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广州关余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云：……孙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广州力争两广关余，明知列强必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者，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力反抗，唤起民族之自觉与世界之公道也。
“孙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命令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以两广关余拨交广州政府，而安格联之答复则谓彼仅能服从北京政府之命令。当时先生发此命令所持之理由有二：（一）海关为中国之政府机关，其收入为中国国家收入之一部，其用途本指定付还各国庚子赔款。在清偿每年应付赔款之外，所余者为关余，应按收入比例分拨广州及北京政府”（两广关税收入净数约每年一千万元）。（二）阻止广州海关收入，落于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广东。
“不得满意之答复，先生乃派员接收海关。公使团受英人指挥与煽惑，立即调遣军舰驶入广州，以大炮对准无准备之广州城，同时武装之英兵在沙面登陆。此种种之武装示威行动，意在恐吓先生，而先生始终处之以镇静坚定。当时握英之政权者为工党内阁，先生乃致电其总理麦克汤乃尔，指摘其军舰政策之不当。谓英人果欲据此富庶之中国市场，应更换政策以获得中国人民之好感为目的，以军事行动对待中国人民，绝难得中国人之好感。”
有英国访员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时停泊广州之军舰炮船计英四，美四，日三，法二）。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先生复谓北京政府借海关与列强之保护强取一省之款，即用以攻打此省，实为至不平至违反公理之事。
“先生屡言海关为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机械，为中国内乱与分崩之主因，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不能向上，实为中国之大敌。”
美公使舒尔曼奉命至广州调停此事，先生于谈话时询以美国是否诚意愿为中国之至友。并谓‘如美国欲对中国表示真正之友谊，应先归还上海汉口之所谓美租界为诚意之保证，美国以所窃之物让诸他贼以避谴责实所不解！要知窃盗者以所盗财物置诸他盗之手，在法律与公道上绝不减少其窃盗之罪。’
“以上所述仅为先生在粤抵抗英帝国主义时代言论之一斑。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卒使美公使亲临调解，列强自知理屈。虽关余问题因中国之不统一而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早昭示吾人矣。”
（《孙中山轶事集》）
处置反革命之商团
十三年十月中山先生解散广州商团，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有重大意义。因广州商团乃仗帝国主义势力以扰乱民族生存之法西斯帝反动派，彼与全中国自求解放之革命群众立于势不两立地位，故先生镇服商团，一方面稳固革命政府基础，一方面即所以消灭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之一种有力工具也。
广东为接受外国经济侵掠最早之场所。自鸦片战争，香港被割，广东开埠，英货输入，年有增多，故数十年来之广东，早已为英国势力所支配；因此广东商业资本家，亦特别发达。若辈专以贩销洋货，供职买办，而获厚利。其伟大资产，非由兴办国内生产事业之结果，而为广销帝国主义者商品而得之余润。因此与帝国主义之利害联成一片，几乎一切行动均承其鼻息矣。
先生组织之革命政府成立于广东，其利害与帝国主义根本冲突，因此英人不惜助械供款于陈炯明，俾借其势力以阻碍革命政府之发展而使之不能存在。然其目的卒不能达。及十三年一月国民党改组，明定对外政纲，反对帝国主义之旗帜益加明显。于是英人思利用广东商业资本家，使之急速法西斯帝化，遂暗输以军械，以组织法西斯帝化之商团军。其总指挥即汇丰银行买办而已入英国借之陈廉伯，可见商团与英人之关系矣。从此商团遂在广州横行无忌，目无政府，摧残工农，压迫小商，而祸乃作。
先生之解散商团，其原因及事实可于先生“中国内乱之因”演说词中见之，兹摘录于下：
……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个护照的时候，曾声时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在广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
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不在广州。查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便教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没有什么举动，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支，若是不发还枪支，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支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两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那么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椷。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了。
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是陈廉伯的党羽，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没有牵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更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支。政府也答应他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支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支，子弹一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支的时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支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的人，刨肝剖肺，铲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惟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支，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都集中到西关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
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明事理的商团分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点钟，便可以胜利。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发现的论调。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
当英国领事直接向中山先生下哀的美敦书，声言若革命政府不允商团要求，即将香港海军舰队轰击大本营，先生遂发重要宣言二则，其辞云：
（一）对外宣言
