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产业轴心不同。300多年来，一直到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海洋科技、航天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经过一二十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一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普雷维什及阿明等人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如此等等，均以“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原则。而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形成了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兴工业文明国家及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在工业文明平台上出现了发展的多极化、多元化格局。然而，在不到20年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多极化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及其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业文明一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向“后工业文明一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限定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其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则是以跨国公司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极大的张力。欧盟、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同样，在全球政治一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一体化与多元化两极间张力密切相关。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通过商品、资本与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造就“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助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尼葛洛庞第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特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的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多元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性、惟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21世纪的思维向度。
2．中国的腾飞：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既不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后现代”，而是一种“新现代化”。这一命题大致包括这样几点内容：其一，尽管由于新全球化时代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轴心的，但是，鉴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就总体而言，要一步跨越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幻想。其二，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新现代化，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一应战”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它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也必将同时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新全球化时代许多主导原则，都将在中国新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以工业文明，而将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原则，以科教兴国为国策，“信息化”、“工业化”两手抓，并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将不得不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承诺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而其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提高初始工业化的水平。其四，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要求我们根据多样化原则，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差异性”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视野。邓小平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发展必定是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在新全球化时代，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展现，因此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可能会陷入社会发展标准抉择中的两难困境，它的发展离不开从理论、体制到科技的不断创新，离不开邓小平发展观的指导。
中国的腾飞，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下，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级两跳的过程中的腾飞，它必然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以知识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以邓小平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