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山（73岁）讲：日本人来到荫城后，这里还有国民党的四十军、二十七军。紫水、五集这一带是个两不管的地方。但他们常来，见青年人就抓，不听就打，可怕的哩。村上人晚上不敢关门，一有风声，就得跑，都不敢在家住，出去也是来回窜，不能在一个地方多呆。
中央军来到村上是见啥抢啥，牵驴赶羊抢粮食。四十军来了还和村上的干部商议，二十七军一来就打人，这个军队作风很坏。紫水村子不过30来户，可谁也不敢当干部。当了的，闻听来军队就跑了。
“南政府”的县长赵如镐是国军二十七军预八师委派的。他收编了驻赵村、三井村的原阎军壶关县武装约四五十人。成立公安队、保安队后，为了扩大队伍，一是在常行、流泽、百尺一带抓壮丁，补到公安队、保安队。五集村的青壮年也有不少人被抓去当了兵。二是放出阎军县政权拘留所的20多个抗日干部和群众，强制他们当兵。
赵如镐宣称大赦犯人，将其中没有继续追告的和没有重大政治问题的老年人，由村民担保释放回家种地；青壮年则要求由村民具保放出，一律补充到公安队或保安队当兵。我们都说不愿意当兵，只想回家种地，但就是不放人。赵如镐还说：“八路军是抗日的，我们也是抗日的，跟我们干是一样的。”
李梅则讲：我9岁上，姥姥因为二舅被捉走、受大刑、坐黑房而忧愁伤心，到6月上就连气带病死了。后来，人家非让写“保状”，三舅安好写不了，后来找人写了担保书，才把二舅从监狱保出来，但人家又不叫回家，硬让他当了兵。
1940年8月，在本家兄长张安垒（1915—1963）和张阚则、张年发等乡亲的连环担保后，我被放出看守所，但当即和赵五保、赵同水等被拨到公安队当兵。班长叫南成富，排长也叫巡官是曹保国。同时被捕的杜继周、李长珍等被分到县保安队当兵。
1941年夏，曹保国调走后，翟来好当排长。1942年春，将我调到第四排（排长姓曾）十二班（班长魏国喜）当兵。
南政府对当兵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枪毙，若抓不住本人，就对其家人施行报复。李长珍逃跑后，他父亲被枪杀在常行村。杜继周从保安队跑出去后，他家的房子被火烧了。我不怕死，起初也想跑，当想到自己跑后马上就会连累五集村的众乡亲，思量再三没敢贸然行事。
我虽在公安队当兵，但是从未给我发过枪，也不让我站岗，只是让我在办公室搞打杂，显然是对我有戒备。
自从我被强制当兵后，家人一直操心我的安危。兄弟张安好听说有花钱买兵额换出当兵人的情况后，就和亲戚一起找到李友恭，想托他找人买个兵额顶替我。但局长王廷玉说：“张安书有暗八路嫌疑，不能放他出去，只能在这里干些跑腿的事务活儿。”后来又让我跟着办公室上士文书王铭跑腿，当帮手抄抄写写。王铭是个老先生，每月都要到辖区常行村一带的南、西、北大山上的炮楼统计有关数字，填写枪支弹药表、发饷的花名册等，还得到岭后底村修理厂送取枪支等。
田立斗讲：岭后底村位于神山岭南边，是南政府手工制造枪炮的兵工厂所在地。日本人得知后，从北边过来，引路的人走到北行头村北面的“岭后村”时，说这里就是“岭后底村”，日本人说：“烧的就是它！”于是将这个村的200多间房子烧了。其实这个“岭后村”不是“岭后底村”。
田德广（56岁）讲：神山岭上有古庙慕容祠、三嵕庙。每年的庙会上有大戏、社火、“八音会”演出，买卖生意云集，周围百姓都来赶集看戏。但是，1943年，日本鬼子驻扎陵川县时，带着大炮机枪过来，把神山上一进三院的大庙全烧光了，墙砖全部拉到陵川修了营房。
办公室的杂活多，反正让我整天不能闲。晚上还得上常行南山碉堡回班里睡觉，在村东土地庙也住过几个月。翟来好是原看守所的看守员，那时他经常呵斥：“怎么还不睡觉！”、“张安书，你们暗八路，晚上都规矩些！”他当了南政府公安局巡官后看管仍然很严，我一直没有机会脱身，无奈中只能企求时机的到来。
1942年春，日寇扫荡流泽、百尺和北行头一带，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在壶关县安口、盘马池一带坚持战斗。国军四十军退到河南林县，二十七军的一个团和南政府公安队被日军跟踪追击，退到八路军管辖区的郭家驼时抵抗不住了，经八路军允许才过境向东北退到平顺县杨威镇、新城镇一带。到了八路军的后方，二十七军这个团也不管南政府公安队。公安局长王廷玉在一座大庙训话：“这几天，谁也不能出去，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二十七军部队。”住了四五天，日寇扫荡过去后，南政府公安队随着二十七军来到石河沐村一带，不久又回到常行村，在流泽、黄山、壶关城阁老山等地，寻机割电线、炸碉堡，打击日伪军。
