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广播电讯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这天下午，我一回到家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润棠妈，她一听好像还不相信，“好好的，怎么就不在啦？”说罢眼泪就流了下来。这些天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9月18日下午3时，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天，我们宝鸡市也举行追悼会，与会的干部群众在绵绵秋雨中静静地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我回到家时，见润棠也刚回来。我边放草帽边说：“只要上边一声令下，我还能上战场！”当年我曾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扛起枪杆。别看我60岁啦，但只要祖国召唤，我还是一个战士。
就在干部群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心忡忡时，10月4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月18日，我们宝鸡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我走在欢庆的队伍中高呼着“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打倒王、张、江、姚！”的口号，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终于结束了。
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党中央部署落实干部政策，将“文革”中加在干部身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予以平反昭雪。
1979年3月15日，按照上级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斗鸡粮站决定对1968年秋成立大联委和革委会以来，“清队”中12人的问题重新进行定案；对“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的，重新进行档案材料的审查核实工作。如果有冤、假、错案和不实之词，确有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之事，一一进行调查核对，实事求是，认真慎重研讨落实政策。
4月14日，斗鸡粮站党支部正式发文为被错误隔离审查的同志平反：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下，我们粮站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搞了“清理扩大化”，将张德善、陈东藩、韩洪济、安永奎、何富生、王少鹏等七名职工干部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程度不同的遭受精神折磨。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根据中共46号文件精神和上级文件规定，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制造的错案，经查证，我们认为清队中对张德善等七名同志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是错误的，均属错案，经粮站党支部1979年4月13日会议决定：为张德善等七名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赔情道歉，对强加本人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对档案中的有关材料，予以销毁，七人的检查退给本人。对其家属和亲友因此问题受株连者，由粮站党支部出具证明，予以消除影响。
强加在革命同志身上的不实之词推倒了，我最终得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也得到广大职工的尊重。粮站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6月13日党小组会上，在说到联系实际学时，有的同志提议让我讲一讲“文革”中的经历，说这是否定“文革”的具体材料。
粮站同志合影（1979.4.12.）对此，我认为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年轻同志是有教益的，“文革”中自己的遭遇对否定“文革”有现实作用。我认真做了准备，在6月20日的粮站党支部学习大会上，我发了言。最后谈了思想认识：通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充分地、明确地肯定三中全会的方针取得的巨大成果和近几个月来国家的大好形势。三中全会文件是拨乱反正的指路明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决不许可有任何动摇。
向家乡亲人告诉一件大喜事1972年，大专院校从工农兵青年中选取学员时，润棠向单位领导提出请求，但有关负责人回话让当好他的管理员。润棠连报名的权利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历史问题而过不了政审关吧。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考试招生，允许“老三届”报考，不再唯成分论，也不论结婚成家与否。润棠是日夜复习功课，终于经过1978年6月的高考，以总分364.3分的成绩被西北大学历史系录取。润棠考上大学，这可是我们家的一件大喜事啊。我立即向山西老家、辽宁绥中的亲人报了喜信。
