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助人者天助也。
济人困厄，助人渡过难关是做人的本分，是一种大爱。只有自觉地通过我们的思想、言谈、行动施与爱，才有助于我们自己成为爱的引力场。
弗洛姆说：“爱的本质是施与，而不是被动接受。施与什么？施与自己的生命力，以自己的全身心的爱的能力去引发另一个人爱的能力。所以说，爱就是生产爱的能力。”
贫穷不是过错
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或者有过拮据日子的人，无形之中都拥有一种美德：惜福。珍惜现在生活的美好，感念过去岁月的苦难和贫穷。因为，贫穷只是物质上的匮乏，由此带来的精神动力才是享之不尽的财富；因为，贫穷给了我们坚韧和忍耐的性格，给了我们直面生活、热爱生命、改变人生的勇气。
这里说的是一个西红柿加鸡蛋的故事。当然，这不是西红柿炒鸡蛋那道菜。这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缺少交粮买饭票的钱，祖母为我临时想的凑钱的辙。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上午，祖母实在想不出拿什么东西为我变钱，急得和我一样屋里屋外乱转。忽然，她拍拍脑门说：“住娃，拿上提篮跟我走。”我哭咻咻地跟上祖母来到菜园。
“摘点西红柿去车站卖吧。”祖母边说边忙碌起来。
“可是我不会卖。”我嘟哝道。
“不会就学嘛。你看人家咋卖你咋卖。”祖母不容商量。
“可我不认得秤。”我找着一个又一个理由。
“找人帮你称。”祖母说。
“可我……”我的话还没说完，祖母生气了，一顿臭骂，骂得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其实我心里想得最多的是火车站离学校只隔一条黑水河，我的老师们经常到火车站的供销社来买东西，如果碰上那该有多难为情呀！
祖母为我摘的西红柿又大又红，柿蒂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提篮，回家装在一个夹背篓中。祖母临时又教我如何认识秤星，再称一称西红柿的重量，就帮我扶上背。我背着二十几斤西红柿上路了。
车站摆摊卖小菜的人可能有十二三个，都是卖的自家菜园地出产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豆角、青椒等。我老远看见了本村的一个老熟人也在卖西红柿和黄瓜，打声招呼后，摆在另一头，有意离他远一点。当时我想，同是卖西红柿的，若摆在一起卖，人家心里可能不高兴。
我问旁边的人西红柿啥价钱，回答说6分。好家伙，才6分钱一斤，祖母还说能卖1毛钱一斤呢。
日头渐渐高了，肚子也咕咕叫起来。我偷偷看着别人家时常有顾客光顾，可我的西红柿摊问也没人问。这还罢了，我还得随时提防学校的老师，于是只好低着头蹲在地上。好不容易，乡政府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向我这边走来，我立马站起来，对他们笑笑。
“西红柿可够红的。多少钱一斤？”一个小伙子随手拿起一个西红柿问。
我的心怦怦直跳，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必须得抓住这个机会，不然今天可能就白来了”。我憋红脸说：“便宜着呢，5分钱一斤。”
几个小伙子笑说真便宜，多买点，称10斤，回家糖拌西红柿吃。我有些紧张或激动，称秤时几次都称不好，一小伙子接过帮忙称好，装在他们自带的网兜里。当他们把五张1角的毛票递给我时，我拿在手上捋了又捋。
正在我小小得意之时，那位村上的熟人大声斥骂：“这碎×娃不会卖东西。本来6分钱一斤就够贱，你还降一分，捣乱行情呢。”那熟人一说，大伙儿都纷纷指责我。吓得我赶紧把剩余的西红柿装进夹背篓，背上背篓提上秤就往回跑。
过黑水河的吊桥时，迎面碰上学校一位教工的家属，好在她不认识我，我也装着不认识她。问背的啥，我说西红柿。那女的探头看看，问好价钱，又在桥头上称了6斤。
这样，我揣着卖西红柿得来的8角钱，背着剩余的西红柿，委屈地回到家。接下来的一周，交粮的钱不够，我只好每天放学跑步回家吃晚饭，然后再跑步回学校上晚自习。
好在这样跑步上下学早已不止一次两次，七八里山路就这么来回跑着、跑着，也不觉得累，只是肚子时常处于饥饿状态。记得有一次放学跑回家，祖母的晚饭还没煮熟，我又哭又闹，大发脾气，因为晚自习课上还有好多作业没完成，只好将就着喝了两大碗醪糟下肚，嘴一抹就往学校跑。跑在小路上，只觉得肚子空空响，头晕脸热，还搞不清怎么回事，就一脚踩空栽进了庄稼地。醒来时，迷迷糊糊知道，可能是喝醉了。看看身上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摇摇头稍微清醒一下，上路又往学校跑。到校时，晚自习课的上课铃声刚响。我跑进教室，来不及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喘气，就立马上讲台拿上点名册点名。谁让自己是班长呢？
还有一次也是为了凑交粮钱。祖母向几个叔父借钱，都没借着，怎么办？祖母去清理了鸡蛋筐，说煮几个鸡蛋去学校卖吧。于是我提着20个刚煮好的熟鸡蛋去学校上晚自习。晚自习刚下课，有同学嚷肚子饿，我趁机兜售：“我这儿有熟鸡蛋，两毛钱一个。”同学们一听，立即围上来哄抢一空，有几个当时给了钱，可大多数说先欠着，过几天给。这一欠，就永远地欠下了。过后问吃过鸡蛋的同学要钱时，那些同学要么耍赖让我闻闻嘴巴有没有鸡蛋味儿，要么就是扬言要给老师告状，堂堂的县三好学生代表、大班长兼学习委员还卖东西给同学。我好一阵心酸委屈，只好咬咬牙忍气吞声，心里诅咒他们今后吃鸡蛋噎死。20个鸡蛋只收回两块钱，祖母说还不如提到车站去卖鲜鸡蛋，也卖三块钱呢。