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余即疑彼之叛国行动，有英国之帝国主义为其后盾；但余不欲深信，因英国工党今方执政，该党于会议中及政纲中曾屡次表示表同情于被压迫之民族，故余当时尚希望此工党政府既已握权在手，或能实行其所表示，至少抛弃从前以祸害耻辱积压于中国之炮舰政府，而在中国创始一国际公道时代，即相传为英工党政治理思中之一原则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总领事致公文于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争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末段数语则无异宣战。其文曰：“余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兹我政府拒绝“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之妄言！须知我政府对于广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所举动之处，只有西关郭外之一部，而此处实为陈廉伯叛党之武装根据地。此项妄言所从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加坡屠杀事件及阿立察（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处残杀行为之作者在内，故实为帝国主义热狂之一种表现！他国姑勿论，最近在吾国之万县，英海军非欲炮击一无防御之城市，直至吾同胞两人被捕，不经审判，立即枪毙，以满足帝国主义之凶暴，而始免于一击乎？然则是否种暴举可以行诸一软弱不统一之国家而无碍，故又欲施诸别一中国城市之当局与？惟余觉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试看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则吾人欲观此项帝国主义的行动为并非企图毁坏吾之国民党政府，殆不可能。盖今有对吾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我政府谋施对付此项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吓，此是何意味乎？盖帝国主义所欲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御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欲对之而发射！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孙文，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二）为驻粤英领之哀的美敦书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
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近组织一所谓中国法西斯帝党之团体，其倾覆本政府之目的现已披露，叛党拟俟由欧来粤之哈佛（译音）船所运入口之军械到手即将实行之。该哈佛轮已于八月十日行抵广州，即被本政府扣留，由是叛党及反革命党在广州借罢市名目，即已呈现谋叛状态。惟时余正拟适当方法戡定叛乱，不意忽接驻粤英总领事致本政府一函，内有数言如下：本总领事现接驻粤英国海军舰队领袖军官来讯，谓经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之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夫中国反抵抗中心，故余迫于深信此哀的美敦书之宗旨，乃倾灭本政府。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孙文。
（《孙中山轶事集》）
解放农工
中山先生长农家，故于农工疾苦，知之甚深。先生之革命事业，是为全民而革命，为占全民中最多数之农工而革命；其革命之目的，是为全民谋利益，为占全民中最多数之农工谋利益。中国之农工，向受满清政治势力之压迫。及海禁既开，帝国主义势力复乘虚而入。农工不堪其压迫，于是北方有义和团之反抗。义和团失败，而中国农工之痛苦益深。海关权被夺，而洋货之输入，每岁数万万两。洋货畅销，而土货消灭于无形，于是失业者遍地，流为兵匪，流为盗贼。故中国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之下，而其受痛苦最深者则为农工。农人受经济压迫而穷困，工人受经济压迫而谋生无路矣。
中山先生倡导之革命运动，即欲解放农工于奴隶地位。而知欲解放农工，非促起农工觉悟，团结农工势力不为成功。是故先生从事革命运动，注意于灌输革命主义于农工群众，促醒农工，使其觉悟帝国主义所加于彼等之压迫，鼓励其团结势力以反抗之。先生在劳动纪念节对各工团演说“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中，可表示如何在言论方面促醒一般劳工，使彼等加入于革命运动。其演词云：
……今天诸君跟随文明国家的劳动团体，在这个劳动纪念日，来开这个工人大会，要怎么样，这个大会才不是空开的呢？依我看起来，要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现在文明各国的人，都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近来发生工人的风潮，都是由各团体进来的。就是今天开这个大会，当然也仿效各国工人的。各国工人现在是什么情形呢？他们所处的是什么地位呢？各国工人现在都有团体。国家也设立特别法律保护这种团体的利益。不过这种利益，只是文明国家才有，如果是专制国家，便没有这种利益。文明国家的工人，成立了团体，是做一些什么事呢？他们所做的事，目的就是在同资本家争地位。工人既是要同资本家争地位，那么就是在文明国家之内，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当然还是不平等。现在文明国的资本家，还是很虐待工人。工人要不受资本家的虐待，所以工人同资本家之中，便发生大问题。现在世界上不只一国有这种问题。就是各国都有这种问题。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去和资本家抵抗。
外国之所发生大资本家，是由经过了实业革命。那种革命，是把各种生产的方法，不用手工来制造，而用机器来制造。因为机器的制造很快，工厂的规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用机器的人便发大财，便生出了许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有了多钱，于是无恶不作，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中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国工人只受本国资本家压迫，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如果有外国资本家来压迫，政府便去抵抗。就是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政府也是想方法来保护。所以外国工人一方面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一方面得政府的帮助。至于中国的实业，还没有发达，机器的生产，还没有盛行，所以中国还没有像外国一样的大资本家。外国有了机器生产之后，发生了大资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资本家的大害。中国工人现在还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害，本国还没有大资本家来压迫工人。自从发生了工团风潮以后，那些小实业家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来压迫。那么中国的工人，到底有没有受压迫呢？是受谁的压迫呢？中国工人是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故外国工人是受本国资本家压迫，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中国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普通工人因看不出来，所以不觉得痛苦。外国资本家用什么东西来压迫中国工人呢？他们是用货物来压迫中国工人。他们的货物，怎么样可以来压迫中国工人呢？是借国家保护的力量，来压迫中国工人。外国工人受别国货物的压迫，政府便想方法来保护。中国政府不但是不保护中国工人并且反去保护外国的货物，直接保护外国的货物，就是明保护外国的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海关便可以看得出来。