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习医术
先生在香港皇家学校毕业后，即从事选择职业之学术。先生知此时之选择职业，即为后日从事革命事业之预备。惟当时不得政府允许，不能入陆军学校，中国又乏海军学校，无良好法政学校。于是先生乃择医科，拟将来借医生招牌秘密进行革命。盖为实行此种计画计，以作医生为有利也。
（《孙中山轶事集》）
高谈革命
先生既为广州医学校之学生，依然以第二洪秀全自居。每遇人辄以中国革命为言。不问其为教师，为学生，为工人，为商贩，亦不问其赞成与否，了解与否，逢人必语，时人皆目之为革命狂。时同学中有一举动诚挚之壮年，常热心听先生之言论，表同情而师事之。然己则绝未一吐胸襟。先生不知彼为何如人，惟以为奇人而深爱重之。岂知彼乃三合会之轶事首领郑弼臣氏？固先生所梦想不到者也。同时有耶教宣教师区氏者，先生常相过从，研究教义，并与谈革命。初非企图实行，惟为一种谈助。孰知后日先生为首领实行革命时，区氏即为其会计长焉。
（《孙中山轶事集》）
巧遇同志
世事固多由期望而成者，然偶遇者亦比比。先生当时之谈革命，初非必欲求同志，特一宣其心怀而已。人皆以为狂，而郑弼臣氏以为决不狂，且以为他日必有成。然先生未尝知也。区氏为老成人，闻先生之革命论而喜，认为大器；惟己意未尝泄露，故先生亦不知其何许人。当时只先生一人为中国革命之预言者。而四五年后实行的革命之中心即属之先生，恐亦先生始料所不及也。
（《孙中山轶事集》）
转学得所
先生在校近一载，因校中教育法腐败，乃转学至香港之博济医学校。该校乃博济医院附设，主其事者为英人康德黎氏，执教鞭者皆当地有名西医。设备完全，远非广州医学校可比。先生窃喜得所矣。当时先生虽家中供给不足，甚贫乏，然革命论者之态度，初未少变，且渐倾向于实行方面矣。
（《孙中山轶事集》）
企图革命
先生入港校不足一二年，即得革命同志三人：为尤少纨、陈少白、杨鹤龄。皆同一主张，情如兄弟，出入卧起无不偕。人称之为四大寇。郑弼臣亦时来加入。交谊既笃，始知郑氏乃三合会中之首领，深知秘密结社之内情，使先生得实行之考虑。此时为先生革命之议论时代，先生革命之由言论而入于实行，其动机多出之郑氏。
（《孙中山轶事集》）
澳门开业
先生在医学校毕业后，即至澳门开业。于是先生乃脱离幼年时代的奴境而为一独立自主之民矣。然第二洪秀全之志，初未尝须臾忘。时先生医名盛一时，富家时来聘请。先生优于疗疾，亦善谈革命。先生以医行仁术，对劳工贫人，治其病，更恤其贫，且与之谈革命。以是先生之势力扩张，有旭日升天之概。收效如此，恐出先生意外也。嗣后先生乃考求大成之道。昔时同窗而又为同志之郑弼臣、尤烈、陈白时来援助，助其行医外，更助长其革命主义。始行游说，为秘密运动，其势力遂及于广州香港。
（《孙中山轶事集》）
乔迁广州
其时忽发生一问题，即葡国医生之妬忌与攻击是也。葡国法律，不得本国政府之认可状者，不得在其领地内业医，未许开业医生之药单，不得自由配药。先生名既盛，葡人乃以卑劣手段请求本国官司厅禁止先生行道。官厅允其请，于是先生只得率同志归广州省城。
移民广州后，先生及其同志在表面上虽仍以医术为标榜，实则早以革命运动为要务。且在中下阶级间已得同志甚多，散布各处。虽陆海军中，亦有出入其间宣传革命者矣。
（《孙中山轶事集》）
介绍券
先生在南洋征集同志时，行踪极秘，当日志士与先生会见，第一次必须携带介绍券为证。此介绍券，系于光绪二十一年由张永福设计绘图制印，券作长方形，为月历牌状，首刻英字，一九○五年恭贺新禧绕以花纹，次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二十字，作半弯形，下括隶书“图南日报”中英体字。
（《近代名人轶闻》）
组织兴中会
先生同志既多，即有形成团体之必要。于是乃开一秘密会议，订定主张纲领，公推先生为领袖，定名兴中会。于是广东地方之联络告成。
先生作兴中会宣言曰：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茍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无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胪列如左：
一，会名宜正也。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因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愿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倘有藉端舞弊，结党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轶事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以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无责乎？故特联络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庶可挽救，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
三，志向宜定也。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得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员宜得也。本会按年公举办理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运达者。推一人为总办，一人为帮办，一人为管库，一人为华文文案，一人为洋文文案，十人为董事，以司会中事务。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五人，董事十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