日寇每年要扫荡多次，过后，这一地区能稳定三四个月。此间，国民党军和八路军之间又形成拉锯战。有一次，二十七军进犯北政府辖区，在固村南的乌泉寺山岭一带被八路军打败。由于还是友军，为了争取其抗日，八路军把俘虏的枪支收缴后，将人送还了之。秋天时，八路军袭击南政府所在地常行村，烧了山上的炮楼，这时我曾有机会跑过去，但担心一时说不清身份，如果被送回来，那就更危险了。但也不能当八路军的俘虏，因此每当跟文书王铭出去时，我走在后面，随时准备脱身。不过，一般情况下发生打仗时，后勤人员就被撤到后方了。
在拉锯战情况下，公安局长王廷玉看形势不利，曾一度跑回河南林县老家。后被叫回来，但他已不敢在常行村多住，带两个排到双方边界流泽驻防，留一个排在常行村保护县政府机关。
1943年春，日寇再次对壶关南部地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二十七军被打垮，退出壶关县境。驻常行村的国民党县政府武装东逃西窜，公安局长王廷玉与排长璩玉祥带两个排投降了陵川的敌人。排长翟来好、邢占元带着几十人经由百尺、赵屋，往长治境内的梁家庄跑。这里距荫城镇很近，他们可能是准备投靠镇上的日伪军啊！我觉察到他们的企图后，心里说我是宁死不当汉奸的，于是下决心寻找机会逃出牢笼。
在翟来好排当兵的人中，也有五集村的几个人。我本想与他们商量一起逃跑，但又怕事情不秘，反而坏事，于是自己等待时机。翟来好带人在陈塘河庙住下后，已是慌乱一团。这座庙位于梁家庄东北的山嘴上，一天晚上，趁夜深人静哨兵松懈之时，我悄悄翻过庙墙，顺山、跳沟、爬坡，一个劲地向北跑。一口气爬上山梁后，回头观察，没有发现被追赶的动静，这才停下来喘了喘气。
牛起发（61岁）讲：陈塘河庙是座古庙，清朝时叫净土寺。寺院是上下两层，底层是三串窑洞，陈塘河庙旧址上层原有五间大殿，1953年破除迷信时拆了，现在上面的房屋是后来盖的。
这座庙的上层大殿供奉佛祖，底层窑洞敬奉岳飞，所以又叫岳飞庙。庙正面的中间窑洞里塑有岳飞神像，院里有砂石雕刻的秦桧夫妇的石头像，跪在那儿。庙前原有山门，东、西厢殿各有三间，院墙有一人多高。
听老人说，抗日战争时节，庙里住过国民党部队。东山上也打过仗，国民党部队与日本军队打了一天一夜，死了好多人。
我终于逃出来了！黑暗中我辨别方向，思量着去哪里？五集村的情况不明，不能贸然回去，万一再落入虎口那就死定了。必须躲藏得远一些，想到我姑妈家在西火镇，于是摸索着沿山岭向西走去。姑妈收留了我，并悄悄帮我打听情况。
两个月后，国民党壶关县政府向荫城的日军投降了，成了民族的败类、可耻的汉奸走狗。
我被捕了，家里人也遭了殃我被阎匪逮捕之后，家人不论是五集的张家，还是紫水村的王家，都为我忧伤万分。不久，张家养母牛招兄和紫水村生父王僧富都因忧虑成疾而先后去世。
生父去世后，本家亲戚逼着生母改嫁，意在占小弟家的东楼。但母亲说，我生是老王家的人，死是老王家的鬼，死也不改嫁。由于家里的生活没有来源，于是把14岁的胞弟牢则，送给王老僧大爹当过继儿子。可是，牢则不愿住大爹家，不久把藏在烟囱里的过继文书找到，跑回自己家，宁愿跟着母亲受穷。
为了活下去，母亲与我胞兄银兴开炉打铁钉，但又赚不上几个钱，还是不够吃。后来，银兴给别人当伙计做小生意。大哥也是个热血青年，很快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他以贩卖砂锅为掩护，给八路军传送秘密信件。1943年秋的一天，他从北政府回家来，由于有人出卖，被壶关县南政府逮捕，以“通八路”罪名，在常行村杀了头。
这年又闹灾荒，大嫂平秋果把刚满周岁的小侄子留在家里，带着三岁的大侄子保则外出讨饭求生，后不幸被人拐骗而流落到晋北。大嫂一去不归，为让小侄子逃个活命，母亲只得将他送予赵村李家为子，后取名李连孝。大嫂的下落到解放后才打听到，是原平县尤富乡东蚕食村张万礼家。张病故后，改嫁李家，带去的儿子保则改名李志义，后生三子女：李志凤、李金凤、李仁义。