一个十二三岁的羸弱少年，靠卖西红柿和鸡蛋挣钱交伙食费，这都是被贫穷的生活逼出来的。又有什么办法呢？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那个人人都还不富裕的农村。
清贫的生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穷而失志。我时常铭记祖母的话：“再穷也不能短了志气，人家吃好穿好，是人家的福气，像你这种没娘老子管的娃，只有多吃苦，将来才可能尝到甜头。”我不知道祖母所谓的“甜头”是什么，但她老人家的话一次次激励我只有好好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时时准备受苦，真正认识苦的滋味，这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亲情本身就是一种激励
一个缺少父母疼爱的孩子，不见得缺少周围的人对你的关爱。当你的纯真可爱、乖巧聪明博得人们的欢喜时，同情心就会在他们心里升起。同情心不是廉价的施舍，不是可怜别人，而是付诸爱的行动。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能像今天这样坐在电脑桌前，静静地思考，认真地敲打文字，我打心底里感谢那些有恩与我的亲人。这些亲人我可以罗列出一长串名单，但光记住他们的名字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四叔的供养
眼看我的学业靠祖母攒几个鸡蛋变钱来供养，已无能为力。繁重的功课和是否辍学回家劳动的双重压力折磨着我，我一个人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泪。怎么办？
▲这是临毕业时四叔四婶来天汉看望我，他一直供养的住娃终于快自食其力了。
就在这时，四叔站出来说：“司空住，只要你好好读书，读到哪我供到哪！”
四叔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有了四叔这句话，就等于吃了定心丸，我的心里又燃起了一股新的热情和希望。就那样，再苦的日子我熬着，再大的屈辱我忍着，再重的压力我顶着，直到走进中考考场。
参加中考那一次，四叔一次性给了我15元钱。15元，一个少年平生第一次拥有的最多的财富；15元，寄予了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好在我不负重托，榜上有名，进了一所四年制的农业中专学校上学。四年中专的生活费都是四叔供给，有时回家三叔也会给我5元钱的零花钱。四年花了四叔多少钱，我已记不清楚了，起码上千元吧。因为每学期100元的生活费这是一定的。毕业那年甚至花得更多些。虽然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潇洒，每月由父母寄生活费过活，但四年中，我一直坚持着没向学校申请过一分钱救济金。因为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困难的学生，他们家里没人供养上学，或者说没能力供养上学。
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了四叔的供养。
☆枣姑的一碗剩饭
枣姑是祖母娘家亲戚，家住离中学不远的枣树坪。我从小爱随祖母去她家去玩，本来应该叫“姨”，但一来二去叫“姑”顺了口，于是变成了我的“枣姑”。
学校的伙食太差了，根本没菜，每周只有两顿细粮，或蒸馒头或大米饭，其余每餐皆是玉米糁稀饭。时不时还从从玉米糁中吃到一条条煮死的蛀虫，直叫人恶心，甚至难以下咽。幸运的是，我到初中二三年级时，偶尔能得到给教工食堂当厨的枣姑的照顾。
教工食堂每天中午基本上是面食，面条、烩面片或馄饨，有时教工吃剩下的面食倒了喂猪可惜，于是枣姑在校长的许可下，就卖给学生吃。往往这时，枣姑先想到的是我，不管我吃没吃难以下咽的玉米糁，她都会老远向我招手，喊我：“司空住，来一下。”
于是我基本上会以2角钱买一大碗教工食堂剩下的烩面片。尤其是烩面片中有黄瓜西红柿鸡蛋或白菜豆腐点缀其中，那份香，令多少同学艳羡。要知道，吃一碗烩面片等于大饱一顿口福，不啻于朱元璋当年落魄时吃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偶尔下午也能吃上教工灶的剩米饭锅巴。记得有一天下午，枣姑在教工食堂门口招手叫我去。我进去后，见校长也在，有些不好意思。岂料，校长笑呵呵地对我说：“司空住，一个大锅巴，交两毛钱拿去吃吧。”我诚惶诚恐地谢过校长，递给他2角饭票，接过枣姑给我捣碎的锅巴，端上碗一口气跑到宿舍。锅巴自然是被同学们一起瓜分，但心里比什么都满足。因为有人在关心我。
一份剩饭，在今天看来不算得什么，但在那些个困苦的日子，我知道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
☆新布鞋的气息
说实话，从小到大，甚至参加工作后，我穿过不少布鞋，这些布鞋不是我母亲做的，它们都出自我的几个堂姐之手。
上小学四五年级离家较远，每天上学放学就得走几十里山路，一双鞋穿不了多久，要么鞋尖戳穿了露出了大脚趾，要么就是鞋底磨一个窟窿，硌得脚生疼。上中学后，一段时间跑回家吃晚饭，费鞋子就更不必说。但我从小到大，一直不缺鞋子穿。
婶子们说：“住娃脚上穿的鞋就包在你们几姊妹身上。”这等于任务，也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堂姐们毫无怨言。还用说吗？做呗。打褙子、剪鞋样、整理碎布头、搓四股线绳，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堂姐就开始戴顶针、穿针引线，鞋底上一行行一排排的针脚就渐渐地密起来。有时稍不留神，顶针一滑，手指还会被针扎一下，一个血珠突地冒出来，看得直叫人心疼。