从前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了外国许多的特别权利。其中有一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关拨归外国人管理。进出口货物的税，都是由外国人收。他们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中国人不能过问。至于外国设立海关，是用来保护本国货物的。凡是有进口货物，便收重税，出口货物，便不收税。像这样收税的用意，就是要进口货物的价贵，在国内不能畅销，要本国所出的货物价贱，到处可以销行。像这样收税的办法，便可以抵制外国的货物，保护本国货物。直接保护本国的货物，间接就是保护本国工人。我们现在失去的海关，就是失去了保护种种实业的门户。因为门户大开，所以洋货源源而入，运到各省内地，用很便宜的价钱发卖。普通人因为爱便宜，所以不用土货，要用洋货。因为土货没有人买，洋货总是畅销，所以土货就被洋货打败。因为土货打败了，全国都不出货，所以中国工人，便没有工做。从前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国工人还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自己本来可以供给自己。到了外国人来叩关，打破我们的门户，和我们通商以后，自己便不能供给自己。土货销灭于无形，洋货充斥于市面。不但是洋货充斥于市面，就是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是通行于各地。中国的纸币也是被外国的纸币打败了。所以中国人民就谋生一方面的经济说，完全是处在外国的经济压迫之下。中国国家表面上虽是独立国，实在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因为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受了外国这样大的经济压迫，所以中国工人便谋生无路。
通商本来是以有易无，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国和外国通商后，把中国所无的洋货运进，把所有的土货运出，此中一进一出的比较，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的数目，要在五万万以上。这就是外国多用五万万元的货，来换了中国五万万元的钱。中国多被外国换去了五万万元的钱，就是中国由于和外国通商，每年要损失五万万。中国每年有五万万的损失，就是中国对于外国，每年有五万万元的进贡。中国工人本来不直接做外国人的工，不受直接的虐待；但是因为通商，多销洋货，每年的进贡，有了五万万元，就是中国工人每年要损失五万万元的工钱。这种五万万元的损失，不是年年都是一定的。在十年之前只有二万万，到现在便增加到五万万。再过十年，一定要加到十万万。现在的中国人，每年只损失五万万，已经是日日怕穷，叫苦连天，再过十年的损失，要加一倍多，至少也有十万万。到了那个时候，专就经济压迫一项的难关，我们又是怎么样可以打得通呢？
外国工人只受本国资本的压迫，中国工人要受外国经济的压迫，间接的要做外国资本家的奴隶。大家想想，中国工人的地位比较外国的工人，是不是差得多呢？现在中国不只工人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就是读书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
诸君在这个世界各国的劳动节，来开这个大会，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打破这种压迫，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各界人民的地位呢？要步外国工人的后尘，维持自己的地位，是从什么地方着眼呢？外国工人生在文明的国家，政府有很完备的法律，来保护工人，所以事事都不要工人来担忧。因为政府有保护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就是生在不文明的国家，工人自己也能够组合团体，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国工人在几年以前结成大团体，推拿专制的俄皇，改革政体，弄成工人的独裁政治。无论什么资本家都是不许执政权，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国事。俄国工人的地位是怎么样呢？英国现在由工党组织内阁，一切政权都是在工人的掌握之中，英国工人的地位又是怎么样呢？其它各国工人的势力，都是一日扩张一日。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所以他们在本国之内，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中国工人如果专学外国工人，组织大团体，来解决国内的问题，推倒初发生的资本家，实在是很容易的。但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外国经济压迫问题，可不可以一齐来解决呢？我们每年所受五万万的损失，可不可以挽回来呢？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本国的资本家，实在没有压迫工人的大能力。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所以诸君今天有这样的盛气，结成这样的大团体，做这样的示威运动，该想一个方法来抵抗外国经济的压迫。中国工人现在不但是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并且反想种种方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因为这个情形，所以中国工人常常和本国资本家发生交涉。交涉胜利之后，是不是解决了所有的经济问题呢？要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就应该打消一切经济的压迫。中国工人所处的地位，是驾乎本国资本家之上，为什么不能打消一切的经济压迫呢？因为中国人现在所受的毛病，由于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小，所受最大的压迫，还是外国的资本家。我们每年损失了五万万，就是外国每年来抢了五万万。我们要把这种抢劫的五万万，不许外国人偷过关卡，运回本国去，便先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中国海关交到外国人去管理，是在从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之中载明过的，所以我们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便要和外国人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要达到这个大目的，便要有大团体。中国现在有团体的，除了读书的人以外，只有工人才有团体。商人的团体是很小的，耕田的人没有团体，所以现在的士农工商界的人，可说是农商两级的人没有团体。只有士工两界的人，才有团体，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
“诸君是工人，是民国的一份子，要抬高工人的地位，便要先抬高国家的地位。如果事从一方面去做，是做不通的。像这样讲，工人不但是对于本团体之中有责任，在本团体之外，还有更重大的责任。这是什么责任呢？就是国民责任。诸君结成了大团体，要担任什么责任呢？就是要担任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如果不能担任这个责任，诸君要做外国的奴隶。若是能够担任这个责任，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诸君便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工人，和头一等的国民。要抬高中国国家的地位，便先要中国脱离了外国经济的压迫，也是对资本家宣战。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所以中外的工人，应该联成一气。中国工人联络了外国工人，对外国资本家去宣战，便要学辛亥的革命志士，同心协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气。诸君有了这种团体和这种的勇气，便可以打破外国的经济压迫，解除条约上的束缚。做到这个地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可以同各国平等。现在中国同各国不平等的原故，是由于国际上的束缚，譬如政治经济种种的压迫太多。要解除这种种束缚，在工人一方面，并不是难事。英国俄国的工人，便是中国工人的好榜样。不过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根本上还要有一种办法，就是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诸君能够服从我的主义，奉行我的办法，就可以和英国俄国的工人一样，在社会上占最高的地位。由此看来，中国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的政治问题，就要奉行三民主义，赞助我的革命。诸君能够奉行三民主义，赞助我的革命，才不是空开了这个庆祝大会。”