我给女儿海棠的信是这样写的：
海棠：
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今去信，是为了向家乡告诉一个大喜事！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猜想到。我想让晋陇兄妹事先猜一猜是一个什么大喜事呀！我就这个喜事，想到他兄妹四人上学的成绩如何？两三年前“四人帮”横行时，知识无用论的流毒很深，学校受影响很大，影响学生的学习与成绩。这种现象是必然的。由此，我想当父母的要注意儿女的成长。在他们小时候，强制学习、打骂等都不是办法，而要耐心启发，向那些学习好、很勤奋、爱劳动的同学看齐。要听老师的话，不能顶嘴。学习态度不好，是什么也不能学到手的。
我把我的文化简单说一下吧：我小时候很想念书，处在旧社会，穷人家小孩上学处处受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的欺负。当时，老师也看不起穷人家孩子。我性子倔犟，所以常受气，挨老师的打骂。因此，我九岁上逃学，后来跟你爷爷上条炉，学打铁了。
当我十五六岁时，已意识到不识字在社会上是要受气的。你没有文化，再没有钱和势力，活一辈子会受一辈子的气。生活在旧社会，你若不想个出路，别人会说你没出息。我想，有了钱啥事都好办，有了文化知识才会想出穷人的出路来。后来，下决心学社会上的知识，多听老年人的说教。
你爷爷病死那年，我才17岁。因本家族长以势力压迫而倾家荡产。我开小店做生意，又因税捐重而干不成，只好串乡赶集早出晚归赚点钱勉强维持全家最低生活。
1937年春夏之间，在赵屋、牢村一带串乡时，恰好碰上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说起话来“蛮”，听不懂，就在地上写字：“我们是穷人的子弟兵，不要怕！”叫我给他们带路。到了目的地，他们让我吃了饭，还给了两块银元，嘱咐我千万别给家人说！后来，我就成了八路军宣传队的小向导，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部队里，我虽然算有点文化，但到底只上过三冬天学，程度还是太浅，不能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解放后，上了速成中学，又上干部文化补习班，但也只是个高中二年级水平。所以我是很希望孩子们能多上几年学的，这样长大才会有大出息。
说到这里，我告诉你们吧，我要说的大喜事就是你弟润棠参加今年的高考，已录取到西北大学了，学习四年后分配工作。我希望晋陇兄妹能向他们的舅舅学习，努力奋斗，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我的信寄出去的两星期后就陆续接到胞弟牢则，女儿海棠、女婿振忠的回信。外孙晋陇也写了来信。他们同时也给润棠去了信，表示祝贺和鼓励。
牢则给润棠的信是11月2日写的：
润棠、春花：
近来你们的工作与学习都很忙吧。我们好久没有书信来往了，在上月你爸来信，知你考入西北大学，专业属于历史学，学习四年。这使我们全家感到非常地高兴。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只有华主席领导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有我们今天能上大学的机会。希望你在这暂短的四年内用功攻关！还要求你和春花经常地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11月7日，晋陇给我来了信：
外公、姥姥：
接住你们的来信，得知我舅舅已上了西北大学，并且分数比较优秀，使得我们全家十分激动，欢欣鼓舞，高兴不止。我们家里都为他那优秀的成绩而感到骄傲。
西北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这是我在信上见我舅舅说的。他说学校学习和生活条件还好。您这次来信说让我们学习我舅舅，这您别担心，我们一定向舅舅学习，力争取得新成绩。
舅舅在西安上大学了，妗子在工厂上班，小弟震宇由你们照看，我妈说：千万要看好孩子，不让孩子受罪。
外公您如果想回老家，您就自选时间就来吧。紫水姥姥也很盼望您来。我们也是希望您来的。
祝你们身体健康！
润棠从小上进心就很强。他在31岁时上了大学，是一定会把功课学好，还会要求政治上的进步。我们老两口是一心把爱孙震宇照管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同时想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已有了公正的结论，应该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学校党组织。在我的请求下，粮站党支部给西北大学历史系党组织发了有关函件。