在农忙的茶余饭后，在晚上的煤油灯下，在冬天的火塘边，都可见我的堂姐们在一针一线纳鞋底……
每当我看见堂姐用鞋楦子壮鞋时，我就知道，一双新布鞋又完工了。灯芯绒鞋面、松紧口、千层底，垫上绣花鞋垫的新布鞋，有堂姐手汗的香味、有灯芯绒布的气息，更多的是融入了浓浓的亲情和爱。
每当我穿上一双新鞋子的时候，就打心眼里感激她们，但我就知道，我得努力，不辜负亲人对我的期望才是对她们最大的回报。
☆一条旧裤子
金秀姐是司空家的近邻。或许是祖母怀恋她过早夭折的一个名叫金秀的生女的缘故，祖母特别喜欢心灵手巧的金秀姐。金秀姐的嘴很甜，按照远亲的辈分，她总是一口一声“婆婆、婆婆”地叫祖母。于是我叫她金秀姐。金秀姐在农村算是一个标致美人，人长得水灵不说，嗓子尤其好，哼唱起歌来似清风摇动银铃般动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金秀姐开始为我裁剪衣裤了。换一句话说，直到我参加工作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裤子大多是金秀姐帮我缝缝补补的。
金秀姐心灵手巧，什么活儿一学就会。自打家里添置了缝纫机后，金秀姐的空闲时间都是帮人裁剪缝制衣服。大到成衣小到裤衩，甚或一些补丁，都出自金秀姐的一双巧手。
也许是好人薄命或美人天妒，金秀姐因供孩子上学，过度操劳，得了肺病。家人怎么劝也不去医院治疗，硬是那么挺着熬着。直到大咯血才住院治疗。输血时，愚蠢的医生又输错了血，当即血液中毒死亡。但陪床的亲人不懂，没及时保留血样，医院拒不承认，可怜的金秀姐，就那么白白地为当代庸医赔上了一条性命。
金秀姐去了，在祖母去世后不久的日子。有人说是祖母喜欢金秀，招她去了。我想笑又想哭。一次我回老家，无意间翻到一条洗得发白、裤裆补了一个补丁的旧裤子，看到裤子上细密的针脚，就想起这是我在外上学后，金秀姐为我缝制的。可是，她人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胜唏嘘。
我告诉我的亲人，替我好好保存这条旧裤子，因为我一看到它，就会想起金秀姐，就会想起那些得到众人照顾的日子，便会生起更多的豪情来。我只有更加努力，才会不负那些在世或不在世的恩人们的重望。
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激励。逆境时，激励是你不至于萎顿的良药；顺境时，激励能使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有一种激励，却是你生命中的最深感动，它们不是激昂的语言，不是情感的宣泄，却是亲情的一种默默行动。亲人们用爱的行动来表达对你的支持和关爱，还有什么比这种施与更伟大？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人生注定了孤独？
赴人之急
明朝袁了凡居士说过的一句话：“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痌瘝之在身，速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济其颠连。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盖仁人之言哉。”救人应急，恰如雪中送炭。解救人于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功德无量。
当我认准一件事时，我习惯于把自己置身于没有退路的悬崖，集中精力，勇猛向前。但捉襟见肘的事时有发生，有几次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每每这时候，我才知道，平时交往的朋友太少，能给你救急解困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老岳父的恩德
在我决定自己创业时，身上仅有几千元钱。成立一个工作室，资金上不允许，只好在家当SOHO，做自由撰稿人。做自由撰稿人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一家三口要生存下去，也不是一件易事，这无疑要冒很大风险。开弓没有回头箭，条件不够，创造条件也要上。我铁定了心，反正再不能退回去给人家打工。
我准备向老岳父求助！一不做二不休，让老婆先向老岳父母做思想工作。岳父母是有思想顾虑的，因为我与老婆的关系一直不好，原因很简单，两人差距太大。结婚四年除了生育了小女外，一点儿也帮不上什么忙，更不消说心灵的沟通甚或精神上的安慰了。
不管怎么说，老岳父还是借给我2万元钱。我知道这2万元只能维持半年的生活费，但人家能借2万元，还不是看了女儿的情面？要知道，我在司空家族上上下下试探了一下口气，没人愿意帮助我，准确地说没人借给我一分钱。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打击。
我怀着满腔复杂的情绪回到了北京，购置了必备的办公设备，上图书市场在去考察论证了几个选题后，就开始了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格调》的编创工作。这部书稿一做就是4个多月，当稿子杀青时，2万元也快用完了。