王财旺讲：1943年大灾荒，五集、紫水一带寸草不生，加上瘟疫流行，讨饭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了，五集河是死人铺地。我原是长治县北大掌村人，这年因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到紫水村。灾荒年，人们是逢青就吃，树叶草根吃光了就得吃糠，但吃下去，却拉不下来，只得往下抠。五集一带闹灾荒，但距此地二三十里的流泽一带以及陵川、长治就好一些，于是人们到那里去讨饭。
大哥死后，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于是母亲把五岁的振虎弟反锁在家里，然后领着牢则弟出外讨饭。母亲在乞讨过程中，也成了八路军的秘密交通员。母亲在敌占区长治县荫城东庄到国军驻扎的壶关县流泽东王宅村之间，给地下党传递情报。每当需要传送情报时，她就到预定的地方从石头底下取出纸条，藏在发髻或裹脚布里，然后将情报放到指定的地点，两边不见人，从来没有被敌人发觉过。
后来，胞弟牢则也能单独传送情报了。1943年夏，他从西火镇返回紫水村路经五集河时，适遇日军飞机，右脚背被炸弹炸伤，但他忍痛坚持把情报送到了八路军手上。他的勇敢、机灵和诚实得到首长的赞赏。1944年12月，他到店上镇参加了八路军，给太行军区敌工部首长当了勤务员。1945年上半年，当时各大军区抽调干部到东三省接受日本投降，他跟随首长去了东北。
自我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后，根本顾不上管家。我被捕后的这三年里，家乡又遇上大灾荒，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海棠妈在家就更难熬了。
母亲高翠莲多次给我讲过那艰难的日子：那时候，你爸整天在外东奔西跑。你姐姐海棠是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生的，你爸也不在跟前。月子里是安好弟媳妇仁芝侍候我。刚生了孩子身体虚弱，本应吃喝好一点。可是旧社会，坐月子的规矩是，前三天要“涮”，就是只能喝米汤水，不给吃干的，三天后才让喝有米粒的稀米汤。老人坚持这样办，可是大人吃不上，孩子的奶水也就少。为了不让孩子饿，我也得想办法吃东西。这时候，你大妈也是刚生满堂不久，我们俩就趁夜深时，擀二合面（豆面、玉茭粉），偷偷地吃一顿。后来我又害了奶疮，你姐姐没有吃多少奶。后来有了你，孩子你是吃一个奶水长大的。
你爸在村上搞合理负担斗争时，本家亲戚都十分担心。再说村上的富户都向着有权有势的人，可是你爸说要实行新法令。
你爸在外头干事，小店铺生意就由你安好小爸来做了。地里的农活，除了兄弟们帮忙外，在你姐姐稍大时，我也得上地做活。
你爸让顽固军逮捕时是黑更半夜，真把人吓死了。后来传话出钱就放人，可咱哪有那么多钱啊！
咱村子离荫城近，老皇说来就来，村上人经常要躲要藏。等日本人走后，回到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的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当时老百姓的日子真是难过啊。这以后的几年，又遇上饥荒，榆树皮都被扒吃光了。你姐姐饿得皮包骨头，整天有气无力地坐在廊檐下，吃上几口浆水菜，才能在院子里玩一会儿。后来，人们连米糠也吃，你姐姐吃下这东西后第二天却拉不下来，被憋得哭叫，我用手一点一点往出抠啊。
你姐姐受了苦，活下来了，也长了心眼。后来，每逢日本人出来抢粮时，她也跟着大人东躲西藏。有一次，听说老皇出动了，家里仅有的一罐浆水菜还没有来得及藏，我急忙收拾一下就走。过后，我们回到家，你姐姐端出来那罐菜，原来她藏到炉井里了。
后来，你爸当了水台底学校的老师后，每月有二斗半小米的薪水，咱家的日子才好起来。
当时，咱村上有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你爸为抗日东奔西跑，咱也不落后。1945年春，我当了村妇救会会长，带领妇女纺花织布做军鞋，搞支前。
四、重返队伍
“在你们村当村副，好给自己人做掩护”1943年以后，晋东南地区社会处在变动中。当时日伪军、国民党军队、阎锡山的地方军和我八路军关系错综复杂，敌、我、友三方力量处于彼消我长的时期。