五，交友宜择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银五元。由总会发给凭照持执，以昭信守。是为会友。若各处支会，则由该处会员暂发收条，俟将会底银缴报总会，取到凭照，然后换交。
六，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十五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近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七，人材宜集也。本会需才也亟，会友散处四方，自当随时随地，物色贤材。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待将来用人，各会可修书荐至总会，以资臂助。故今日广为搜集，乃为各会之职司也。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办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资宏，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设也。各处支会，当设一公所，为会员理公之处。及便各友时到叙谈，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进勉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戏暨行一切轶事无益之争。其经费由会友按数捐支。
十，变通宜善也。以上各款，为本会开办之大纲，各处支会自当仿为办理。至于详细节目，各有所宜，各处支会，可随地变通，别立规条，务臻妥善。
（《孙中山轶事集》）
平地一声雷
游说李鸿章 先生等目的不仅广东而为中国全国革命。先生以扩大联络故亲往各处游说。由湖南出扬子江，由海路入京，夜冒险晤相国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李以年老辞。
募款购械 回天津时，得中日谈判破裂行将宣战之警报（即甲午战事），先生笑曰：“此千载难逢之良机也。”乃离津赴沪，往日本，至檀岛，努力宣传。是时一切俱备，惟缺革命所需军火。有机会，无军火，虽同志百万，亦不能实行革命。然军火须以金钱购之，此金钱何自来乎？先生在澳门行医时，虽曾获多金，然随得随散，不稍储蓄。而各地表同情于革命之富家，固有输财之望，此多数同情之富家，均侨居海外之商人也。
购买军火 中国人侨居海外者无数，而广东人尤其中之大部。此时商人之生命财产，俱较在本国为安全。盖上无贪官污吏之压制，下无盗贼徒之危害，然彼时常为外人所忌，频遭侮辱，而一方面又接独欧美之文化，固甚企望本国英雄之出现也。先生不仅夙知此事，且已略有连络。如南洋郑氏，久在檀岛经商，赞成先生之举，尽斥家财，以助革命事业。先生既有如是同情之富家，且香港广东，友人亦多；因此，金钱问题己易解决，所余者惟军火如何输入一问题矣。幸而香港为自由贸易港，不设税关，不检货物，便利非常。先生自檀岛归，即来香港，着手购买军火。
香港固为自由港，而广州则设有严重之税关，关吏之检查，细大不遗。先生如何突破此难关输入多数之军火？此真难上加难。但在半年之后，广州本部，已积有六千余杆之枪，必要量之弹药，及多数炸弹，先生之苦心经营，于此盖可见一斑。
计划起事 起初先生欲精选百人为实行委员，使于一夜中击毙总督以下诸官，黎明即成立新政府，设民政局以安民心，驻扎一部份海陆军。右挈预有接洽之官兵，左率协心之同志，直捣中原。然时势如彼，先生之策略，乃不得不有改变。
民众激怒 中日之役，颇有助于革命的活动。满军之败报，尤足动人民与官兵之心。彼等加入秘密团体，如潮之涌，亦时势所使然。彼等所聚之茶坊酒肆，无不谈革命。官吏渐有戒心，而先生与其本部党员，乃渐处于炉火上矣。
是时又有使民众激昂之事，即中日战事终了后，军人或留置或遣散。被遣之兵，原皆无业游民，藉当兵为糊口计者，至是皆忿忿不平，因号于众曰：“全部遗散耳，否则全部归营。 ”是言也，当局者未之注意。彼等无以归束，乃合流于革命团体中。
时值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之弟）之寿辰。彼横暴官吏，为逢迎上官计，绞取民财，无所不至。终至对于富裕商人取强迫手段。科名亦以五百元之价，公然买卖，蔑视文人，以为“秀才谋反，三年无成。”于是文士亦为之愤然。
注油于积薪之上，则一星之火，已足焚而尽之。此时茶坊轶事酒肆，愈形热闹。一般民众，逐月集会讨论对付时局之方法。忽有巡查一队，脱去制服，混入市民中，掠夺财物，激怒民众。遂捕入会馆拘留之。不料其它一队，为救其同伙故，包围会馆，于是开始格斗。民众与秘密团体多被杀伤。彼等乃推举委员，诉之官厅。而麻木不仁之官厅，以为威吓长官，视同反叛，悉捕而投诸狱。革命潮流乃益急。
破天荒之革命 先生初定之计划，已如前述，而今事既急，初计己不可行，乃采取以堂堂正正之阵一举而占广州之策。遂移党本部于城之中央，先生及参谋等皆在焉。彼等先定举事时，分三路：一路从汕头，一路从西江，一路从香港为援军，同时直扑广州，城内同志亦预备武装。若军官向汕头或西江或只方并进作战时，省城同志与香港来之援军即可乘虚而袭广州。