半年后，我和老婆离了婚，按理说我该先还掉所借岳父母家的2万元借债，但岳父母宽宏大量，让我慢慢还上就是。岳父母在遭遇他家女儿的离婚后，人明显憔悴了许多。岳父母一家生育三女，三女婚姻皆破。这对于两个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老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转眼间，我和小女丫丫相依为命的日子又快两年了，每次岳父母打来电话，我一提还钱的事，岳父母就说：“司空，钱你就不用先考虑还了。等我们老了动不了的时候，你能记挂照顾我们，那就万幸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渐至暮年的老人还指靠什么？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看重的是养儿防老，可摊上三个不争气的女儿，又该怎样？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虽然离婚了，但小女丫丫毕竟是他们的血脉。我想到了一种为人的责任。或许正是因为两个老人对我们父女俩不离不弃的关爱，我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表叔内裤的秘密
表叔是我祖母的侄儿，一个很富态的老人，干了一辈子刻制印章的工作。我在老家县城工作的那几年，表叔家就是我的家，表叔就是我的亲人。那些年，我的喜怒哀乐，我的酸甜苦辣，可以说表叔全家人人皆知。
▲憨厚仁慈的表叔在万里长城的映衬下更显出“好汉”的气质来。
表叔表婶去外地旅游，路过北京，来看望我，让我陪他去转转。那两年，我的囊中羞涩，捉襟见肘，与苏轼初到黄州的那段数钱过日子的窘境差不多。不过，我还是得陪他们到处逛逛。可是几人所到之处的一切花销，表叔坚决不让我掏一分钱，这让我很过意不去。
表叔表婶在京逗留两天后，临走时，表叔把我叫到卧室，说：“司空，来时我为你带了5000元钱。本来我家孩子说拿上卡省事，但我没用过那个取款机，就取了5000元现金带给你。”表叔说着脱掉长裤，露出里面的内裤。
“不用。表叔，我这儿还能坚持。”我一再推拒，但早已哽咽了。
“带来了你就留着花，反正我们这几年也不大用钱，”表叔说着拉开内裤正面一个小拉链，从内裤中取出一沓钱，说，“我知道这两年你生活得不容易，不嫌少，你就留下吧。”
原来表叔的内裤有个口袋状的夹层，这可是一个绝妙的装钱所在。
表叔把钱塞在我手里，一股温热的体温传递给我，我努力抑制住泪水，低下头，根本不敢看表叔。
那一刻，我怕不争气的眼泪濡湿心灵全部的脆弱。
“你表叔没啥能耐，但我们全力支持你。你现在已经开了头，别急，慢慢来，干任何事情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成功的。这些道理你比我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写作上走出一条路来。”
表叔的眼睛里含着慈爱的光，这是饱含爱之能量的光，是希望之光。
☆同窗2000
阿冬是我的同窗同学。我前脚离开原籍单位的时候，他后脚调进那个单位。原籍单位有了阿冬，关于单位上的大事小事一古脑儿都由他代劳，我倒是省心不少。
去年，一次交季度房租时，实在凑不够数，电话簿翻来翻去，能张口的朋友都借了钱。最后只好向阿冬开口。电话接通后，我直接说出了用意，阿冬犹豫了一刻，说：“我只能给你凑2000元。”
我一听感觉不太对劲，尽管老家工资拿得少，可也不至于犹豫一阵才说“给你凑2000元”呀？这话听起来似乎不像阿冬的口吻。但我当时什么也没多问，想一想，先凑数吧，多的没有，少了也行。
挂上阿冬的电话，薅一把头发，又掉下来十几根。眼看与胡须一样茂密的头发秃了顶，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一次好不容易凑齐房租。一月过后，再打电话给阿冬时，才知道他母亲被一个精神病人照头上狂砍了几刀还在住院，一问出事时间，刚好是我开口向他借钱的前两天。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我怎么这么粗心？当时也没问问阿冬，就……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人家老母亲头上被砍了几刀在医院生死未卜，我还张口借钱？我不知道阿冬当时是怎么想的，总之我为这事深深内疚。
就在那之前，我还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和几个同学去阿冬家玩，阿冬的母亲在做针线活，似乎在缝补衣服，只是针脚很大，见到我们几个还热情地招呼坐，可屋子中央的地板似乎塌陷了一个窟窿，我们几个只好小心翼翼地从窟窿旁绕过……
一直以来，我不知道梦是什么意思。一年后，我回老家县城去看望阿冬的母亲，看到她老人家还是那样热情地招呼我时，我说起了那个梦，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但我想起老同学的慷慨救助，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老人……
对不起，阿姨！谢谢，老同学！我会记住你们的恩惠的。
这些年，我得到了许多人来自物质乃至精神上的帮助，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只好将这种情感融入文字，争取多写一些使读者受益的东西，能让读者认可的东西。只有这样，对我才是一种安慰，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吧。因为我得到的越多，就感觉付出得太少。
黑妹请客
请客吃饭本是人际交往中最平常也最频繁的应酬，谁人都有过请客或被人请客的经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或隔阂，也许在一顿饭后消除；一场艰难持久的商务谈判，也许在一餐饭中迎刃而解。在一次请客中，你有可能邂逅了一个终生伴侣，也许认识了一个真诚的朋友，也许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商机。从古至今，结婚、生子、乔迁、晋职、调转、发财、受奖、祝寿等等都时兴请客，但有一种请客却很特殊，令人永生难忘。
