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遭猜忌伴君如伴虎
1942年军统举行了成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这象征着戴笠的军统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受到蒋介石前所未有的猜忌。蒋介石开始担心戴笠的势力膨胀太过厉害会尾大不掉，于是在各方面有意压制戴笠和军统的发展。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也是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蒋介石的命令颁布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改组计划，表面上似乎非常顺从。但蒋介石私底下派人继续调查，却查出了诸多的疑点。
首先戴笠虽然削减了军统局内部的军事部门，却掌握了军令部第二厅，把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拨归进去，全部抓到手中，成立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戴笠掌握了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戴笠另外改编了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把约十万人组建成了交通警察总局。
尽管戴笠削减了各内外勤机构，但是他并没有解散削减下来的人员，而是把这些人安插到各个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室，安顿下军统局主脑部分。
最让蒋介石气愤的是戴笠竟然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而该组织成立的目的甚至是明确地表示要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经过这几步计划，军统力量没有被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更加强大。
这个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愤愤不平地说：“这个戴科长闹昏头了，他得明白他自己的位置。”
为了加强对情报机构的控制，蒋介石下令除了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由唐纵主持。曾经是戴笠下属的唐纵摇身一变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除了重大情报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掌握外，其它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相比之下，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虽然是想用于抑制戴笠，但是表面上的借口却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但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见多了，也曾经用过，所以他能够理解，也能体谅。但是他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层层削弱，特务大权被蒋介石收回，戴笠并不感到可惜，因为他知道在战后的形势下，情报机构是注定不能长久公开地存在的，他想要争夺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这样才能更加实际地获得更多的利益。
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而李士珍又在二陈兄弟的支持下，和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因为两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斗得是难分上下。
而戴笠从抗战开始，就一直进行着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所以戴笠对肃奸活动有极大的权力，这让蒋介石不由心生忌惮。
再加上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另外，戴笠在美国人中的名声也是越来越盛，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向蒋介石要求要当面见见戴笠。戴笠在美国军界的影响，也使蒋不得不采取新举措。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使得两人从过去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变成现在戴笠让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最终极的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这两人负责对戴笠进行近距离监视。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所以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吸收他入组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所以也实属必要。
而对胡宗南来说，蒋介石明知道他是戴笠的密友，却仍然把他吸收到五人小组中，甚至将他列为五人中的核心组长，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知遇之恩。戴笠明知道胡宗南会向蒋介石汇报他们两人的谈话，但照样跟胡宗南无话不说。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其中一个人的地位保住了，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蒋介石的一着险棋却收到了奇效。而蒋、胡、戴三人之间互相拉锯，互相欺骗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去。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对军统势力的抑制和削弱也都有了明显的成效。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
2.特工皇帝坠机殒命
经过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当山城重庆沉浸在胜利后的欢乐气氛中的时候，戴笠决定带胡蝶返回上海。
回到阔别八年有余的上海，戴笠没有和胡蝶在任何一处上海的公馆安家，而是把胡蝶安置在金神父路十一号唐生明家中，因为胡蝶与唐生明的夫人徐来很要好，戴笠出门时怕胡寂寞，就让徐来多陪陪她，消遣寂寞。