所定时刻已近，南军已达距市约四小时程处。乃驻车于此，别遣步队三十余人入城报告。党本部亦静待行事。讵忽接进行军队之电，谓本军行动与革命无关。继又得参谋陆皓东被捕之报。且续得探报，谓官兵已探得本部，将来袭击。事机既泄，部员大慌。先生时亦无法可施，乃命彼等皆出。已则急电香港告事发，并督部下烧文件，藏军火。事毕偕郑弼臣出门，混至江干，乘轮赴澳门，换船赴港。惜乎香港四百援军已于急电到前数小时开行。彼等均满怀热望，孰知到广州埠时，彼等之命运已终。队中委员如朱贵全、丘四等，立即被捕下狱，随即执行死刑。大事遂去。
履险如夷 事后郑弼臣曾语人曰：“先生之见识宏量，余佩服已久，至其胆力则至见其出亡时之举动始识之，当同志初接进行军队与革命不涉之电，续得陆皓东被捕之信，皆失色相愿。先生即命皆逃去，惟留余一人。督促部下藏军火，亲草电文达各处，兼告市中同志，烧毁重要文件，清除本部，始悠然挈余出。余初欲舍之独行，嗣见其泰然之举动，余亦忘眉睫之祸矣”（按广州事变系乙未年即一八九五年事。时先生正三十岁）。
天尚未许中国革命耶？抑人事尚未尽耶？得中日战后之绝好机会，以非常之苦心与巧妙之准备所计划之广州事件，仅如此昙花之一现。然而先生之命运乃愈益惨淡矣。陆皓东被捕后，革命党员陆续入官厅之手。危险与先生愈益迫近。性命之危，甚于风烛，事业已一败涂地矣。愿先生则仍秉其不屈不挠之精神，姑先亡命海外，作逋逃客，以待后日。
（《孙中山轶事集》）
话说“演说”
孙中山先生尝自述练习演说之法：一，练姿势。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即须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开口讲演，举动格式，又须使听者有安静祥和之气。最忌轻佻作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予（先生自称）少时研究演说，对镜练习，至无缺点为止。二，练语气。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说至最重要处，掷地作金石声；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谠言奇论，一归于正，始终贯串，不得支离，动荡排阖，急徐随事。予少时在美，聆名人演说，于某人独到之处，简练习而揣摩之，积久，自然成为予一人演说。
先生又云：演说须笼罩全局。凡大演说会，有赞成者，亦必有所对，登台眼观四座，有何党何派人，然后发言，庶不至离题。出言不慎，座中报以怪声，此演说家之大忌。必使赞成者理解清晰，异常欣慰；反对者据理折报，亦暗中点头；中立者喜姿态言语，亦易为左袒。万不可作生气语，盛气凌人。予在华盛顿，凡有议案本可照例通过，但某议员登场忽骂及他党，致招否决，此一例也。演说纲要，尽于此矣。诸君他日归国，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说，故为君等告之。
（《世载堂杂忆》）
宣传文学的运用
先生云：宣传文字，贵能提纲挈领，词意愈简单，人愈明了，一切运动，无不成功。忆予在广州乡间，与人言反清复明，尚有不少了解者，予即举示制钱正面之“某某通宝”，问曰：“汝等识此字乎？”曰：“能识。”又举反面两满州文示之，则曰：“不识。”乃历举满人入主中国奴视汉人之事告之，遂恍然于反清复明大义。始知汉高祖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实简单明了，可定天下也。引起民群之信仰者，在事实不在理论。不观莎士比亚戏曲乎？罗马凯撒发表演说，民众归向凯撒，大呼杀布鲁特，及布鲁特继之演说，民众又归向布鲁特，大呼杀凯撒。民众之从违未定，在能举简单事实，参以证据，使群伦相信耳。今用排满口号，其简单明了，又远过于反清复明矣。故革命之进行甚速。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根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尽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民国成立以来，民国不应有皇帝，民众一说即知，故反对帝制之说起，袁世凯八十三日而崩溃，此其明效大验也。
（《世载堂杂忆》）
临危不惧
一切计划颇为周密，讵于发动前一二日，此事竟为朱淇之兄生所知，以其弟名列党籍，恐为所累，竟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以其将功赎罪。李得报，一面派兵士监视总理行动，一面亲赴督署禀报。是日总理方赴省河南王宅婚礼宴会，见有兵警侦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语座客曰：此辈其来捕余者乎？放言惊坐，旁若无人。宴后返寓，兵警若熟视无睹。
（《革命逸史》）
乐观的孙中山
中山先生自内地失败后，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闻者多拥耳却走，莫之赞助。无已，惟思联络秘密会党，如三合、三点等会，若辈知识悬殊，不能与共大事，遂怏怏而之英伦。又以旅囊空空，一举步则舟车之费无所出，蛰居愁城，其失意之状可想矣（此事中山先亲为余言之）。自至比京后，始知知轶事识界中亦有同调，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竞，则为极痛快之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状，较之就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实有过之（民元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总统任，余亦归国，相见后，余曰，我辈夙者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中山先生蹙眉曰，何来痛快，直苦恼耳）。余等并告以东京同志甚多，均可加入同盟，因为之作函介绍李书城、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中山先生遂决意为东京之行。
