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学生失望。因为，国耻未及百年，有些孩子竟将民族灾难、老祖宗热血抗战的史诗遗忘得不剩多少了！
一次，我讲纪实文学。讲三元里打仗日记，讲中英《南京条约》，讲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其间，我动情地叙述一个故事，收获的却是悲哀。
故事发生在1843年，《南京条约》缔结后的第二年。
有一对恋人，男的是英国水手，女的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香港姑娘。那时，香港只是中国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小岛。没人说得清他们何时而恋，何因而爱。香港岛被割让的事实，成为横亘于恋人间的高山深谷。姑娘哭过后，要求恋人回到英国家园，再不要踏上中国土地。水手问那你跟我走？姑娘摇头。水手说事实上你已经是大英国的子民了！姑娘道我决不背叛先祖。
水手下面的话注定了两人悲剧的结局。他仰天冷笑道：劣、等、种、族，自生自灭，谈何先祖！姑娘恼了。两人争执不休。水手跃起企图强暴姑娘，以示其国淫威。姑娘愤而反抗，水手抬掌便是一记。那掌击在太阳穴上，姑娘再也没有醒过来。
可悲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无权捉拿凶手治罪，英国法庭判定水手无罪释放后，那位英国人就踏着他先前爱过的姑娘的血迹，大摇大摆出境，回国了！
我停住，看着学生。他们该不算幼稚，20岁出头，懂事了。我想起方志敏烈士目睹洋奴羞辱自己同胞的愤懑，我期望有血有情的中文系本科生在心里喊一声“打！”
课堂很静寂。也许，这是悲哀；也许，这是冷漠。
我听见一个素常很调皮的男生悄悄问同桌：一拳打死了？同桌答：是。男生笑起来，把手一抡：劲真大，该去拳击。他的轻语被同学听见，笑声在前后桌飘荡开来，有几个忍不住捂起嘴。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他们躲躲闪闪地不敢看我。
那个调皮的男生家境不错，家里什么人在海外发财。可是他却要强，风里雨里地当了两暑假西瓜摊贩，攒起一笔钱，说是日后上美国留学。我突然悟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许在哪个链条勚（yì）了扣，竟无力在那些本质上很上进的孩子们心里铸起一座民族血脉的坚碑！
我们这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未赶上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然而，我们从父母从学校从书籍从中国广袤大地遗留的断壁残垣上认识了百年来的一场场战争，因而牢牢地记住国耻记住尊严记住血脉记住了我们自己永远是中国人！那么，此刻，面对后代的“遗忘”，我们该怪谁呢？怪这一份爱国传统在何时在哪里失传？
又一年。我走上讲台。我在我当着班主任的班里讲课。我知道，课堂上不能完成所有的教育。我再次动情地讲了香港姑娘的故事。我还讲了许多，讲了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讲了其他国家的历史观，讲了我们自己，也讲了那个卖西瓜的学生。我说希望自己的学生永远记住当年英国水手那一掌，它击碎国人的自尊击中中华民族脆弱的心脏告诉我们落后要挨打只有甩脱精神胜利法的民族才能铭记国耻。
我清清楚楚记得，课堂很肃穆，很安静。那一张张仰起的脸上，全是沉痛。
后来，这个班获得了北京团市委先锋杯称号。
后来，我又想，香港回归在即，也是遇难姑娘临近154年大祭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应对后代，对后代的后代，再多说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