唐生明是二三十年代国民党要人唐生智的弟弟，徐来则是三十年代中期明星公司里名声仅次于胡蝶的大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出身于著名的“明月歌舞团”，并嫁于该歌舞团老板著名音乐家黎锦晖为妻。她成名后，在唐生明的极力追求下，于1935年拍完她的代表作《船家女》后与黎锦晖分离，嫁给了唐生明，并从此退出影坛。戴笠和唐生明关系密切，他也希望能够借唐徐夫妇的爱情故事，说服胡蝶忘记潘有声，专心和他一起生活。此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因为戴笠战后工作非常忙碌，而他知道胡蝶在上海的人脉很广。他怕胡蝶一到上海就插上翅膀飞走了，所以有了唐生明夫妇的监视，他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此外，他也请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离婚的手续，好无牵无挂地与胡蝶过半辈子。在安置好之后，他又开始忙军统焦头烂额的烂摊子了。
1946年之后，戴笠的精神一直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在长期的相处后，他越来越感到伴君如伴虎，并且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先是汪精卫逃向河内，戴笠派人行刺，却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让蒋介石命丧古都，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品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是满城风雨。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1946年3月16日，戴笠本来打算从天津飞往青岛，但是为了见胡蝶一面，他转机去上海。下属提出上海天气不好，希望他改变行程。但戴笠和胡蝶已经处于热恋之中，两人如胶似漆。分开的日子里，他和胡蝶天天通电话，夜夜都能梦到终于娶到佳人的美妙时光。到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因为一场雨就破坏他结婚的大计划呢？
早上11时，戴笠在登机前询问下属龚仙舫说：“上海方面天气预报如何？”
龚仙舫回答：“上海从今天早上起一直在下大雨，但南京的天气还好。”
戴笠说：“你去通知机场人员给飞机多准备一些汽油，如果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到南京。”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戴笠坐在飞机上略点了点头，通知机长起飞。飞机在气流中摇摇晃晃地越升越高，越飞越远。
龚仙舫正要转身走上汽车，忽然空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便是一声炸雷。龚仙舫第一反应就是回头去看飞机，但是飞机已经飞出了他的视线，看不见了。龚仙舫暗自在心中祈祷自己的戴老板能够平安。
戴笠坐在飞机上闭目养神。他很少会有这样明显地表现出疲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他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的勾心斗角，宦途险恶，这些都让人过中年的戴笠心生疲惫。所以他也很难得会在这么多人前卸下防备，闭目休息。
看到戴笠一脸入睡的表情，其他人也都不敢大声说话，私下悄悄谈论一些事情，也都很快就安静下来。
飞机摇摇晃晃地飞着，气流越来越强烈，戴笠也睡不着，坐直起来，让人去询问机长飞机状况如何。不久他的勤务员回话说：“机长说他正在和上海方面联系，但是由于云层很低又有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很困难。只要一有消息就会马上回话。”
戴笠点点头，再次合上了眼睛。他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已经足够直接飞往重庆，万一上海南京都不能降落，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看到戴笠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戴笠是真的累了，也就都不说话，各自闭目休息。
不一会儿，飞机飞到上海上空，地面方面传来消息说现在大雨如注，不能降落。南京地区仅有小雨，可以降落。于是机长请示戴笠后，转而开往南京。
到下午1时零6分，飞机正在和南京机场联系，突然电讯一下终止了，同时飞机狠狠地颠了一下，飞机上立刻传来惊讶的呼喊声，所有人都惊醒过来，紧张地坐起来，紧紧抓着安全带。
副机长通过广播对机舱报告说飞机遇上了强气流，会有剧烈起伏。但他们会继续和地面联系。
戴笠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装着财宝的箱子，又扭头望向窗外，没有说一句话。
飞机开始在穿云下降，但是已经飞过了机场而进入了江宁县地界。就在驾驶员再次努力与地面联络，并且重新矫正飞行方向时，突然出现了油量低的警告。驾驶员大吃一惊，但也无暇去想其中的玄机，而是手忙脚乱地找地方迫降。
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村庄里，因为连日下雨的缘故，农民都没有下地，而是在家里做一些零活。
忽然屋外天空传来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奇的村民纷纷出来站在屋檐下抬头眺望。只见天空中一个铁家伙越来越靠近，也变得越来越巨大，全金属的银色机身闪着刺眼的亮光，机头朝地俯冲下来，先是撞在了一棵大树上，不一会儿又撞在了板桥镇南面的戴山山腰上。
说时迟那时快，空旷的野地里立刻响起一声巨响，然后便蹿起烈烈的火焰，一下子吞没了整个机身。
村民们都不敢马上靠近，而是远远地看着大火在雨中足足燃烧了两个小时，火势渐小之后，才敢过去。在一片焦臭味中，机上人员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斜躺在烧成废墟的田野上，一个个烧得焦黑，身首肢体均残缺不全。机身也被烧毁，只留下尾部还可看出它的编号来。大家便都远远地看着，不敢走过去，直到有一个人发现焦黑的碎片中有金光闪闪的东西露出来，走过去拨开，发现是箱子里的金银财宝，这才都争先恐后地扑过去，不顾尸臭地在废墟里扒拉起来，把一堆宝贝往怀里揣。
天空中又是一道霹雳闪电划过，紧接着炸雷在空中爆开，震耳欲聋。村民们互相警告着天公发怒了，一个个慌张地往家里跑。
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可一世的军统特务头子，转瞬之间，机毁人亡，时年49岁。
222专机坠机之后，连接着便是三天大雨不曾停息，他的尸体也就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无人收殓。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恶魔，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普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三天之后才被发现。
3.电影皇后重归旧爱
戴笠意外身亡的消息传来，胡蝶很快收拾东西，从唐生明家搬出，摆脱了这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恶梦般的生活。她不知道是否应该跟潘有声联系，告诉他自己已经自由了。但是潘有声能够原谅她吗？他们能够回到过去吗？