（《革命逸史》）
中山变高野
一日贺之才导中山先生游比京之拉甘巴公园，忽遇清使馆随员某，贺大窘，某询中山先生姓氏，贺急代答曰，此吾友日本人高野也（时南洋一带，英人禁例甚严，中山先生为旅行便利计，当假用日本人名Takano译言高野）。某疑信参半，然究亦莫可如何也。
（《革命逸史》）
裹脚布里有炸弹
在学医时期，总理即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诸人（绰号“四大寇”）密谋革命。其秘密集议之处门外悬一高五六寸之小招牌，颜曰“乾亨行”。总理既抱革命之决心，则在医院暗自学会制炸弹术，尝以妇人裹足布卷所试制之炸药，亟欲试验效力，自医院楼上掷出街上，隆然一声，惊动四邻。警察闻声赶至，密查多日，卒无由知抛掷者为谁也（以上三条关心民医师述）。
（《逸经文史半月刊》）
檀岛奇遇
改装赴日 先生九死一生，逃至香港，访得二三友后，即往谒业师康特黎，尽道其故。康氏深为担忧，乃介见友人但尼斯氏，使为判断。但氏以走为上着。于是先生亦不及返见康氏，即与陈白同乘日本汽船上亡命之途。舟中二人同室，论过去，谈将来，并想象再来之机会，互相策励。在舟一周余，安抵神户。二人留二日，再航横滨，上陆后，断发辫，衣洋服，俨然绅士矣。
当时二人无一日本友人，惟闻康特黎友人英国教士某在横滨，因往访之。因教士之介绍，而识一日本牧师，是为先生与日本人交结之始。
他乡遇故知 二人中陈白暂留横滨，先生则只身继续航海，暂卜居檀岛。此乃先生老母兄长之居所。先生夫人亦逃遁来此。先生遂视檀岛为第二故乡。居留檀岛之先生，日长无事，惟散步解忧。某日策杖于火奴鲁鲁之某街，不期遇康特黎夫妇。而康氏以先生易服，几不之识。三人乃互相祝福，坚握其手。他乡遇故知，喜可知也。康氏此时，盖归国道出此间耳。
（《孙中山轶事集》）
英伦漫游
先生居檀岛半载，去而至美之旧金山。逗留月余，在华侨中鼓吹革命，备受欢迎。进而视察美国小都市，费二阅月，乃渡大西洋而至英国伦敦。时西历一八九六年也（即清光绪二十二年）。
先生即至伦敦，投宿于近海岸之某旅馆。翌日往波兰街访康特黎。康氏为先生在祖国时所结之师友，而今日之先生，则为师之祖国内之亡命客。康氏夫妇爱先生如子，先生亦待以亲子之礼以表感谢。不久，先生移居康宅附近，晨夕过从，继续度愉快之生活。
先生即来此世界第一之大都市，固觉耳目一新；然先生胸中固有其不可动摇之信念主张。在初见英京之繁华与盛大之设备，亦惊物质文明之盛大；然一观其政治组织，则又不禁窃笑矣。且先生于政治问题，人生问题，已有独到之研究。凡可以耸动其耳目者，亦不过足供采取以资应用者耳。
时驻美清公使，杨子通为守旧人物，当先生出美国时，早已电达驻英清公使龚照瑗，嘱将捕获。驻英公使得讯，亦欲得先生以邀功。然又恐为英政府所知，出而干涉，不能达到目的。乃秘密布置，谋设计诱捕。先生当时，愿绝未料及有此危险也。先生逐日往康氏之家，某日，先生与康氏家族同进餐，时康氏愿先生笑语曰：“贵国公使距此不远，君盍往访之。”其夫人未知其为戏言，亟张目摇首曰：“不可不可，行于附近，犹属危险，再进一步，彼等岂不捕君而致之本国乎，是万不可。”一座为之哄然。不谓此言竟成谶语，不久而先生有公使馆之厄。
（《孙中山轶事集》）
使馆被难
被骗入门 先生于日曜之晨，常与孟生博士及其家族往教学礼拜。十月十一日，日曜，十时半，先生往访孟生博士，方移步向但本西阿街，忽闻身后有一华人而操流畅之英语诘曰：“君日本人乎？中国人乎？”语气颇温和。先生直答曰：“余中国人也。”彼人又问曰：“然何省人耶？”曰：“余来自广东。”彼人闻而喜曰：“然则我等为同国同乡之人矣，余亦从广东来，愿语我以祖国事。且临敝舍，进粗茶。”时又来一中国人，立于先生之右，然先生并无疑念，不以为意。彼等力邀先生赴其寓所。先生恐赴教会过迟，拒之。正相语闻，又有一华人至。最初相逢者立行。余二人皆非常亲切，劝先生立过其家。夫万里异域而逢乡亲，此人情所不能禁，况热忱爱国如先生者乎？于是随之行。至路末，有一家门启，先生立为彼等半拥半推而入。时先生犹未知此为何等人家也。
幽囚三楼 当时先生所念者，惟恐礼拜后时，然转念可与乡亲谈，则又以为乐事。彼等既入，守者立阖其门，且加锁焉。先生始惊讶，然已迟矣。继加推猜，知此地当为中国公使馆无疑。二人初闭先生于楼上之一室，继又以为不便，而移之于三轶事层楼上。此决非寻常待之礼，先生时已知其为被囚矣。
无何，一须发皆白之老洋人来，其面貌盖如田舍翁。谓先生曰：“此处以君故为中国，君在此与在中国同。”且言且坐，且问先生之名。先生曰：“孙。”老人又曰：“君其孙文乎？吾曹得驻美清公使电，早已知君乘马杰司替克号船来，且嘱捕君。”先生现怒容曰：“何故无礼耶？余不知汝言云何。”老人改容，怡然曰：“君昔草一改革请愿书致北京，李鸿章欲奏之皇帝。请愿书本意殊佳，故李鸿章欲与君会，然无皇帝旨不可。今奉皇命，暂置君于此。”先生乃以稳健的语调语之曰：“余今将在此之事，告之友人，可乎？”曰：“不可，不可。但君如欲送信寓所，搬取行李，则无不可。”先生乃言欲致书孟生博士，老人乃命人取纸笔与之。先生即作书，谓现已被拘于中国公使馆，并告康特礼又作一请求书。请康特礼将彼行李送来。老人要求书中被拘字样改去，乃改为“居”字。老人默然有间，复曰：“君似无致书友人之必要。将书直送至旅馆，将行李送来可矣。”曰：“余所居非旅馆，且除康特礼氏外无知者。”
此老人许先生作书。盖弄狡猾手段以欺先生，欲知其受信者为谁，因此而探得同谋之中国人也。
先生书既成，任其检阅，纳之封筒，书受信人姓名地址于信面，以为此信经老人之手，必能达到。老人既得先生书，遂出，闭户下键焉。