果然，润棠在校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了班上的生活委员。1979年被评为“三好积极分子”，1980年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1981年评为“三好学生”。春节前，我收到了西北大学寄来的“致三好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是红色字印刷的，上面讲：“在1980年的‘三好’活动中，张润棠表现突出，成绩优秀，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是家长配合学校共同教育的结果。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980年，润棠向班党支部写入党申请书。1982年4月，西北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批准张润棠为中共预备党员。孩子20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为儿子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银水兄弟蒙冤22载终于平反1979年春节后，多年没有有通信的张银水兄弟与妻子李菊娥从咸阳来到我家。他们是要到青海西宁去，因为组织上要解决他被错划“右派”的问题，路过宝鸡时而下车的。我们已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那一晚，我们老战友、老兄弟二人促膝长谈。他当年说真话、讲实话却受到曲意上纲而论罪，真让人不堪回首啊。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文革”结束后，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青海省石油管理局及时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我的银水兄弟蒙受22个寒暑的冤案终于得到了甄别。
整理者按：父亲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战友中较多的是张银水，但这次会面事后却没有记下叙谈的内容。2006年12月16日，我专程到咸阳西北第一棉纺厂拜访了小爸张银水。他忠厚慈祥的面庞透着几许愁怅，少言寡语，但一说起参军打仗的事，他很兴奋。
银水小爸说：我今年80岁了。1947年2月政府动员青壮年参军。当时要求家里兄弟多的都要出一个。我们兄弟是四个：长水、银水、群水、聚水。我这年刚18岁（虚岁），符合参军条件，就自动报了名。我在父亲（张林僧，小名奔楼）的支持下就当了兵。村上一块参军的有安书、安胜、金垒等七八个人。
我后来分到四纵队十二旅三十四团二营六连当战士。晋南战役打了两个月，我的腿受了伤，当天送进医院。伤好后随部队南下，强渡黄河时是半夜，我们一个班12人坐一条木船。此后，我们攻打洛宁、卢氏、漫川关，直到湖北郧西、陕西山阳、旬阳等地。这期间，行军真苦真累，吃不好、喝不上，但我从不说二话；每逢打仗，敢冲锋陷阵，能坚持战斗。1947年12月，我就入了党。1948年2月27日，上级决定组建郧白独立团，从三十四团抽调团部干部19人并划拨6个排、两个机炮班，同郧西独立营合编为一二营和直属警卫通讯、机炮各一个连，加上补充的新战士600人，共计1100多人。
郧白独立团建团后，我担任了班长。此后我们奉命南渡汉江剿匪、建政，开辟新区，在四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奔袭夜击，与敌匪周旋。后来，郧白独立团又归建一旅，打下襄阳后就急行军追击黄维兵团，参加淮海战役。在小李庄时，我见到过总前委首长刘伯承。
淮海战役时，我们人牺牲得太多了。在双堆集、李庄，仗打了一个多月，敌人是飞机大炮，轰炸得很厉害。我们的装备差，主要是机关枪、步枪，三八大盖还算好枪哩，这还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阻击黄维兵团突围的仗非常惨烈。打了三天，有的连130多人，只剩下六七人了。我们连也基本打光了，但我们完成了堵击任务。
张银水（右）与张德善合影（1951）蒙城休整和开庆功大会期间，我和安书哥经常见面，这是我们最亲密的时候。后来部队西进陕南镇巴、勉县、汉中剿匪。1949年5月，全军整编中，郧白团改编为五十七师一七一团，我任团部保卫员。战争年代，我立功有八九次，受到表彰奖励，当时也发奖金哩。
婶婶李菊娥说：你叔叔得的军功章有《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人民功臣》奖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纪念章等。
1952年7月14日，五十七师政治部批准颁发的《立功证书》记录了他立功情况：
第一次：三等功，湖北郧阳，十二旅三十四团战士，主要能吃苦耐劳，在班里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好，能和同志团结打成一片，战斗中较好。
第二次：一等功，陕西白河，郧白团班长，坚持斗争中，战斗和工作都能完成任务，全班团结，没有逃亡，为团巩固部队模范。
第三次：二等功，陕西旬阳，一七一团保卫工作员，工作积极，能及时解决反映部队情况，在战斗中完成救护及处理紧急问题的任务。
当说到受冤屈的事时，银水小爸沉默了，不愿多谈，只说：1952年8月，一七一团奉命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第二团，参加玉门油矿的基本建设，使玉门油田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1955年5月，我转业到青海石油勘探局任保卫科副科长，为副连级。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实地谈了一些对运动的看法和对局里干部工作上的意见。谁知到了运动后期，我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局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开除了我的党籍，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进行监督劳动。
婶婶李菊娥说：我和银水是1954年在汉中结婚。他被打成右派后监督劳动，我只好带着孩子回了老家洋县。1958年，我考入咸阳纺织机械厂当车工。1962年纺织机械厂下马，我调到国棉一厂织布车间。后来，由于我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实在困难，就向厂里再三反映困难。到1974年，银水才调到国棉一厂，但仍带着“右派”帽子参加车间劳动，工资是二级工：40.5元。直到1979年3月，青海石油管理局给他平了反。1980年退休，后改正为离休。为他平反时，我们去青海路过宝鸡时，你上大学在西安没见上。
