太行山。
在北行头期间，生活很清苦，但我们毫无怨言，没黑没明地搞工作。看到我生活困难，韩庄村一位对抗日救亡很热心的富户李蓟昌先生主动借给我山西钞票10元钱。后来我离开北行头村归还时，李蓟昌先生说啥也不接。这件事在后来的运动中，我曾以“贪污”之名检查认错。
5月间，日寇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7月，侵占壶关县城，大肆烧杀掳掠。国军四十军退到陵川和河南境内，八路军仍在壶关县境内东南大山里转战。国共合作县政府转移到山区第三区的大井、郭家驼一带。区村干部带领民兵开展游击活动。
这年夏，驻北行头的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教导员陈启贤与我交谈，准备在7月7日这一天，召开一个军民纪念“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大会。这一动议得到县上的支持，县长洛洪章来到郭家驼村后，经商议，让我协同主持大会。这次大会在神山岭召开，八路军工作团团长戴苏理同志到会指导。与会的群众有三区的3个编村、二区的两个编村的老百姓，有这五个编村的民兵自卫队；部队既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部队，还有国民党二十七军、晋绥军的六十四军独八旅等，军民约有1万多人。这天下了点小雨，但未影响会议，县长洛洪章讲了话，一一五师某部政委也讲了话。大家都说大会开得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许二胖（女，84岁）讲：为了打日本鬼子，村上人偷偷地开会。后来开过大会，地点在村大庙上，十里八庄的人都来，还有当兵的。当时村上民兵有李来成、李双会等。朱总司令的八路军在村上开过兵工厂，在许长松哥家的大院，那个院子墙高院深。日本人到了陵川县，也到过这里。
田立斗（82岁）讲：1938年，我13岁。日本人占了长治，专员公署转移到石坡乡，家属也转移过来。我还赶着小驴支过差，驮迫击炮弹。随后八路军来到北行头村一带。
当时的村干部，对来到村上的部队不论是八路军，还是中央军，都要支应，供应粮草和鞋袜等物品。具体的通知办法是村干部上街打锣吆喝：“交粮了，一亩地二升”或“一亩地三升”。
八路军部队来到村上后先住在庙上戏台，他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步枪是杂牌。我们小孩跟着看。村上开大会，我们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还有一个任务是看好水井看好水池，以防止特务投放毒药。
1939年10月，我调任壶关县三区石河沐编村村长，海松同志与我同去搞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石河沐村位于壶关县东南，距五集村140里。这一带山高、沟深、峡窄，是较偏僻的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