搜检身畔 户外守者，一西人，一中国人，时或加一人。第一周中，此中国人时来安置杂志等于室中，不交一言。彼似不知先生何以被囚者，先生亦未尝有所质问。唯从此守者，得知彼英国老人为公使馆顾问，名哈利得马加脱尼。先生被囚后数小时，有二人来，谓奉命通检身畔，夺先生之铅笔、小刀、钥匙去。幸而小口袋中之纸币乃未攫去。
托仆送信 嗣后每日日间必有二英仆来，燃暖炉，运石炭，扫除室内。先生欲先来之仆为之传书，仆诺之。先生即以纸币一，及封面书“但本西阿街四十号，康特礼君。”之信一封。次来之仆亦然。书信之传送与否，于先生之运命至有关系。二仆虽可送，先生尚半信半疑，初不知其为完全受欺也。先生被拘之夕，有一英国妇人为先生运卧床来。先生未与交一言。夜间虽欲睡而无卧具，惟有和衣而卧耳。
十月十二日，月矅，二英仆再来，搬入石炭水食物等。一人告先生，谓所托书已传达。他一人名哥罗者，则以无暇出外，故未送达。先生仍半信半疑。
十月十三日，先生问年较幼之英仆：“书果送至康特礼氏处乎？”答曰：“已送达矣。”继见先生有疑意，更续言曰：“已亲见康特礼氏授之书，康氏受而谢。”然先生仍未深信，而残纸既尽，无可作书，乃就手巾之隅，用铅笔书之，再托其发送，且与以五元金币。
与唐氏谈话 十四日诱引先生之唐姓来，先生怒诘之。唐氏嘲之曰：“仆之诱君至此，乃职务上之关系，诚非得已。君宜亟自白，隐之无益。若然，则君不万事皆休乎？”唐氏又改其语调曰：“君之盛名，已遍传中国。皇帝与李鸿章，亦深知君之经历。君为此壮举，当死亦无恨。君之在此，盖立于生死之间，君知之否耶？”先生神色自若，反诘曰：“何谓立于生死之间耶？此处为英国，非中国。若欲将予引渡中国，须先得英政府之允许，予信英政府不弃予。”唐氏曰：“我等将君正式轶事解回中国。现整备既毕，舱位亦定妥。一旦时刻到时，即缚君之手足，堵塞君口，以最安全之方法，乘船。船至香港外，即有中国军舰来，运君去，而送至广东之刑场。”
先生以为舟中与英人交通之机会颇多，指摘唐氏之方法之拙劣。唐氏曰：“君在舟中，其监视之严重，无异此处，与人交通，实不可能。”先生又以为船员中如唐氏等残酷者少，必有表同情于我者。欲使船员一无所知，亦势所难。唐氏复曰：“轮船公司与马加脱尼有密切关系，必不至此。”先生即落虎口，朝不保暮。当先生极力述说彼等难行死刑之理由时，唐氏曰：“若有如是困难，则我等即在此杀君。公使馆内与中国同，任何人不能干涉也。”唐氏意气扬扬，续言曰：“君不知金玉均事乎？金氏为朝鲜人，亡命出外，为其同国人洪镜守诱至上海，暗杀于英租界，其尸体且由中政府引渡于朝鲜，处六断之极刑。而下手之洪镜守则得重赏，享高位。”言毕，大笑。唐氏盖热望杀死先生，可得重赏，享高位也。先生嗤之曰：“君何残酷至此？”唐泰然曰：“此乃皇帝之命，能成者，皇帝誓给以厚赏。”先生复为解释曰：“因金玉均暗杀事件，无端惹起中日战祸。若我于英国被缚，且处死，岂不惹起中英间之大交涉？且英国公使，必力主重惩中国公使馆员，君与余不幸而为同乡，余之同党，国中所在皆是，君与家族必得极惨之报复。”胆怯之唐氏，于是一变其傲慢之态度与语气，曰：“仆之行动，悉出于公使馆之命令，向所云云，乃以个人地位，聊进忠言，勿谓余之个人行动也。”自后不多语，即去。
夜十二时，唐氏又来。先生与彼谈话至数小时之久，先生曰：“唐君乎，余无亲友，何从救予耶？”唐氏曰：“仆深夜来此，即以此故，盖欲出其全力以求救君出此之法也。”复低声曰：“仆已命铁工配一钥，公用之钥，公使之心腹佩之，他人不可得而用也。”先生反诘曰：“厚意甚感，然君何日乃可救余出？”曰：“明日甚难，金曜当可出矣。”唐氏临去，复切嘱先生至金曜日，为逃逸之准备。翌日，即十月十五日，木曜之午后，唐氏又来。先生乃以有无救出希望为问，氏望昂然曰：“大有希望，但须君从仆之忠告耳。”
唐氏所谓忠告者，乃劝先生提出口供于公使。先生许之，唐氏即命英仆哥罗，取纸笔至。先生即以华文草口供，唐氏谓当用英文，先生怪之。唐氏告曰：“此间公使，备员而已，实权皆在马加脱尼氏手。”先生复问当说何事，唐氏曰：“君在广东之事，一切皆不可言，惟谓被官宪所谗害，故欲诉之公使，以雪此冤。”先生当唐氏前，书成封之，封面书面加脱尼氏，付之唐氏。唐行书即去，嗣后绝迹不来。而所谓密谋纵先生出使馆者，亦杳无音讯。数日后唐氏之奸恶，先生已微有觉察。然先生此时，盖已沉于绝望之渊，而为濒死之人矣。然坐以待亡，固先生所不甘，于是劳心焦思，以图侥幸于万一。乃以残纸布片，书己之现状，包裹铜币以加重力，频频掷之于外。然窗不面街，掷出者皆为下人所得，未有遂先生之愿者。先生尽力掷之，纸片仅只能落于唯一邻家之屋上。顾先生不因此而气馁，屡掷之，铜币既尽，继以银币。终为守者所觉，告之馆员，遂密闭其窗，与外界交通之唯一机关，于是断绝，先生之希望亦穷。
精诚感动哥罗 先生既坠深渊，外援无望，所恃唯一身，然又为俎上之肉，无有生望，遂静坐默想，以安其心。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思虑既久，恍惚入梦。迨醒，则英仆哥罗立其前。
先生忽起一念，思求助于哥罗，乃曰：“君能救余乎？”哥罗惊问曰：“君何等人耶？”曰：“余中国之政治犯也。”先生陈辞过高，哥罗索解不得。先生乃改言曰：“君尝闻亚美尼亚人之事乎？”曰：“然。”曰：“昔土耳其皇帝，不喜基督教徒，欲杀尽亚美尼亚之基督教徒，此亚美尼亚之屠杀事件，乃世界著名之事实。今我清帝，不喜基督教徒，不好文明政治。余为基督教徒，亦企图政治革命之政治家。故皇帝欲捕杀余。英国人曾表同情于亚美尼亚人，而愤皇帝之横暴，若知余现在之境遇，必有表同情而尽力救助者。”先生之言，慷慨悲壮，挥泪而道。哥罗静待言毕，府首有间，曰：“英政府救君与否，亦一疑问。”曰：“不然，决非疑问，试思清使馆之将予严重幽禁者，即恐英政府之干涉也。否则中国公使，岂不能公然与英国交涉，执行刑罚乎？”