在此演说辞中，可见先生所注意者，不在促工人反抗本国资本家，与本国资本家为阶级斗争，而在促其反抗外国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为阶级斗争也。
赖先生不断的努力，在广东之劳工虽在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亦渐渐觉悟于其奴隶的地位而起反抗。当民国十年先生在广东组织政府时，即竭力鼓励农工群众之团结，保护其集会结社之自由，于是劳工团体，风起云涌，多数劳工觉悟于目前受经济压迫，工金不足维持生活，因之罢工案件连续发现。而政府调解于劳工与资本家二者之间，一方面保护劳工之利益，一方面亦使小资本家不受过分之损失。是以叠起之罢工风潮间均得满意解决，劳工之解放，渐可得一部分之成功。
当时广东海员，人数不下数万，向受帝国主义之经济压迫及政治压迫，如薪金不足维持一家之生活，在船上则受虐待，抵外国则不许登岸，而无以诉其冤苦。至是，亦渐渐觉悟，于是民国十年组织海员工会，以谋解放。最初仅限于海外海员，其后珠江扬子江黄浦江海员，亦陆续加入。当时英国昌兴公司订立包工条件，克扣工资。一时又连次发生帝国主义者虐待海员之事实，遂促海员之觉悟，团结团体，宣传加工，并集议讨论抵抗资本家与包工之压迫，于是组织日见扩大，会员日见增多。及十年九月，提出加工条件，船东置之不理。十月提出第二次加工条件，只一二船答复，而所答复者毫无实在。海员知非奋斗不为功，于是第三次下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小时答复。而破天荒之海员罢工遂于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三日爆发。时香港政府用柔滑及恐吓手段，冀息风潮。海员不为所动，船只罢工陆续不绝。香港竟有粮食断绝之危险。于是用武力压迫，封闭工会，而海员益为奋激，认为污辱国体，更誓死奋斗。于是香港轮船悉停，而运输工会及其它工会，亦同情罢工。香港政府压迫益甚，捕多数领袖入狱。全港工人睹此蛮横，激于义愤，遂于三月一日总同盟罢工。香港乃下戒严令，海陆军布满街衢。工人及市民，遂整队回省。香港封锁益为严密。广州政府在此时期中，竭力保护海员罢工团体，予以经济上之援助，并代表海员利益为之交涉。海员罢工之得以维持者，实中山先生当局之政府使然也。及香港政府无法，不得不屈服，乃派代表至省与工人磋商条件，完全屈服，而空前第一次之海员大罢工，遂获得胜利矣。
继香港海员罢工而起者，有香港华工之全体罢业，赖先生当局之革命政府之救济而不致失败。十三年沙面华工为反对英人苛例而罢工，亦赖先生当局之政府之后援，始得较良之结果。此皆先生援助劳工所得之成绩也。
近年以来，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日益加甚，而农工群众之奴隶地位，益陷于火热水深。痛苦既深，觉悟亦易，因之农工阶级之奋斗运动，有再接再厉之势。而中山先生领袖指导下之国民党，代表农工阶级利益，领导农工群众。自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尽量加入农工群众，明定对外对内政策，注意农人运动，工人运动，其于保护农工利益者，无不周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曰：“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又国民党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二项曰：“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头奖，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第十项文云：“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于此，可知劳动者欲由非人的生活，而趋于人的生活，实非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不为功也。
先生所公布工会条例理由书文云：“在中国今日大机械工业尚极幼稚之时代，大部分之手工业工人，又多不感觉于组织团体之切要，故本草案注意之点，即首在确认劳工团体之地位，次在予劳工团体以较大之权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妨碍劳工团体组织及进行中之障碍，使工会团体得渐有自由之发展。基于此种种理由，对于本草案中，故列入十六要点如下：（一）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立于对等之地位（第三条）。（二）承认工会以言论出版及办理教育事业之自由（第四条）。（三）承认工会对雇主之团体契约权（第十条第三款）。（四）承认工会对于与雇主争执事件发生时，有要求雇主开联席会议仲裁之权，并得请求省管行政官厅派员调查及仲裁（第十条第十款）。（五）承认工会之罢工权（第十四条）。（六）承认工会对雇主方面有参与规定工作时间，及改良工作状况与工场卫生之权（第五条）。（七）行政官厅对于非公用事业（草案中所指之公用事业，系指一切有关于日用交通如电灯，电话，煤气，自来水，电车，铁道，航舶等而言）之雇主或工人间冲突，只任调查及仲裁，不执行强制判决，以养成工会自动之能力（第十六条）。（八）予工会以公共财产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条）。（九）特别声明对于刑律及违警律中所禁止之聚众集会等条文，不得适用于工会法，以免法院警厅之比附，而妨碍工会之进行（第二十条）。（十）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但中国大部分之工业仍系手工业，故职业组织亦未绝对废止，以求事实上之适用（第六条）。以上规定各点，系按工会法上必要之条件，参以中国工业实际之情形，以期得适合之应用与实施。”先生所著“民生主义”一文中，关于社会经济事业，主张改良社会工业，用政府力量，改良工人教育，保护工人之卫生，改良工厂机器，以求极安全极舒服之工作。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主张“分配之社会化，”“大工业公有”……
先生当局之政府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代表农工阶级利益之旗帜，既愈益明显，农工群众咸认革命政府为代表被压迫阶级之政府，而认先生为救星。先生逝世后，革命政府仍依照先生遗嘱，继续努力。最近之民族运动，各地民众参加之热烈，已现一革命之新时期，而为其主力军者，乃为工人群众。其有秩序，有团结之精神，足以表示工人已能依照中山先生所指示，为主义而奋斗。农民运动则亦已渐见其端倪。今后中国之农工群众，必能依先生生前所指导之方法，而自求解放也。
先生知革命必有农民之参加而后基础可以巩固，革命可以成功，故注意于农民之利益。兹附录其对农民运动讲习所“耕者要有其田”训词如下：
学生诸君，你们这次毕业，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你们毕业之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首先便要一般农民知道，对于国家有什么责任，农民所仰望于国家的有什么利益。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的革命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