刚到北京那一年，我在海淀六郎庄住的时候，没了工作，暂时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少有的清苦。
那段时间，我和一个学厨师的同乡阿建住在一起。阿建人很好，善良热情，颇受女孩子喜欢，交了一个女朋友叫黑妹。黑妹是贵州的一个女孩，也是初来北京打工。
一段时间，我和阿建两人兜里的钱都快花光了，只好每天抽出极有限的生活费计划着过日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和阿建都会翻出两人可怜的财产清点一番，然后扳指头算算还能维持几天。有时阿建就说：“要不明天我去黑妹那儿拿一点，听说这几天又进账不少。”
黑妹在一家露天的大型啤酒城当服务员。这家啤酒城由于夏夜顾客光临得多，收银忙不过来，只好委托服务员代收代交。这样给一些服务员就造成了可乘之机，黑妹就是其中一个。她说从一个顾客的付账中偷偷扣下几元钱是常事，一晚上下来也能攒个十几二十元，神不知鬼不觉。有时黑妹会打来电话，告诉阿建过去取钱，我和阿建就会屁颠屁颠高兴一阵子。
但多的时候我们是啃馒头过日子。去菜市场买两斤馒头，可以对付一天。有一次，我和阿建出门去昆明湖外的长河游泳，偶然发现胡同里有一户蒸馒头的人家，一问一斤馒头价钱比市场便宜2角，于是每天早晨就去那儿买。可是刚出笼的热腾腾的松软馒头吃起来香，吃完根本不经饿，只好拧开水龙头多喝水，以至于肚子经常咣当咣当地响。
一天，有人在外敲门，阿建去开门后，见是黑妹，嘻嘻哈哈说笑一阵，殷勤地接过黑妹的小包，兴奋地悄声对我说：“司空，菩萨来了！”
我和阿建不由自主地盯着黑妹看。盯得黑妹不自在地左右看看，抹一把脸说：“怎么都这样看我？”
我的脸臊得通红，连忙说：“没，没什么。”那一刻，我和阿建的眼神不知有多么可怕，饿狼一般？
“噢，”黑妹似乎松了一口气，说，“这几天老是下雨，啤酒城生意清淡，好在昨晚有收入。现在……”
“现在什么，快说，别卖关子了。我和司空还没吃午饭呢！”阿建迫不及待地说。
黑妹看着我俩的表情，呵呵笑着说：“现在我正式宣布，我请客！”
阿建忙问：“那你有多少钱？”
“NOW，全在这儿。”黑妹说着将小包翻了个儿倒在床上。
寥寥几张纸币，加起来也不过23元4角。
“吃什么？快说。”黑妹说。
“还能吃什么，就这么点儿钱。司空你说呢？”阿建似乎有些不满黑妹的大惊小怪，说还以为发了大财，结果抖了这么大的一个包袱，空欢喜一场。我捣了阿建一胳膊肘，说：“知足吧你，搞饱肚子为好。我们去西安面馆吃油泼面怎么样？”
▲在海淀六郎庄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却结识到了真诚的朋友。
“行。走吧。”阿建不情愿地挽着黑妹的手说。
黑妹要了三碗油泼面和两瓶啤酒，待油泼面端上来时，黑妹说她来前刚吃过，专为我们要的，两人分吃了呗。
那一刻，我的眼泪顷刻涌满眼眶，赶紧抓着一瓶啤酒背转身坐着，好一会儿才抑制住自己的泪没掉下来。
那一餐的“牙祭”，我和阿建吃完后起来走路时才发现，肚子撑得难受极了。那一餐，我记住了黑妹所有的好。
也就是在那一段极其窘迫的日子里，阿建每天出去找工作，我则窝在租住的只有一张床、一张圆桌和一把椅子的小南屋写我的小说。也就是在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状况下，我写出了几年后出版的《臭虫辞典》的第一稿。
好在这样一种靠黑妹接济的日子不出一月，阿建就收到了老家寄来的钱，踌躇满志地在市场上开了一家小餐馆。我呢，由于交不起下月的房租，请求房东宽限几日，被房东大姐辱骂一顿后，只好灰溜溜地搬家，住进了一间不足8平米的更便宜的屋子栖身。
阿建和黑妹的恋情似乎火热过一段，几个月后无果而终。阿建餐馆生意清淡，情场失意，在一场二锅头醉酒后，回老家了，从此再也没了阿建和黑妹的消息。
在海淀六郎庄那段困苦的日子，我结识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他们大多走出了六郎庄，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可是随着岁月的流失，我大抵忘记了，偶尔在街上遇见还张冠李戴好一阵，也对不上号。只是曾经接济过两个穷鬼的贵州黑妹，我却永远记在了心间。黑妹，你现在在哪里？
走出六郎庄，有时还想回去看一看，可是每每走到那个村口边缘，就止步了。我还是喜欢记忆中的村庄，想念中的朋友，憧憬未来的万柳公园。每当我回到老家，一些亲戚邻居就央求我把他们的孩子带出去，我真不知道该不该拒绝，但我通常都会给他们讲述黑妹请客的故事。我想告诉他们的是：混在北京是多么地不容易啊！
来自小煤窑的求助电话
当某一天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中冷不丁传来一句：“好兄弟，我落难了！”然后啥话也不说，就剩下一片唏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否马上想到骚扰或打错了或骂神经病或挂上电话？但，对方又准确地说出了你的姓名，你又听出了一缕夹杂的乡音，这时又该作何想？或许，人人都有事出意外的时候，不妨听听，问明情况再说。
这种情况屡屡出现在我电话中。老乡郝民就是其中一个。
要不是接到郝民从房山打来的电话，我还真不知道北京郊县还有煤矿。
那天早晨，我刚进入工作状态，电话铃就响起来了。我拿起电话，话筒里“我”了好一阵，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你是司空住吗？我是郝民。”听到结巴的乡音，我就知道了对方是我的中学同学——说话有点儿结巴的郝民。
“郝民？你在哪？”我问这话时，翻看了一下电话，是北京的8位数号码。
“我、我在房山，出了点事，想请你过来一下。”
“咦，你在房山干吗？出什么事了？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一连串问号在我脑子里回荡。
