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浩大的三峡移民工程,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找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证据,来印证期刊里给我很深印象的那句话。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一定要有足够规模的资金和发展来支持。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之外也比比皆是。
除了北京,后来驻点的多次,我到的是上海。上海之于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豪华”。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KTV,就能够装饰得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要是这样的装潢档次在台北,里面的价格肯定贵得吓人。
还有就是高架桥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且高耸,最重要的是,靠着高架桥好近。由于台湾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建筑物盖得离高架桥这么近就想:如果地震,那可怎么办?
跟采访车跑江浙一带,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整条整条在修。不仅富庶的江浙有这种情况,后来再有机会去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也依然能够看到整段在修的高速路。
一位在大陆的台商告诉我,在他开设的化工原料厂里,产品一出厂就被哄抢一空,以至于提前预订都无法保障。天津有一位老板,就专程南下江苏,跑到那位台商朋友的厂里,准备好了现金,坐等产品出厂。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谈。但这些都显示出大陆发展的速度。
义乌小商品城的规模我想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人觉得震撼。这些小商品台湾也有人在做,但是肯定做不到义乌这个规模。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容量下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江浙之行,让我掌握的一个事实就是,江浙人有经商的头脑,所以中国的江浙、上海成为了富庶之地。
日后,每当我生活得沮丧了,厌烦了,我总会到江浙一带走走,我常跟许多朋友说,去了一趟江浙就会有焦虑感,怎么办,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我也要努力,倦怠感自然消失,这就是我对江浙一带最深刻的感受。
4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的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它小孩有着很大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中国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而外省人成为首当其冲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刚上车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我的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级干部的我上台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次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讲话结结巴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够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怕被看出来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形式说话,甚至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甚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几乎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的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的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的这个爱的权利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甚么时候开始,“中共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的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伶伶的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从历史的那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在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了,然后回去台湾,然后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份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作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我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有人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甚么了。
直到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从心底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的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的兴起,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
如果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这所有种种的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透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甚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来自台湾,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