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未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大家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是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觉悟呢？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大家都知道中国把社会上的人，是分成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比较起来，最辛苦的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在农民自己想起来。以为受这种辛苦，尽这种义务，这是份内应该有的事。这种应该有的事，是天经地义，子子孙孙不能改变的。祖宗业农，受了这种辛苦，子孙也应该承继，来受这种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样。这种思想，是从前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现在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农业社会和俄国不同。从前俄国有大地主和农奴，地主和农奴的财产，过于不平均。现在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这般小地主和农民的财产，同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情形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讲，这是讲得过去的，但是切实调查起来，用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俄国从前的情形比较来说，是中国的农民享幸福些呀，还是俄国的农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国的小地主专制些呀，还是俄国的大地主专制些呢？依我看起来，从前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万方里，甚至几千万方里。那些大地主对于许多农奴，自然不能精神贯注。因为精神贯注不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我们这些小地主，总是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所受的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确，还是等到你们再去调查？就我个人的心理比较，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利害得多。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损失。但是受损失的地主，现在都是稍为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我们要免去现在的冲突，要农民将来能够抵抗。大家此时便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让一般农民都知道。农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觉悟。农民有了觉悟，自然要来向政府求救，解除他们的痛苦。好像近年来我们在香山举行农民运动，要解除农民的痛苦，便有许多农民向政府说，‘政府既是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政府反向我们加抽沙田捐呢？’如果遇到了这种问话一时便不容易答复。
再者现在这个革命政府，有很多军队。我们要维持目前这样多的军饷，便不能不多抽税。这种税源，都是从穷人来的，富人所受的负担很少。如果不讲明白，农民还不知道。若是现在讲明白了，农民都知道很痛苦，他们一定来要求免去这种痛苦。所以你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生出许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这种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就是要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如果全体农民都能够觉悟，便有方法可以解决。譬如广州一府的农民，能够全体觉悟起来，便可以联络成一个团体。广州的农民都可以联络起来，便可以解除广州府农民的痛苦。推到广东全省农民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先劝农民结团体。农民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实在的权力，还是在农民的手内。如果由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像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被告，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所以此时大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起，然后再联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当联络的时候，还是要农民自己去出力，不过要怎么样出力的方法，就要你们指导。你们更要去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
“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了。现在农民的劳动结果，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这样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们从前没有工夫，做发现这种不公平的宣传，这回的宣传是第一次。诸君去被告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此时农民没有联络之先，便要暂时忍耐，将来才可以享幸福。要农民将来可以享幸福，便要诸君赶快去宣传联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孙中山轶事集》）
联俄
中山先生具世界眼光，其反帝国主义，并非狭义的国家主义，乃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为一条战线而抵抗强权之民族主义，故先生于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章曰：“……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那些压迫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又曰：“……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万人，脱离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那么强暴的民族，只剩得二万万五千万人……”
一九一六年，苏俄革命，先生已知其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之先声。及一九一七年，苏俄劳农政府甫成立，各国以兵力压迫其边境，恫以封锁。时法兵已退，日兵尚在南满铁路，劳农政府首领列宁颇懊丧，以为彼等谋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而世界竟无表同情者。时先生在粤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已预料苏俄革命必能得最后之成功，于是托华侨由美洲费重金致电祝贺列宁，勖以努力，奠定劳农政府基础。列宁得此电讯，不啻闻空谷足音，始悉远东亦有赞助其主义之友党在，睹此一线光明，于心滋慰。数年后，劳农政府拒退国内外敌人，基础渐形巩固，乃于一九二一年遣代表马林至粤表示亲谊。时先生因准备北伐师次桂林，马林乃由粤赴桂，与先生会晤，互商联络。先生并与谈苏俄国内情形，得悉劳农政府正行新经济政策，甚快。及先生归粤，告廖仲恺等曰：“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斯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惑。以现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极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线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喜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翌年（民国十一年）苏俄又遣代表越飞来华，来华后因患病回国，未能与先生详细讨论。