为你叔叔平反的文件我一直给他保存着。
（婶婶保存着当年的平反文件。其一：青海石油管理局1979（170）文件“关于对张银水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发（78）55号文件精神，作出：张银水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属于错划，给予纠正，撤销原给张银水行政撤销一切职务进行监督劳动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副科长职务。工资级别问题按照1958年工资改革后重新评定级别的原则定为行政18级（11类地区基本工资99元），享受附加工资待遇，新定工资和附加工资从1978年10月1日起补发。
原处理主要依据及复查结果：
1.张银水同志在1957年8、9月份说：“我看基建处没有右派，地质队两个右派我看是假的。”“这次整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什么问题。
2.在一次学习会上说：“57年精简机构从石油部到周总理都有错误。”“基建处总支委员会不起作用，决议可以不执行。”本人不承认，证据不足，予以否定。
3.在一次鸣放会上说：“我们局提拔干部，不是根据德、才，是从印象出发。”此属对提拔干部有意见。
张银水和李菊娥合影于2007.12.16.4.张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否则为啥不法办。”没有什么错误。
其二：青油落知1985（410）文件“关于对张银水同志‘右派’问题改正决定”：经再次复查决定：张银水同志原定“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现予彻底平反，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
银水小爸说：五七年反右派，冤枉了许多好同志。1979年平反时，不少同志去找当时故意整人的那个主任，要他说个明白。他无话可说，也无脸见人，最后自杀了。
离休后，组织上对我是很关照的。特别是我们部队的老首长和战友多有通信来往，给我寄送了好多军史资料，如《难忘的重任——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一七一团战斗历程》、《老兵的脚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石油工程第一师回忆录》、《英勇的战斗队，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突击队》等。
张一青同志是我在一七一团保卫科时的战友。他转业后，走上油矿领导岗位，作出了很大成绩。
2002年10月，我接到他的来信：“银水同志，我尊敬的老战友，多年没见，很想念你。”“我离休后，把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所看到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犹新的一些真实故事写成初稿，由王寿彭、冯淑惠同志整理成书，《苍山弱水留衷情——一个真实的人和他的真实故事》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今给你寄去两本。本书第一张照片是1952年春节我们在汉中褒城照的，至今已有50年了，我一直珍藏到现在，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望你抽点时间写个信或打个电话，以便函相互了解。”我的文化程度低，没能写出自己的经历，但看了首长和战友的文章，当年部队横扫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攻打襄阳的战斗，就出现在眼前。特别是千里追击黄维兵团的艰苦、淮海战役双堆集阻击战的惨烈，让我永远难忘。还有部队回师陕南、剿匪建政和改编石油工程兵、建设玉门油田的历程等。每当读到这些，我就觉得回到了那战斗和工作的岁月。
我自从当年参军离开家乡后，一直到80年代初才回过一次老家。前年，我大哥的儿子建柱专程从五集村来咸阳探望我们。当叙说起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时，我的儿子振宁、振卫和女儿李洁等都说以后要回老家看看。我的两个孙子张番、张皓和外孙女李文君也说要看看祖籍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三个孩子是由老伴一手带大的，因为我蒙冤受屈，他们曾受到不少歧视，生活上也艰难，但他们能自强自立。现在，我们全家都在咸阳，有孩子们在跟前，我和老伴觉得晚年很幸福。
我是一个革命老战士。战争年代里，为了人民得解放，打仗是不怕流血牺牲的；新中国建设初期，更是不怕苦不怕累，尽了自己的责任。受屈蒙冤那些年中，我也是老老实实地劳动，可惜的是没能给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
2005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荣获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说明组织上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战士啊！）
参加革命时间终于更改在“文革”后期的那几年，我的头晕脑昏病时常犯，虽经治疗效果不大，严重时还心慌烦闷。1975年下半年，我考虑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再说就快六十岁了，于是向单位口头提出退休申请。第二年的8月23日，我正式写了退休申请书。