1943年春，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在三区安口镇，即壶关与平顺交界处，距五集有百十里远。二十七军退出壶关县境后，抗日民主政府收复了壶关县三区和二区的流泽、百尺、五集一带。由于五集、紫水、水台底等村离敌伪盘踞的荫城镇很近，不时会遭受抢掠，这一带成为八路军的游击区。
在弄清五集村这些情况后，于六月初，我悄悄回到家里。听好友靳子僧说，荫城的日军、皇协军时常到村上来抓人或抢粮食等。我担心发生意外，白天不轻易出门，默默等待时机寻找组织。
这一年天大旱，村民无奈，求神祈雨之风又起。六月的一天，五集村玉皇庙里响起祈雨的鼓乐声，我这时正在村东串门。过了好一阵子后来不听响声了。等到傍晚时分，我出来向东罗门走去。忽然听到喊：“站住！”我不知是什么人，心里不禁一怔。这时上来两个人把我托住，往庙上去，过庙大门时见一个带手枪的人走来，他看了看我，拍着我的肩膀问：“你是张德善？”我不知道他是谁，就答：“我叫张安书。”他说：“来，来，来！”我只好跟他来到南殿。
关上殿门后，他说：“你认得我吧，我叫杜书则。咱们和固村张驴则、杜俊则在东赵村住过黑房，你忘了？”他这一问，我这才放下心来，赶紧说：“我只当是日伪警备队来了。我正要找你哩，这下可好了！”他问：“你身体还可以吧？家里生活怎么样？”我说：“我跑出来后在西火亲戚家躲了一阵，这几天刚回五集。我现在无事可干，正想到咱们政府说明一下被捕和当兵的情况，重新到抗日政府找事干哩！”
杜书则说：“你不要去说啦！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政府正在精兵简政，去了也不好安排工作。”我说：“眼下在家存在不住，我跟你走吧。”他说：“我现在是流泽区区长，又是武工队队长，在这一带开展工作，要建立村民主政权。五集村的情况你熟悉，你还是在村上做些工作吧。你不如先在家种地，做些义务工作，在你们村当个村副，好给自己人做些掩护。这里是游击区，一般人还不敢当这个村副哩。你看咋样？”我一想也对，五集一带是我抗日政府与日军占领区的边缘区。日本人是想来就来，尽管局势严峻，但我什么也不怕，于是欣然答应。
这时的五集行政村村公所设在水台底村。五集本村的头面人物正为选村副而烦恼。有人想当，但村民不选他。有人是不敢当，说给八路军当村长，日本人来了，就会杀头。我回来后，他们就劝我来当这个村副。杨炳则说：“村上总得有个村副支应事吧，安书回来了，就让他来当！”张春水也找我说：“你过去当过八路，你来当村副吧！”他们的想法正符合杜区长的意见，在村民的选举下，我当了五集村村副。白天还可以在村上呆着，晚上是不敢在家住的。
或许是人们祈雨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不久下了场透雨，旱象缓解了，人们忙着作务庄稼。
6月15日，我到流泽村，在五区政府先见了杜继周同志。按照杜区长“说清问题，轻装上阵”的叮嘱，我向区上有关负责人员将自己被捕受刑，被迫在公安队当兵，以及逃出的经过作了如实汇报，并对在南政府当兵两年半的情况作了深刻检讨，承认自己政治观点模糊、革命意志薄弱，是严重的错误等。按当时规定，事情作了登记，问题即予以具结，因此我的心如释重负。从此，我重新回到抗日的行列，投入了新的工作。
“你在敌占区搞个固定联系点”有一天，我接到通知，去魏家岭找村副魏书则。魏家岭在五集村的北面，相距约15里。我以走亲戚为名赶到魏家岭村，见到杜继周区长后，他询问近来情况，我说：“现下，我一是生活无着，二是这里敌人常来，白天躲在家，晚上不敢住。”他说：“你在家要想办法生活下去。今后你与武工队王政委联络，因为我带武工队来往不定。如果敌人有什么情况，你就到鏊街村找做生意的王政委，”
为谋生计，我去西火镇，在一家磨坊找了个磨面的活。有空闲时，我就到姑妈家坐坐。这时，我的表弟锁则去树掌村谋事，表妹嫁到东火村。
西火镇、荫城镇驻有日本人的皇协军警备队，经常换防。一天下午，我和靳书则赶着牲口从村外回来，刚进村就见有一队人马过来，我忙压低草帽装着腿瘸，赶着牲口走过去。我回过头只见带队的是原南政府公安局的排长璩玉祥，队伍里有班长王晋山以及赵村、水台底、五集村的几个人。后来得知这五六十人是从荫城来此换防的警备队。我回到姑妈家，讲了这情况，看来这里是住不成了。姑妈说：“你干脆和锁则一起到西山种地，去避一避吧！在那里可住在亲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