后先生在沪，与俄国派遣来华之鲍罗廷晤。及十二年先生重莅广州，鲍罗廷自沪来粤，其时适陈炯明军攻石龙，形势危急。鲍以其在俄国所得之经验，与先生开诚讨论。先生大悦，乃聘鲍为政治顾问。党务政务，多赖擘画，深资臂助。先生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成立军官学校，组织党军，一切得于鲍罗廷之贡献者颇多。自先生决定联俄政策后，中国革命始与世界革命连络一起。
加拉罕任苏俄驻华大使时，本意欲与广东政府联络，只以北京政府为各国所承认，故外交上不得不驻京，惟仍秘密派员与广东政府磋商成立中俄协定。后中俄协定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签字，在北京成立，其实已先由广东政府与俄代表议定。故中俄协定亦可谓由中山先生成之也。
及民国十四年，先生北上，在北京病笃，遗嘱诏同志曰：“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救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盖明示我人以联俄之策略也。先生临终时并贻书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刊录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文。”
（《孙中山轶事集》）
联德
中山先生之主张民族主义，并非狭义的帝国主义，而以大同世界为最后之鹄的，前已言之。先生所反对者只为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以外之国家，则勇于联合而无所畏。亲与善邻，以得多助，故先生以为欲革命成功，非与帝国主义以外之国家联络不可。当先生在粤组织护法政府以抗北方武人时，以北京政府得帝国主义之助力，外交上经济上处处均占先着。先生则反是，孤立无援，形势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时欧战告终，德国受制于列强，已无侵略中国之野心。先生尝云：“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我国利害相同，毫无侵掠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害者，德国是也”。先生认德国是时亦为被压迫民族，主张中俄德联盟，故欲联德为助且以制列强，遂命廖仲恺等赴德与彼邦朝野人士往还，颇为活动。既而陈炯明叛，先生出走，南方政府中断，联德之举，亦功败垂成。陈入大元帅府，获赴德之使历次函电，悉将其披露，冀增列强对于中山先生之恶感。此联德之举虽无效果可言，而先生反抗帝主义之策略，亦于此可见一般矣。
（《孙中山轶事集》）
容纳共产党
民国十一年，陈炯明背叛，中山先生被迫，离粤到沪。共产党员李大钊来见，声言对于先生此次所遭之不幸，甚为扼腕而深表同情。并声明本人为共产党员，但在现在之奋斗运动，与国民党同其目标，故愿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国民革命。先生毅然允诺。嗣后多数共产党员随李大钊后，陆续以个人资格加入，对于党务，多所尽力。及国民党改组后，尽量加入农工群众，前途顿现蓬勃气众。盖共产党与国民党，其方法虽有所不同，而团结农工势力，保护农工利益，则二者有相同之宗旨。且在目前之中国，尚非实行马克思共产主义之时，故共产党员以其主义悬为将来之鹄的，现在则集合于三民主义之旗帜下，致力于国民革命，共同奋斗。为集中全国革命势力，以实打倒帝国主义，现中国之自由平等起见，则凡属革命分子，均当在一条战线上进行，而无所用其猜疑恐惧，是则中山先生之容纳共产党，足以表现其勇于联合之精神也。
（《孙中山轶事集》）
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
民国十二年，曹锟贿选成功，中山先生首先声讨。十三年江浙事起，先生整军北伐，曾发布北伐宣言，已洞澈历年军阀祸国，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使然，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实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故大声疾呼在“北伐宣言”中曰：
“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之卵翼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时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已，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供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所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则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曰，吾人颠覆北洋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暴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
及曹吴失败，先生为谋全国和平统一，遂于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离粤北上。于十七日抵沪。事前租界当局借口不能作政治活动，欲抵制先生登岸。先生乃于上岸时向日本新闻记者宣言，谓“上海为中国领土，我是这个领土上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我登岸之后，住在租界内，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条例，什么事都可以做。倘英人一味横蛮，拒绝主人，则我惟有采取断然之处置，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此论一出，各帝国主义者大为惊恐。《大陆报》且发表一论文，题曰“条约神圣，”虽强词夺理，亦足见其恐慌之一般矣。
十九日，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本宅开茶话会招待新闻记者，宣布政见，说明此次北上主张即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人民生计问题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事。及先生绕道日本赴京，抵日后，向日本各地新闻记者发表关于废约主张之谈话云：
……中国革命以来，连年大乱。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为什么中国不能统一，其中的原动力，完全是由于外国人呢？这个原故就是因为中国和外国，有了不平等的条约，每个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享特别权利。近来西洋人在中国，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条约，来享特别权利，并且在那些特权之外，来妄用条约，滥用条约。这种外国人只顾自己的私利，不问良心，不顾道理，专在中国捣乱。现在中国这种捣乱的外国人，实在不少。每一个人在中国，就是一个皇帝。这一个皇帝，就很可以利用一个大武人，来听他的话，或者是利用一部分的人，来听他的话。由于这种情形，外国人在中国不只是利用不平等的条约，并且滥用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外国政府和主张公道的人，在本国或者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中国的行动，因为他们本国不知道，便一意孤行，为所欲为，所以中国人便因此大受痛苦。