“文革”结束了，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十年动乱中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干部政策的大量问题也在甄別。
1977年12月17日，政工股股长找我，问：“老张，你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回答：“站上有我的档案可查啊。”又问“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我说：“1947年2月参军”，他记在一张废信封纸上，四个小时后段新昌同志拿来一份表，说：“这个表填写的你看对不对？”我看到表上写“参加革命时间1948年3月，级别19级，现工资82.50元”。我说：“不对呀！把我入党时间写成参加革命时间了。”
1978年2月起，粮站举办老职工退休学习班，学习有关政策，解决有关问题。28日，我写了退休申请，这一天是我内心很欣喜的日子。但在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上，粮站负责同志说：“你参加革命时间，从1947年2月参加人民解放军时算起。”这样的回答，说明我被搅乱的历史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
1981年1月，粮站政工股硬按工人退休给我办理了手续，按80%发工资。对此武断作法，我认为不符合干部政策和我的实际情况。即使“从1947年2月参加人民解放军时算起”，也是应该给我办理干部离休手续的。
2月13日，我到市委组织部反映问题，韩建民同志与一位姓李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听了我的陈述后，当即通知市粮食局交由斗鸡粮站按有关政策办理。不久，粮站给我改办了离休干部有关手续。至此，我的问题朝着妥善解决前进了一步，但是说我“1947年以前参加抗日工作只是光荣历史，不能计算工作时间。”这种说法仍然让我难于接受。
抗日战争时期晋东南情况极为复杂，要弄清我的问题看来要向区以上有关部门反映了。查阅中组部《关于改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后，我逐级向区、市、省以至中央组织部门写了申诉信，请求落实有关政策，“在我有生之年，做出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回答和处理。”
我的申诉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重视。1982年4月19日，区粮食局党组书记李长春及有关同志听取了我的叙述和意见后，指出：“你说的那么些证明人都死了，你要尽量多找些现在还活着的人来证实事实的经过，属实就好办了。”至此我已感到问题的难度。抗战初期我搞革命工作是时暗时明，亦明亦暗，秘密活动时的证明人就那么几个，敌人也说我是“暗八路”，而我公开活动是1944年八九月参加整风学习会后当教员，了解情况的人多，应该能说清楚的。我再次提供了证明人线索。
1983年12月1日，区粮食局两位同志到我家交谈我的参加革命时间问题。22日，区委组织部米部长告诉：“你的申诉材料经过会议研究，已转交给区粮食局党组，会按中央文件精神做出结论，落实干部改变参加革命时间的。”23日上午，区粮食局李长春同志对我讲：“根据你上报情况，我们派人作了调查。1944年前，有关证明人说对你记不清或说不认识。看来你参加革命时间只能按1944年当教员起计算革命工龄时间了。”金台区民政局有关同志也告诉道：“我们去调查了，了解到1937年至1944年期间你的革命活动是点点滴滴，不够系统。你担任教员后的情况是清楚的，你参加革命时间宜定为1944年，算抗日干部。”
1986年5月20日，金台区人事局根据国务院对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有关规定，重新做出决定：
更改张德善参加革命时间）张德善同志是1982年离休。他参加工作时间，原从1947年2月参加解放军之日算起。后本人提出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37年。1937年至1944年期间本人所提供的证明人，有的已经亡故，有的回忆不起来，多数证明是1944年9月1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故根据国发（82）62号文件规定，经我局1986年5月20日会议研究同意张德善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改为1944年9月1日，按本人离休的标准工资，每年增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生活补贴，从1986年起执行。
区人事局给我办理离休手续时，同时授予了“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1987年12月18日，金台区人事局（87）331号文件“关于解决部分离休干部有关待遇和生活补助的通知”中，“抗战时期，孙汉卿、张德善、郑士魁等六同志每人补助9.50元，并享受县级医疗、用车待遇。”
到此时，我是非常感激组织上对我的关怀，也予以理解，花了那么多钱，跑了那么多路，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抗战初期的工作情况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明，我不能强求了。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战争的幸存者，我享上了社会主义的福。离休以后，组织上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年过节送礼赠物，有病是多方关照，我还有什么抱怨的呢。再想想牺牲的战友，我这点得失又算个什么呢！
