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公元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中国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后三次入京会试，名落孙山，遂发誓不以进士为荣，企图“建功立业”，努力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对疆域沿革、历代兵事和农业经营亦颇有兴趣。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十分关心战局形势的变化，曾作《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诸篇论战制敌之书，推崇地主阶级改革派首领、爱国将领林则徐，愤感“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抒发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远大抱负。
1852年，时值太平军进攻长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因“功”升知县，并加同知衔。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他为骆的幕僚，1856年得兵部郎中职。1860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同年9月，他亲率楚军自长沙赴赣、皖交界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督率楚军攻陷金华、富阳、杭州和嘉应州，帮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军，被封为一等恪靖伯，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1866年7月，创设福州船政局，成为洋务派人物之一。同年9月，调陕甘总督，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晋太子太保衔，加一等轻车都尉、东阁大学士。
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和歼灭阿古柏匪帮，迫使沙俄交还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1年，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命他在军机大臣行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事务，指挥抗法军事。1885年9月5日病死于福州。
综观左宗棠的一生，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教育、科技发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宗棠早年受到林则徐制造坚船、利炮以促使国防近代化的思想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取胜之道，自强之策，不仅在有赳赳之勇，而且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他还说：“查外洋之强，一则饷厚，一则令严，一则水陆器具精利。假使中国有厚饷，有精巧器械，慎择能将，申明军令行之，兵勇之强亦必不减外洋”，只有这样，“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求富”、“自强”的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亲自过问主办了三项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于福建省闽江口岸开设了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即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从1869年至1907年共造各式轮船40只，它对海防、航运等都有一定作用；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仿造新式武器弹药：1873年，将西安机器局搬至兰州，命名为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已能仿造西洋军器，修理改造本国枪、炮器械。这三项军事工业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们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力所能及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就认识到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作战，因此极力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来造炮造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在林则徐等人先进思想和近代西方工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左宗棠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他以东洋日本为例说：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指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强调必须发展近代军工。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的确是颇有远见的。其次，左宗棠兴办军事工业，是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需要的。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海上入侵，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左宗棠认识到兵不能强，则民不能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在左宗棠等人的推动下，不但近代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采矿、运输、纺织、商业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左宗棠办理的三个近代军事工业，在当时的战争中，特别是在抗击外来人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了效能。如在讨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由兰州机器局制造、修理的军火不断送至前线，1876年，一次便供应清军子弹2万枚，使已经装备了相当多的洋枪洋炮的清军，在攻城夺地中“深得其力”。
左宗棠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对近代军事人才的培养。1866年，左宗棠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一面派人赴西方购置机器船槽，一面在福建马尾山上，开设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所海军军官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在“求是堂艺局”中，学员既学西语，又学自然科学和理工学；既学制造方面的技艺，又掌握近代海军战术和驾驶等方法。由于注意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改变了旧的军事教育的传统内容，培养出了一批适应近代军事发展的优秀人才，如邓世昌、林永生、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詹天佑、郑清濂等，均就读于该学堂。左宗棠是按船未造出而先培养海军人才的路子行事的。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左宗棠考虑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传受，为永远之利也”，“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才固不可胜用矣”。对此，林则徐的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桢深有体会地说：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清政府也嘉谕“左宗棠大臣谋国，所见远大。”
总之，左宗棠在引进西方军事科学知识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序上促进了中国军事力量的近代化。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以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旨在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在这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左宗党率领的西征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新疆全部归回了中国的版图。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命徐占彪部严守巴里坤至古城一线，防敌北窜；命张曜部固守哈密一线，防敌东犯；命金顺部驻军济木萨前线，待刘锦棠率主力到达后，即由北部向古牧地和乌鲁木齐进攻。他根据阿古柏及其党羽兵力分布情况以及清军赴新疆作战粮运困难、千里运输线易遭敌破坏等特点，决定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6月，清军主力逾越天山，7月攻击济木萨，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遂后突袭黄田，猛攻古牧地，并乘胜收复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此后，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左宗棠耐心说服“急思开拔”、进取南疆的将领，明确指出“大抵进兵南路，又是缓进争战之局”令部队利用冬季，肃清残敌，就地征集粮秣，进行休整，准备次年春天向南疆进军。
1877年4月，左宗棠以60个营、3万余兵力，从西北和东北两路向吐鲁蕃进攻。西北路指挥刘锦棠连克达板城、托克逊，与东北路徐占彪、张曜会师与吐鲁蕃城下，经激战，收复该城，阿古柏绝望自杀，白彦虎化装潜逃。至此，阿古柏在达板、吐鲁蕃、托克逊地区的所谓三角防御，全部被清军摧毁。在收复吐鲁蕃之后，左宗棠因天气炎热，未随即向南进军，而等至秋后天气转凉后，再进行下一战役。1877年9月，左宗棠将休整过的精锐部队组成两个兵团，由托克逊成梯次队形出发，“一月骤驰三千余里”，收复喀什噶尔等南疆八城，白彦虎等率残部逃人俄境。到1878年1月，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已全部收复。
略定南疆八城后，左宗棠即全力实现收回沙俄侵占的伊犁的既定目标。他在新疆认真进行军事部署，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使清廷代表在中俄谈判中，有军事力量为后盾，终于推翻了崇厚草签的卖国条约，收复了伊犁九城等地区，为祖国保全了新疆这一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拥兵重臣，他亲自参与谋划指挥了许多战事，军事言论涉及范围也较广，军事思想富有创建。特别是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