……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各国政府同人民，老早知道不公平，自己问良心不过，所以便有主张更改或废除的。譬如在庚子年，中国一败涂地，英国立有马凯条约，还主张治外法权要改良，海关同租界要交回。由此可见外国人问良心不过，还是有很公平的主张。就是近来华盛顿会议，也主张放松束缚中国的条约，由此又可见凡是问良心不过的人，都有公平的主张。而且要世界真是和平，要各国在中国不致因权利相争，更非废除那些条约不可。要做这件事，没有别的困难。困难是在外国的外国人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条约不公平。在中国的外国人，又非此不能生活。若是有那些条约，他们便可以骄侈淫逸，假若废除那些条约，便断绝他们的生路。他们因为要保全自己的生路，所以总是以那些条约为护身符，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因为怕中国统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国政府要救济废除，外国政府一废除了，便断绝他们在中国的生路。外国主张公道的人，一定是主张废除的，不过那些在中国做官的当侦探和做生意的许多外国人。为保全自己的生活，所以要保全那些不平等的条约，所以借那些条约来捣乱……
“……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如果我是做大总统，在政府之中，身当其冲，天天和十几个主人来往，便随时随地，要和主人大冲突。中国现在的地位，不能够和主人有冲突，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大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的地位，再同各国交涉，废除从前的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大总统的话。”
门司新闻记者询先生中国今后能否统一。先生答曰：
“这个关键，也是在不平等的条约。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用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这个理由，要另外有一个证据，才可以说明，诸君才可以懂得清楚。诸君知道我们中国在满清的时代，南北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政府。从瓜分中国的论调发生了之后，各个都想在中国沿海口岸，先占一个根据地，然后才由此发展，进占中国内地。所以德国占青岛，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香港威海卫。此时香港的海军当局，计划香港的防守事宜，看见香港对面的九龙地方，有许多高地，对于香港，都是居高临下。香港若是得到那些高地的防卫，在军事上便极不安全。英国人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怕中国人利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是怕外国人占领了中国之后，利用那些高地来打香港。所以便想预先向中国取得那些高地。照英国人的原来计划，是以那些高地的分水岭为界，只要水向香港流的地方，划归香港政府防卫，至于水向中国流的地方，都可划归中国政府防卫。香港便极安全。这个计划定了之后，英国人便告诉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和中国政府交涉。英国公使接到了那个计划之后，打开香港的地图一看，以为香港的原来计划，只要求中国割十几方里，那个要求太小，他看到北京的政府很软弱，很容易欺负，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不只要求十几方里，要中国割两百多方里。当时北京的统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国人，当然是听外人的话，准英国的要求。英国公使一接到了中国政府照准的公文之后，便通知香港的英国政府。于是香港政府便派兵进九龙内地，接收那些领土。在本地的土人，一遇到了英国兵，便和英国兵开战，便打败他们。于是英国兵就退回香港，又再打电报到北京的英国公使向中国政府交涉，说，‘我们原来要你和中国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领土，就是不愿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决。现在我们去接那些领土，本地人民已经是和我们开战，请你再向中国政府交涉罢。’英国公使又再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中国政府一得到了那个交涉，便打一个电报到两广总督，要两广总督执行一定要把那些领土交到香港政府。两广总督一接到了北京统一政府的命令，当然是严厉执行，便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两百多方里的领土。像这样讲起来，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虽然是一个中国的统一政府，但是另外还有主人，要听外国主人的话，对于本国的人民，就是杀人放火，也是要做。像这样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要统一，但是在事实上对于南方人民，只有害而无利，又何贵乎有这种统一政府？假若在满清的时候，中国政府不是统一，北京政府的压力不能达到南方，以南方的强悍，专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领土。所以我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执全国的政权，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来残害南方的人民。如果这一层做不到，南方人民还是因为北京政府怕外国人的关系，间接还是受外国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我又怎么情愿去执政权？若是这一层能够办得到，中国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不间接受外国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调和。便可以统一，我也情愿去执政权。”
门司记者又询先生，国外问题主张废除条约，国内问题是否主张废督裁兵，中国始可统一。先生答曰：
“对于国内的问题，也是要先废除条约，因为中国近来的兵和督，都是外国条约造成的……”
先生又在日本向中日人士之各团体演说，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意见，其“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演词云：
“……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周都是强国，四周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没有成功。我们革命党在中国这十几年以来，本来已经推翻了满清的旧皇帝，消灭了袁世凯的新皇帝，扫除了种种障碍，就是最近曹吴的大军阀，也被我们推倒了。在国内对于革命的障碍，都被我们消灭完了。我们在国内没有革命的障碍。既是没有革命的障碍，革命便应该可以成功，为什么还说不能成功，还不能达到圆满目的呢？因为还有国外的障碍，没有打破。这种国外的障碍，便是中国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从那些条约的字面说，是很容易明白的。至于讲到内容，不但是中国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观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讲起来，那些条约的来源，是从前中国和十几个外国所订立的。外国在中国定了那些条约，便和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便用来压迫中国，享种种特别权利。经过这次欧战之后，德国和奥国废除了那种条约。德国和奥国现在中国不能享特别权利。德国和奥国之所以废除了那种条约的原故，是因为他们是打败了的国家，被我们中国要求废除了的。近来俄国也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之所以要废除的原故，是因为俄国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所以他们自己甘心情愿要废除那种条约，要送回俄国在中国所享的特别权利。那种不平等的条约，现在一共有三国是已经废除了。另外还有十几国没有废除。还是握我们中国的主权。那种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呢？老实说就是从前中国政府把我们国民押到了外国人，所写的一些卖身契。现在拿到这种卖身契的还有十几国，就是我们还有十几个主人，我们现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是十几国的殖民地。