哥罗默然不答，如有所思。先生不待答复，即续言曰：“余之生命，在君手中。群若为余传消息于外则生，否则必死。救人生命，大善也，是为对于上帝之义务，亦对于政府义务也。重正义之英政府，与行暴虐之清政府较，何者可尊？愿君熟思之。乞君再来时与我确实之答复。”
哥罗默然而去，然至深夜不来。是时先生已有一丝希望，惟急欲知其结果，必中反为不安。盖欲生之念一动，则惧死之心切。不畏死者，在生望全绝时耳。先生此时有生望矣，能不烦躁耶？
翌晨哥罗运石炭来，投之炉中，指示纸片所在。先生此时，心脏震动，盖性命即悬于此小片纸也。哥罗匆匆即去。先生勉强镇定，拾纸片默读之，书曰：“仆试为君传书君友，但君作书时，须横卧床上为之，盖守者时从锁孔窥君举动也。”
贻书康特黎 先生依言卧床面壁，作书致康特黎氏。
日中，哥罗来，先生指书简所在，哥罗拾之。天尚不欲先生死，抑亦至诚格天耶？得一线光明，先生喜可知也。先生当时怀中，尚余二百元，悉付之哥罗，哥罗泰然出室。然而吉凶未定，先生心中尚未能安。
康氏回书 康氏回信，置于石炭箱之后。哥罗指示之后，即出。先生急拾而读之，书曰：“愉快，愉快，英政府今已为君交涉，请少安毋躁，数日即还君自由矣。”先生感情立时兴奋，挥泪而跪谢上帝。
先生幽囚以来，未尝脱衣安睡，今得愉快之回书，身心方得泰然休息。
人之欲生，以有希望故，无希望则生死皆无不可。先生所希望者，中国革命耳。先生在生死之间，时喜时忧者，皆关于革命者也。先生以为自身如不幸，则中国革命之气势，必大受挫折。先生旅馆中之行李，若被公使馆没收，则必累及同志：此先生所深忧，幸精细之康特黎夫人，亦见及此。亲至先生寓所，集其文件，付之一炬。革命同志之秘密，未为清廷所知者以此。
在英国领土之内，清公使馆幽囚逋客，实为蔑视英国国权，况为首都之伦敦，惹起交涉，乃必然者。清公使亦知之，故处置此事，始终极秘密之能事。清政府未之知，先生友人何由知之。先生之所以若心欲通消息于外者，以此。苦心之结果，终动诚实之哥罗之心，而告康氏以幽囚之真相。
营救先生 康氏夫妇与孟生博士，即知此事，即与警察交涉，投书《泰晤士报》，且搜索马加脱尼氏之住宅，看守将载先生出境之汽船，又进而诉之外交部。英政府遂与清公使交涉。其时拘留中之先生，于外间事一无所知，惟于十月二十二日休曜，得读哥罗携来裁下之某新闻纸中，有以“可惊之谈，在伦敦诱拐谋叛者禁锢于清公馆”为题之一项，始知已之前途已渐渐光明。然何时释放，固无由知。天既明，为十月二十三日金曜，先生依然四人也。时近正午，英人及华人守者来，告以马加脱尼欲相会，且许先生穿长靴，带帽，着外套。先生惶惑，意谓得毋因外间谋救甚急，而更换囚室耶？彼等导先生下楼，则康特黎氏及一不识者（外交部所派警部嘉毗斯氏）在。此诚先生意想不到者。马加脱尼氏给还没收先生之物品，顾警部嘉毗斯氏曰：“余以公使馆之特权及外交上之权，引渡此人，不受何等干涉。”复向先生曰：“君今后为自由人矣。”此时九死一生，赖友人与英政府尽力救助之先生，对无礼之言，并不加以抗议，遂藉警部之护卫与康氏之导引，出使馆之门。
脱险 门外，以先生故，马龙车水，人如山积。新闻记者欲听幽囚之巅末，群包围之。先生等极力脱围，走马赴苏格兰广场之一餐馆。此处已有新闻记者数十名，静待于此。先生告以大略，而记者等尚欲闻其详。康氏见机，伴先生避归己家。先生之身，自是复得自由。若再延一日，则先生将被缚登舟，虽有友人与英政府能为尽力，亦无及矣，危哉。
伦敦被诱记 先生为感谢英国政府及英国人士故，记其幽囚始末，成小册子。题曰：“孙逸仙伦敦被诱记。 ”（Sun Yat Sen Kidnapped in London）公之于世，而先生则辞英国，只身回日本。
兹觅录先生出险后致香港道济会堂区凤池长老书，以其可作研究先生事迹之重要史料也，故录全文如次：
启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备，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于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递传食物各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我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与传出外，与简地利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而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漏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候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轶事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尽丧矣。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地贤豪。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孙中山轶事集》）
伦敦蒙难记
总理在广州主持第一次举义失败之后，即转香港，东渡日本。不久，即赴美洲，继续宣传排满，接着到英，发生伦敦被难事件。总理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有说：“然当时余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受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等语。这简单的叙述，在最末一句“真有天幸存焉”，和他所述的相参证，实含有深意于其间的。