“这样吧，我让我们同村的小宁给你说。总之，你得帮帮我，看在老同学的份上。”郝民说话的声音明显哽咽。
小宁在电话中给我讲述了详细情况，原来他们6个老乡从山西煤矿过来，在房山一家私人小煤窑挖煤。郝民在施工面上作业时，顶层塌方，把左腿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在当地镇医院进行了潦草的骨科手术。可是手术很不成功，三根接骨钢针不出几天就移位跑偏，将小腿肌肉顶起老高，又进行了二次手术。郝民在医院躺了前后不足20天就被老板强行办理了出院手续，回矿上宿舍休养。现在郝民想回老家治疗，但就工伤索赔问题与老板一直达成不了一致意见。
“老板打算给多少钱？”之前已接过好几个这种电话，因此我就直接开问道。
“我们已经交涉了好几次，老板顶多赔偿2600元。”
“老板也太黑了吧，一个壮年劳动力的一条腿就值2600元？”
“这已是多次谈判的结果。郝民没办法了，才打电话给老家，请老家人找到你的电话。”
“我能帮什么呢？一个文人，一没熟人二没朋友。”我说的是实在话，确实自己的生存也是那样地艰难。
“郝民的意思是让你来一趟。”
我脑子里快速思索一阵，让小宁详细介绍了小煤窑以及矿老板的情况，我一一记下，然后告诉他们我这边得准备一些材料。比如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伤残的具体赔付标准等，到时候给电话。因为盲目去一趟，见见老板，也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我知道，这是典型的小黑窑，正是煤矿安全生产整治的对象。第二天，我给郝民打过去电话，详细告诉他两步走的方案。一是积极准备去房山进行工伤鉴定，寻求劳动仲裁；二是抽出两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措施，继续向老板交涉。然后我告诉郝民中央及北京市新近出台的整治小黑窑的文件精神，市政府安监局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以及房山区主管部门的电话及其负责人的姓名。
几天后，郝民又从房山打过来电话，说：“司空，求求你还是来一趟吧。”
我还能说什么？去呗。当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和郝民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大路上，前面出现了一条人字形路。忽然我俩身后跟上来一位老板，友好地拉上郝民就走，郝民的腿似乎不像有伤的样子，竟然走得飞快，我在后面追也追不上。
此梦似乎是一个好兆头。第二天一早，我心情舒畅地坐上了去往房山某乡村的公交大巴，经过近3个小时的旅程后，我在指定的站牌下了车。一个小伙子端着一碗饭热情地迎上来招呼我，我随着小伙子来到矿工宿舍，地上厚厚的煤灰几乎淹没了我的皮鞋。
郝民坐在一个高凳上，左腿跷起，见了我，激动地说：“来了，司空。”我握握郝民的手，细细端详他那裹得像木乃伊的腿，详细询问了一阵。想坐下时，这才环视一眼宿舍，床上床下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地方，全被煤灰染成了灰黑色，甚至被窝床单也颜色不辨。几个小老乡都围过来，有的见过我主动近前打招呼，有的没见过我，还有些怯生，远远地站着。
看看这些矿工居住的条件，可以想见他们工作的环境有多差。我对郝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来也就是先看一下你们，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要不是亲自来一趟，还真不知道天子脚下皇城边上的郊县还有这样的所在。
我问附近有餐馆吗，请老乡们坐一坐，顺便去把老板叫来聊聊。我说先在饭桌上跟老板接触一下，看看他们的态度，然后再想办法。
很快，几个小伙子出门去安排好了。小饭馆里，老板进来了。一看就是那种当地小痞子似的农民，一副有钱烧包的恶心样，似乎从来就缺少一样东西——教养。
小宁是一个很会来事的小伙子，和老板开着玩笑，老板不耐烦地说没什么好商量的，顶多给3000元，还得请示大老板。
我笑笑，接上老板的话说当老板不易，打工的弟兄们也不易，两下互相理解，以最大的诚意来解决问题。最后我点明了主题，目前市里整治小黑窑正在风头浪尖上，都在道上混，彼此不要伤了和气，如果大事化小不行，我们也不怕把事情搞大。
说完这一番话后，我让几个小老乡赶紧吃饭，吃完后帮忙去路口拦下一辆回城的公交大巴。饭后，我搭上车回城了。
两天后，郝民传来消息：老板主动赔付4000元。我笑笑，告诉郝民别理他。我搞了一份材料，先传给几家报社和相关单位看看，同时让小宁来城里取材料转给老板。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老板主动赔付5000元，两天后又涨至7000元。听说大老板晚上又被人在暗处拍了一板砖，老板主动又涨至8000元。
郝民来电话说行了，看老板也够可怜的，跑到他那儿一顿叫苦求情不要再折腾他了。我说你可怜老板，老板同情你吗？我让郝民再等等，按原计划行事，等他给到12000元左右再说。
两天过后，听小宁说老板涨至9000元，当夜又加了500元，说从房山回矿上马上把现金给郝民。小宁说郝民已答应了。我在电话中不知该说什么，善良的人呀，难道一条腿就值9500元吗？
郝民领到了赔付款。老板把其他几个老乡的工钱也一分不少地付清了。
几个老乡陪拄拐的郝民离开了房山，去西客站乘车回乡了。小宁留下来晚走一天，代表郝民专程来谢我。我说最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自己。只有站在正义的一方，看得起自己，出门在外遇事不怕事，讲究一定的策略方法，才能争取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丫丫的爱心