做一国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几国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纽丝兰也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英国平时对于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权利很少，而所负的义务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于母国反要享很大的权利。我们中国做十几国的殖民地，那十几国只到中国来享特别权利，只来虐待中国人，毫不尽义务，所以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奴隶，沾不到一点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见有痛苦，逼到在中国之内，无路可走，宁可跑到外国，去做一国的奴隶。好像广东人就近便跑到香港，远一点便跑到南洋群岛和南北美洲一样。他们那些人跑到了外国之后，都是不想归家乡自然是觉得做一国的奴隶，比做十几国的奴隶，要愉快得多。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中国的地位，比较殖民地远要低一级，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说到我们的领土，要大过美国，我们的人民有四万万，多过美。美是现在世界上顶富顶强的国家，我们中国有这样大的领土，和这样众的民族，还不能成一个独立国家。推到这个原因，虽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
其在“中国内乱之因”演说词中云：
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像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将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国家的地位，堕落到什么样子呢？有许多人都说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认是全殖民地。存这样见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说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来，中国现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国家的地位，比全殖民的地位还要低。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归英国，由英国人管理，是英国的全殖民地。上海还是中国的领土，不过暂时租到外国，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但是事实上是怎样呢？香港割归了英国，英国政府便派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个总督为管理香港起见，设立了一个香港政厅，另外又设立一个立法局。所有关于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个立法局颁布出来的。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
那几个中国人在立法局里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个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讲，凡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国的奴隶，对于母国总可以享多少权利。我们现在做十几国的奴隶，没有一点权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殖民地，和南非洲许多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有澳洲和加拿大所设立的政府，对于母国新进口的人民，都有主权可以检查，由母国运来的货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税。英国人进那些殖民地之后，只可以做普通买卖的商业，不能滥发纸币，扰乱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国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国不能另外设立法庭去裁判。试问英国人进中国的口岸，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检查呢？英国货物到中国来，中国有没有海关去自由抽税呢？英国人寄居中国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国法庭能不能够去裁判他们呢？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在本国的这样横行，就是其它各外国人，都是一样。所以中国人不只是做一国的奴隶，实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国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国奴的地位还要低。好比高丽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国，高丽人只做日本一国的奴隶，安南人只做法国一国的奴隶，高丽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国人还要高。我们不用外国的领土来比，就是同是中国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国的，便和在中国没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上海在许多地方，便有中国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人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
先生既挟满怀热望，抱负牺牲决心，以赴北京，满拟集合国民力量，联络各派势力，凡执政权者，应如何协力同心，在先生指导之下，不屈不挠，以与列强争议，则列强见中国上下一致，怵于民气之可畏，不平等条约可有废除之望。乃当时所谓执政之段祺瑞，为博列强欢心以得其承认一己地位起见，不惜以我中华全国之主权，为个人位置之交换品而重新签字于卖身文契，于是发布尊重历年条约之宣言，则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者，已不肯赞成先生主张而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要求。于是而先生之主张不行，列强遂可免应付之困难，段氏之地位固，中国前途仍属绝望，而先生之心伤矣。故先生于聆悉段氏告后，即大怒曰：“我在外国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们呢？”先生当时之愤恨可知矣。夫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先生所愿牺牲一切而以所有之精力赴之者也。乃竟因见沮于国贼而不获实现，于是受感情之激刺，肝病乃日益剧，延三阅月而竟抱恨长逝矣。呜呼！痛哉！自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未达，于是而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南京路上之喋血，于是而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前之惨杀，追原祸始，无莫非不平等条约为之厉阶。不平等条约不废，我人流血之惨剧更将层出而不穷。不独流血已也，我子子孙孙亦将永沦于万劫不复奴隶牛马之地位而天演淘汰，我祖宗坟墓亦将永绝岁时之祭扫而湮为邱墟。则我人可不追念先生之遗烈，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坚持此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百折不回，以竟先生未竟之志哉？
（《孙中山轶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