胡蝶住在饭店里，每天以泪洗面。正在她满心愁苦的时候，一声门铃声响起。她正疑惑谁会来找她这个“特务的女人”。可等门一打开，她就惊呆了。
站在门外的那个满脸憔悴、胡子拉碴的男人竟然是她朝思暮想的潘有声。潘有声愣愣地看了她一会儿，满眼含泪，轻轻唤了声胡蝶的小名“宝娟”，随即便冲进来，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胡蝶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便感动了。他们紧紧地相拥一起，那些阻隔在他们之间的障碍终于消失了。
胡蝶抬起头，望着潘有声的脸，用指尖触摸着他的脸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不能霸占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潘有声连声说：“我了解。我了解。”
胡蝶又问他：“你怎么找到我的？”
潘有声说：“我原本在云南，但是战后局势动荡，我就回上海了，一直住在亨利路我们的旧家。我从报上一读到那个混蛋遭天谴的消息，就到处找你。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胡蝶，回到我身边吧。”
胡蝶和潘有声的婚姻在1946年3月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俩很快又恢复了往昔的恩爱关系。
此时，上海和全国的局势都出现了新的动荡，新的内战危机已经形成，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胡蝶和潘有声均感到上海非久留之地。他们决定仍回香港去谋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又恢复了对香港的统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太平洋战争前的状况。潘有声和胡蝶立即重开商务活动，潘有声与朋友一起创办了兴华洋行，洋行的一项主要业务就是经营“蝴蝶牌”系列热水瓶，显然，商标的命名的目的是要借助胡蝶的声誉，迅速地赢得顾客，打开销路。因此，为宣传这一产品，胡蝶也倾入了全力，她与潘有声一起频繁来往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参加洽谈，参加各种商业应酬。在公司的大幅宣传广告上，胡蝶的玉照为各种造型的“蝴蝶牌”热水瓶所环绕。洋行的业务很有起色，每次参加展销会，笑容可掬的胡蝶总是与潘有声一起站在自己的摊位前，热情迎客，他们的摊位前，前来参观洽谈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
自战后重返香港，有五六年光景，胡蝶和有声虽然辛苦，但也享受着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然而，厄运的阴影悄悄地向潘有声袭来。1952年，平日身体非常强壮几乎从不生病的潘有声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胃口变差，还伴随着上腹部的隐隐疼痛。胡蝶觉得情况不妙，陪着潘有声到医院去做彻底的检查。最后确诊，潘有声患的是肝癌，并且已到了晚期，目前尚无有效办法进行医治。
“肝癌晚期”四个字如雷击顶，胡蝶几乎晕厥。胡蝶的父亲就是因癌症而去世的，从确诊到去世仅几个月的时间，胡蝶曾亲眼看到癌魔是怎样无情地销蚀着父亲的肉体，最后带走了父亲的灵魂。今天，这悲剧又要在自己的丈夫身上重演，怎不令胡蝶悲痛欲绝。
胡蝶想用她的爱心来留住潘有声，来创造奇迹，可是终究没能阻止住死神将潘有声带走。逝者逝矣，活着的人还得为继续生存而奋斗，况且胡蝶还有一双尚在念书的儿女，她只能强打精神，来支撑起这个因男主人的离去而沉浸在悲痛中的家。
然而，祸不单行，胡蝶与潘有声呕心沥血共同创建的兴华洋行和热水瓶厂随着潘有声的去世无可挽回地倒闭了。早在潘有声生病前，公司就已出现衰败的迹象。他这一病倒，胡蝶本来就不精于经商之道，又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重病的潘有声身上，公司的业务眼见得江河日下。公司的合伙人不断向胡蝶告急，亏损报告一份份送到胡蝶手上，心力交瘁的胡蝶根本无暇也无心一一查问，只能忍痛将产权转让，胡蝶硬着心肠含着眼泪让行将就木的潘有声在转让公司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公司归入了别人名下，胡蝶的心也碎了。
胡蝶面对着生活的重压，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孤立无助的无奈与悲伤。她既已退出商界，经济来源就只剩下往日的积蓄了。她甚至连汽车也卖掉了。好在胡蝶自年轻时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因此，生活的清贫并未使她感到难堪。
此时让胡蝶重新燃起生活热情的是对电影的兴趣。胡蝶以一颗平常心重返影坛，在拍了几部片子后，她答应接受李翰祥导演的邀请参加《后门》的演出。没想到这部电影竟然获邀参加了日本东京举办的亚洲影展，还为胡蝶争得了又一个最佳女主角的荣誉。
胡蝶捧起了金灿灿、沉甸甸的奖杯，面对着众多的摄影记者，她的脸上露出了那让无数影迷赞叹不已的映衬着深深的酒窝的微笑，她仍然是那样端庄漂亮，且较之年轻时更多了份雍容华贵。她的内心也很不平静，这可是她从影30多年来第一次站到了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
荣誉面前，胡蝶却决定急流勇退了。
她去了加拿大，并且更名为潘宝娟。宝娟是父母给她起的小名，潘是夫姓。这个平凡的名字表达了她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愿望。
还有一堆小报记者缠着她询问和戴笠的那一段轶事。胡蝶并不否认，却只字不提。胡蝶在作回忆录时解释她不辩的理由是：
“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一代影后终于可以豁达地将一切都放下了。
4.幼女嫁给古稀将军
戴笠和胡蝶的故事说到尽头了，还值得提上一笔的则是胡蝶的女儿胡若梅。她的出生便是一段公案，因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胡蝶和潘有声于1937年前往香港定居。她却于1939年出生在上海。胡蝶来去匆忙，平均一两个月才能来看她一次。她拥有的是数不清的漂亮衣服，出入有高级轿车接送，一直住在酒店包房里，有许多电影圈社交圈的“干妈”照顾她，陪伴她。但是，她却没有一个家。
胡若梅这个名字是胡蝶取的，有很浓的民国色彩。她的样貌同样带有几分胡蝶的神韵：风情万千、甜美可人。胡若梅很珍惜自己的相貌，常会拍摄一些艺术照摆在卧室欣赏。她有时会露出半张脸，然后问别人自己是不是很像她母亲。对于童年，她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她母亲与朋友们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她就点头微笑说谢谢。这一段，是胡若梅印象里最快乐的一段美妙时光。
1945年抗战胜利，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被送到干燥的北方生活，胡蝶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只是偶然匆匆一探。1949年初，胡蝶只身奔赴香港，把女儿留在了新中国。