古人陶渊明能做到“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我是个老共产党员，更应“心底无私天地宽”。《金秋》杂志上一篇文章“走向彼岸”说得好：“人生是由一连串遗憾组成的，又何必对生活的遗憾耿耿于怀。面临岁月之河，人生只有在向彼岸进取的征途中，才能焕发迷人的光彩。”
母亲的亮节懿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春节前，我回老家一趟。这次是带着三岁的孙子震宇回去的，我在紫水村多住了些日子。86岁的母亲看到自己的重孙，真是高兴啊。我也和老娘叙说了16年来的辛酸和子孙成长的乐趣。
1982年7月，润棠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在他正式上班前，我们商议带着震宇，专程回一趟家乡。
老母亲这时已年近90高龄，当我们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很快认出我，说：“书则，孩子你回来啦！好！好！”当在振虎弟一再提示下她终于认出孙子、重孙就在眼前时，不住地擦拭眼泪，高兴地责备自己，说：“瞧我这眼睛，连我孙儿都认不出来啦。”说完就把自己正吃的饭让给孩子。母亲年高体衰了，但这时老人家是满心的喜悦。
润棠要按时上班，带着震宇先回去了。我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宝鸡，谁知这一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
这年11月20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老人的后事，我没能回去参加料理。事后，胞弟海忠于1983年1月3日来信告诉道：“亲爱的兄嫂，头年我和桂霞及你侄女利伟回老家安葬老母。振虎弟说胞兄在三个月前，回家和妈妈见面而叙谈。这次老母逝世发送的这一天，兄嫂虽没来，但专门打来电报沉痛悼念。在发送老妈之前，我和胞弟虎则商量要根据当地乡俗办事，所以我们定于1982年12月8日发送。这天，家里其他的亲戚朋友都来参加，丧事大办一天。虽然胞兄没有参加，但这一天的一切活动中我都代表胞兄出面。那哭棍，我拿了两根。别人问，我说是替我哥拿一根。安葬妈妈入土时，我们把咱大哥的遗骨带到坟内，在爸爸妈妈脚下入土为安了。
亲爱的兄嫂，妈妈说过：她从16岁到紫水老王家，活了80多岁，守寡40多年，其中讨饭吃6年。她的一辈子对得起死了的人，也对得起活着的人。活着的人现在是五湖四海，希望能多见几次面。
发送妈妈这天，虽然缺兄嫂和李连孝侄儿他们，但她老人家去世前都已看到在外的儿孙了，心里感到很大的满足和欣慰。振虎弟说，妈妈归天时很安详。”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农家妇女，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旧社会，她含辛茹苦，坚强不屈，一到王家就担起全家生活的担子。母亲生养的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十二月事变”中，我被阎匪逮捕受刑坐牢房，生父忧伤过度不幸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里一切，把牢则弟送给八路军，把小弟振虎拉扯成人。
母亲性格坚强、心胸豁达。1943年，她本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忍着丈夫去世、长子牺牲的巨大悲痛，也成了八路军的地下联络员。母亲也是个有心计的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时得靠出卖房地产活命时也是一点一点换粮食。四二、三年的大饥荒中，她把东楼三间棚板拆下换了二斗玉米一斗小米，因而度过了灾年。
解放后，她老人家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1955年，胞弟振虎结婚成家，1956年润棠和他妈迁移宝鸡时，母亲同来，住了三个月。后因弟媳要坐月子，才将她老人家送回家。后来，胞弟王海忠也接母亲到辽宁绥中团聚。母亲晚年欣喜地看到了孙辈成家立业，尤其是每当见到活泼可爱的重孙、重孙女时，老人家脸上就堆起惬意的微笑。
母亲得享高寿，是我们儿孙的福分啊。她老人家的懿德亮节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1985年9月，胞弟振虎来信说，阴历十月初一要上坟烧纸悼念母亲去世三周年，让我回家一趟。乡俗对亲人过世三周年很重视，母亲去世安葬时我没能回去，这次我于10月7日就回到家乡了，住在五集村女儿海棠家。14日，先到紫水村和振虎弟带着侄儿王国兵等给生母烧了三周年纸，然后我又去水台底村到岳父坟上为老人家烧了30年纸。
这次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与老战友张海松促膝畅谈，还与乡亲们一起聊天。先后见到靳子僧、杨炳则、张铜锁、靳松林、靳春林、靳林魁、陈运书、陈洛和、陈财则、张长水、张槐锁等老年人，张起文、张金文、张松堂、靳松山、赵来旺、张来松、张照林、杨二丑、张淘气等青壮年。看到村上办工厂、开煤窑，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乡亲们生产积极性很高，生活正在好起来等，我深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农业战线上的巨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