当民国前十六年（公历一八九六，光绪廿二年丙申）的秋天十月一日到伦敦，第二天，访他的香港西医书院教师康德黎夫妇。十一日，即被满清驻英大臣（公使）龚照瑗计诱，幽禁于四楼，后得康德黎设法援救，才得恢复自由。这就是轰传世界的伦敦被难。
关于此事发生后的详情，总理曾写有《伦敦被难记》，记载其事。而在清吏吴宗濂的《随轺笔记》对于总理的被难，也有叙述，今摘录吴所述清吏诱骗总理的一段如下，以见当时的事象：“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转恳英国代拿等因。’并附节略，叙其面貌，年岁，籍贯。八月十九日，复准杨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即华八月十七日，由纽约客船至英国黎花浦海口登岸。……’等语。时星使卧病已久，神志甚清。当遣参赞马格里（英人）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缅甸交犯约，请拿该犯。外部答以该约只能行于香港缅甸，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事驳阻。星使犹子仙舟司马心湛，乃雇包探赴黎花浦守候。旋据该密探报，孙文剪发作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九月初四日，孙文行经使署门前，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拚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孙约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刺史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转禀星使。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商办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使之会客厅，签押房，继至二层，入李伯琴明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到，刺史即告孙曰：君能再上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则在前引导，先至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待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入。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轶事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有总署及驻美杨子通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既经至此，请暂留一日一夜，静候总署回电。孙见已识破，无可如何，唯唯应命。星使遂饬邓刺史，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人，日夜轮守。初七日，接总署回电，力嘱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致被反噬，应如何措手，悉听主裁……”
总理在伦敦被清公使龚照瑗诱禁的时候，监视很严，没能够和外间通达一些消息。总理当时事急智生，即向使馆英仆剀切晓谕，果然得着大效。总理在“伦敦被难记”有如下的记述：
“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余乃叩以平生于阿美尼亚人之历史，亦尝有所闻否？柯尔颔之。余遂迎机以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余，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为阿美尼亚人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歼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教徒，余即中国基督教徒之一，且尝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国之人民，无不同情于阿美尼亚人者，故余之身世及余目前之情况，苟为英国所谂知，则其表同情于余，亦不言而可决也。……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助腐败中国政府为重要乎？君其三思吾言！”
总理这一番话，义正词严，说得极恳切而又极诚挚。柯尔听着，大受感动，答应替总理传达消息。在表面看来，只是引证确切而使柯尔易于了解罢了。其实总理那时是注重心灵上的修养，再明白一点的说，就是宗教的灵修。在柯尔把信息带出之后，总理申述当时的心境有说：
“以是而余知祷告之诚，果达于天也。以是余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余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眠，至此，如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由此看来，总理那时的精神信仰与感召如何，也可知了。他在被拘禁的十二天之中，每天的生活怎样呢？我们可以看他从使馆释出恢复自由之后，写信给香港道济会堂长老区凤墀的信，更加证明他心灵潜修是怎样的诚笃，今摘录如下：