中学毕业后，胡若梅考入一所医专，毕业后被分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
在那里，胡若梅有了初恋情人——一名五官科医生。这位医生长得很标致。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领导人认为他们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如果凑在一块儿，容易一起犯阶级错误。
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年轻的胡若梅当时发誓说，永远也不结婚了。
那一年是1960年，恰逢胡蝶在亚洲影展凭借影片《后门》封后。而与蒋介石积怨重重，一直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也正通过秘书程思远开始了与大陆秘密接触。
李宗仁生于1891年，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对日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于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返回了祖国，此时，胡若梅已经更名为胡友松，她希望自己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
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回归共产党的中国，这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震惊中外。也让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她不会想到，1年后，27岁的自己会嫁给已76岁的李宗仁，成为他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生活秘书的想法。但周总理却很慎重，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就要明媒正娶。
李宗仁的秘书在寻觅之后，把27岁的单身护士胡友松的照片给了李宗仁过目，李宗仁很是喜欢。短暂的接触后，他很快就向胡友松求婚了。
胡友松犹豫了，毕竟两人年纪相差49岁，这段婚姻会幸福吗？但她很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婚事能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在那个年代是很荣幸的。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总布胡同5号的“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胡友松的心却突然揪了起来。她借口醉酒，独自走进卧室，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不停扪心自问：这是我的归宿吗？我还不到三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
但李宗仁很为这个婚事高兴，他把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胡友松带着复杂的心情和李宗仁一起生活。他们俩分床睡，李宗仁每天夜里要上胡友松的卧室那儿去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聊。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来吵她。但他后来还是去，在胡友松还在熟睡时，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到妻子。一次胡友松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子，李宗仁就亲自为她嗑，一直嗑到深夜。这些行为慢慢打动了胡友松，她渐渐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间。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四合院。邻居对她常常指指点点，说她是傍着旧军阀的姨太太。胡友松忍耐不住时也会和邻居大打出手。但是更多时候还是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静。
然而这种平静仅仅持续了两年。1968年4月，李宗仁去世时，胡友松年仅二十九岁。
很快胡友松就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有关领导不想让世人知道胡友松的真实身份，便建议她改个名字。胡友松就改名叫王曦：晨曦的曦，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前头，富有朝气和希望。
后来在周总理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跟母亲更是完全断绝了联系。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1993年，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名妙惠居士。胡松友领着数百元的退休金，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上午的时光，胡友松通常在三居室中朝南的那间礼佛和学习，客厅里摆着莲花灯，灯轴上是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下午胡友松一般画画练字。节假日，带上几幅字画习作拜师求教，她描摹齐白石的画也可以以假乱真。本来，妙惠居士也许就在这里终老一生。但1996年8月，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
胡友松将尘封了30多年的60多件贵重的李宗仁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以及书信等等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台儿庄。为了感谢老人，台儿庄把老人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并在2005年把老人接到了离李宗仁史料馆不远的地方居住。
三年之后的农历腊月二十九，胡友松在医院确诊为直肠癌，和李宗仁是同样的疾病。她已经看淡了生死，笑着说：“我和李先生也是同病相怜。”正月十六在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要亲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我孤家寡人一个。”
11月18日，感到时日不多的她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一周后，在几十位僧众与佛友们虔诚祈祷的法事氛围中，她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终年68岁，没有后人。
这个命途多舛的薄命红颜也飞离了这个炎凉变幻的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