爱有很多种。最崇高伟大的爱莫过于对人类施与的大爱。爱是心灵的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情感的流动，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幸福和快乐在成长。这些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真正的爱在于学会爱的行动。
印度洋发生地震海啸，中国政府号召国人向东南亚灾区捐款赈灾。一时间新闻、报纸乃至满大街都是援助海啸的消息，据说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慈善协会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忙碌状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或许这正是国人体现爱心的时机。小女丫丫对海啸产生了兴趣，无论在哪儿只要一发现关于海啸的消息，就要拽住我说：“爸爸，你给我讲讲。”尤其是在电视上看到东南亚受灾区的小朋友无家可归、无法上学的情景，看到北京某幼儿园小朋友捐赠的情景，丫丫动心了，说：“爸爸，我要是在那个幼儿园，我也可以捐款。是吗？”
我很感动丫丫的一颗小小的同情心，就问她：“丫丫为什么要给他们捐款？”
“因为他们没有了爸爸妈妈，没有了住的地方，没有了学校。我看着伤心。”丫丫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小嘴唇突突直跳。
我一把抱起小女丫丫，亲了她一口，说：“丫丫不哭，丫丫真是一个好孩子。爸爸爱你。”
“我也爱您，爸爸。”丫丫带着哭腔说。
“好了，丫丫，你告诉爸爸，你想帮帮他们吗？”
丫丫认真地点点头。
“可是你怎么帮呢？你没有钱呀？”我问她。
“有，我有钱，”丫丫说着跑进卧室抱来蓝猫存钱罐摇摇，说，“你听听，我有好多好多钱，是吧？”
“可是你捐出去，‘蓝猫’肚子里就空了。怎么办？”我故意逗她。
“好爸爸还会给我的。丫丫也会慢慢攒的。”丫丫懂事地说。
我打心底里为丫丫高兴，因为刚离婚的这一年由于经济紧张，我没有送丫丫上幼儿园，把她放在家里。具体地说，丫丫待在我的身边，父女俩相依为命，可以想见日子的清苦，她的生活有多么枯燥。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格外难受，连丫丫每月百元的教育费都掏不起，还算一个好爸爸吗？
我帮丫丫打开“蓝猫”底部的橡皮塞，将里面所有的硬币倒在小桌上。丫丫忙不迭地挑拣大的1元硬币和黄褐色的5角硬币，我则帮着数1角币乃至分币。好一阵子才数完，也就是五十多块钱。
“丫丫真了不起，竟然存了五十多块钱。”我翘起大拇指，对丫丫说。
丫丫高兴地蹦跳一阵，又问：“爸爸，这些够那些小朋友上学吗？”
我想了想，才回答说：“积少成多呗。”
▲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最开始的那段如梦魇一般的日子。
丫丫又追问积少成多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她，你捐一点，他捐一点，中国人捐一些，外国人捐一些，这样加起来不就多了吗？捐款多了什么事都能干了，包括小朋友上学呀，重建家园呀等等。
“好哇，好哇。那我们什么时候寄给他们？哦，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呢。”我告诉丫丫明天去银行寄，并耐心地给她解释着不必捐给某一个人，只需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就可以转赠。这一切，丫丫听不太明白，直打呵欠，上床睡觉时还搂着“蓝猫”说别忘了明天早点儿叫她。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丫丫来到工商银行分理处，排队等候一阵叫号后，丫丫抱着“蓝猫”踮起脚尖递给窗口，说：“阿姨，我给海啸捐款。”
银行女职员是一位大姐，笑眯眯地夸奖了丫丫几句，让我帮忙打开将硬币倒在一张纸上，再推进去。一堆硬币，得一枚一枚地数，我说给您添麻烦了。大姐说没事，这是我们的工作。大姐好不容易数完时，问我是多少钱，我说五十多吧，没细数。她说她数了两遍都是49.63元，要不你再数数。我说就按你数的算。大姐又问要不要添个整数？我怔了一怔，说算了吧，小孩的一点儿心意，有多少就捐多少。
一阵忙碌过后，大姐递给丫丫一张盖有“海啸赈灾”印章的收据单，互道再见。
那一天，丫丫的快乐溢于言表，连我也被感染了。
丫丫自己上不起幼儿园，心里还能想着帮助灾区的小朋友上学，仅这份心意，就让我感慨不已，同时心里也浮生一丝慰藉。我告诉丫丫，只有心生同情，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
难道不是吗？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寓言故事：
一个信徒对世上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产生了怀疑。于是天使便带信徒来到了一个大客厅，客厅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晚餐，每个人的餐具上摆了一双一米长的铁筷子。一帮饿汉进来了，他们很想享用美食，可惜铁筷子太长，无法将食物喂到自己嘴里，只好继续挨饿。天使说：“这就是地狱。”
天使又带信徒去了另一个客厅，同样的晚餐，同样一米长的铁筷子，同样有一帮饿汉，而这帮饿汉却在两两合作，每个人都在给餐桌对面的饿汉夹喂食物，于是他们个个都能吃个肚儿圆。天使说：“这就是天堂。”
何谓天堂，何谓地狱？这是一个不错的答案。一位智者说过，现在的人尚且知道责任，以后的人就只剩下自私了。自私的人只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懂得互助互爱的人才能幸福地生活下去。珍惜每一份爱心，教会孩子什么是真爱，这是家长的责任，也是未来的希望。
周济他人，还需要理由？
时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要我帮助他，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其实是把无私的帮助功利化了。帮助别人，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大爱。在你得意时，能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才会在落魄时得到别人的帮助。古语云，助人者天助，施比受有福，就是这个道理。
我和前妻离婚后的这几年，很少能听到对方的消息。只是偶尔从老岳父母的电话里得知一些对方的境况：混得不好。
小女丫丫有时附在我耳边怯生生地说：“不知我妈妈在干什么？”那目光和声音里流露的尽是一个小女孩对母亲的思念。
丫丫有时又念叨：“妈妈说好了过生日给我买电子琴。难道她说话不算话？鼻子想长到大象鼻子那么长吗？”她又记起了匹诺曹说谎鼻子变长的故事。
我知道丫丫想她妈妈了。前妻已三个多月没打电话问候孩子了。要在一年的其他时候，三个月时间，似乎还不怎么觉起，可这是年前年后的三个月时间。这三个月包括圣诞、元旦、春节和丫丫的生日。如果是前两个节日，做母亲的由于忙或其他原因，不给孩子打电话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春节大过年的，连个问候电话也没有，更不消说来看望一眼自己的女儿，这就显得过分了。丫丫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后，哭咻咻地对我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我妈妈被坏人杀死了！”我安慰丫丫，梦是假的。你妈妈可能忙，她会抽空来看你的。
转眼，丫丫的生日到了。生日那天，我带丫丫去北京海洋馆看海豚表演，出园后去商场给孩子买了一套新装，然后提上一个生日蛋糕回家。
这一天，丫丫满心盼望的妈妈整天没有露面，甚至没接到一个电话。到晚上我们父女俩吃蛋糕的时候，丫丫彻底失望了，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不吱声。我知道丫丫在想什么，抱起她，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丫丫静静地伏在我胸前抽泣一阵，然后抹干眼泪，说：“爸爸，我们吃蛋糕吧！”说着下地捧来蛋糕盒，让我帮她打开，插好蜡烛。待到父女俩唱生日快乐歌、吹蜡烛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是呀，往年丫丫过生日，丫丫的几个小叔和姑姑都在，一屋子人围着闹热，可今年人都走了，只剩下了父女俩。丫丫5岁的生日由此显得孤清许多。再加上前妻的许诺杳无踪影，丫丫幼小的心灵可以想象有多么难受。好在小孩子还是贪吃的。唱歌时还眼泪汪汪的丫丫，一见切开的蛋糕，又笑着咂吧嘴说：“爸爸，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丫丫生日过了半月后，前妻终于打来了一个电话，说还混在北京。我问她怎么回事？过年连个电话也不给孩子打？还许愿买什么东西给孩子过生日，还像孩子的母亲吗？前妻在电话那头哭了，她说她连自己的日子都没法对付了，还顾得了谁。
我心里想笑。这就是一个婚内没有一点为人妇为人母的责任心的女人，这就是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成天胡思乱想的女人。结果呢？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呀！但我笑不出来。毕竟对方是一个跟了自己几年的女人，毕竟是丫丫的生母。我说你哪天过来吧，过来给你弄一点钱。
事实上，前妻这种糟糕的状况，已非一次两次了。刚离婚那阵子，我带个小孩，日子清苦，朋友们无私地帮助我。我能挪腾出来的，就尽量周济前妻。朋友一百个不理解，说我凭什么帮助一个已与自己不相干的女人？按说她应该每月付给孩子生活费才对。我说这没什么，孩子的抚养费是我离婚时主动提出不让她负担的。朋友说那你肯定是帝王思想，想什么三妻四妾的。
我哭笑不得。我明白朋友的好意，可是这些刻薄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人人都有危难之时，平时能周济别人，难道就不能帮助一个曾经爱过恨过的人？人生本来就苦，设若凡事都要想清楚“凭什么？”“为什么？”那岂不活得太累？
想周济一个人，还需要理由？需要分清对方的身份吗？离异的夫妻，曾经有过爱，有过爱的结晶。只是到了某一个时段，缘尽了，散伙了。难道一切就到此结束，彼此成了仇人了不成？
话说回来，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见那些个伏地乞讨的残疾流浪汉，不心生恻隐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稍微有一点同情心的，就会伸出援手，哪怕一个钢镚，一颗糖果，一杯喝剩的饮料。为什么不呢？这种举手之劳，影响不了我们什么，相反还能使我们更加珍惜生活的美好，时刻警戒自己，知缘惜福，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