“……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而可为我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这些话，充分表现总理当年的宗教生活。区凤墀是总理的汉文教师，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汉文教授。这封信原迹，区氏后来转送给麦梅生长老。民国廿九年，我在香港，梅生曾携墨迹原函给我看。此信开始和信末，都没有上下款，也没有年月日写上，是恐怕被检查或有遗落而惹出是非。好在收信的与寄信的相知很深，一看便知何人的笔迹了。
我们再谈谈现在伦敦中国大使馆里总理的蒙难室，这间房轶事是在四楼和电梯同在甬道的左边，门后有三节汽管，房门对面有砖砌壁炉，两旁大小平均的墙隙上，嵌着一对书橱，壁炉上面有镜屏写着“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十二个字，右墙上有“得天地心”横额。屋里只有一个小窗，在右边墙上，窗外是三层楼的玻璃屋顶，窗柱是宽不容三指的铁条。房里陈列有一张脱了漆的白铁单人床。两把椅子，有一把是破烂的，座位已塌下去一大块，椅腿置在楼板上。旁边是一个装有镜子的黑色洗脸架。屋子中间的一张方桌，近几年添进去的，桌上摆着三个篾编茶托子。又有一个小圆茶几。破烂不堪。当年总理写给康德黎求援的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英文名片上的，字迹很齐整，可见当时总理在生死关头中，还是刚毅镇静。据说房内所陈设的家具，曾存在利物浦多年，总理的给康德黎信名片，存在英外交部，都是在前几年才送还给我驻英使馆。惟英方声明各件要在伦敦保存，不能够运回中国。
总理的在伦敦脱险，最得力援救的是康德黎医生。康医生的少子，从前曾在我国交通部服务。民卅二年中国访英团到英，杭立武在爱丁堡参观海军修缮厂，这厂的司令官康德黎少将，就是康医师的儿子，曾和访英团同人倾谈。杭立武且到康医师乡下的房子访问凭吊。那康医少子（即曾在交通部任职现任陆军中佐）夫妇同居于此，他们殷勤的招待并指示当年总理常居的客室。
还有一点，即在清使馆做事的邓廷铿，总理在广州行医时，本与他有一面之缘，怎知被诱，就是此獠。民元二月，邓到南京总统府想找事，副官某知邓的来历，想治他汉奸罪。总理说既往不咎，当时各为其主，不必向他为难。并即命卫队护送邓出去。这又可以表达总理的博爱心肠。
民十四，总理病逝北平，段祺瑞派龚心湛前往吊祭。龚是当时清使的侄子，拘禁总理，事先招雇包探侦察行踪的，就是这位“星使犹子仙舟司马心湛”。不知他在鞠躬行礼时，回想当年的故事，有什么感想。恐怕也如民国初年张鸣岐做广东巡按使公祭黄花岗烈士时的啼笑皆非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一部分是张鸣岐下令斩杀的）。
（《革命史谭》）
三民主义之由来
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之初，适在中法战后，安南灭亡之时。当时数十年来之中国历史，实为先生革命运动之背景，研究者愈不可不加注意。即中国之革命，完全为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当时外国之压迫重要，如鸦片战争而后，即有英法联军之役、后又发生中法之战。中国所受之损失，实非浅鲜。孙先生目睹祖国之日濒危殆，遂奋起而图改革。中法战后，又值甲午之役，国势益岌岌不可终日，而革命愈觉不可稍缓。先生之革命事业亦于此渐入实行时期。及义和团事件发生，而孙先生之革命进行益列。故鸦片战后之中法战争实为革命之动机。至中日战争而更得一重大之刺戟。义和团运动起，先生革命之决心更坚，而期望革命成功之心更热。至日俄战争，而东亚之局势一变，世界局势亦因此发生绝大影响。中国与俄疆界毗连，俄既战败，日本国势遂日强大，中国革命事业又受一极大之刺轶事戟。是以孙先生之革命事业，决非单以改良内政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则在如何能使中华之民族独立，又如何使东洋诸民族能独立。是即孙先生首手革命提倡“三民主义”之由来也。
先生以为如三民主义不能实现，非特国家不能和平，即世界亦无和平之望，而人类幸福亦即无从实现。此先生所以欲努力于实现三民主义之理由也。先生奔走革命时，适清廷独揽政权，以二三百万之满洲民族，征服中国全部，使其它民族悉遭沦亡之苦。是以二百五六十年间，有识之士，俱为愤慨。又值外患来侵，国势日促，共反对清廷，势所必然。要言之，清廷不倒，中国之国民平等，民族平等，总难实现。此即民族主义以排满为第一着，而其时之革命以排满为标语之故也。多数国民似以为排满即革命。不知孙先生所主张之民族主义并不如是简单。排满者，一时之标语，非民族主义之全部。先生所主张之民族主义，乃凡一民族，应反抗民族之压迫。盖欲求全人类之平等，决非以甲民族排斥乙民族之谓。民族主义之积极方面，直欲种族间互相结合耳。民族主义即为求国民在政治地位上之平等。国体之改革，易专制为共和，即在求民权主义之贯彻。及于民族民权之外，再加以民生主义，则先生之三民主义，始告完全。此三民主义，在二十年前，已有具体之发表。当时先生居工商业最发达，殖民地最多之伦敦出入于图书馆中，日夜不息。而其时社会情形，则欧洲已有社会革命之思想，先生遂忆古训有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二语，觉财产之多寡不足虑，不平实扰事之原。而贫乏虽非可忧，然实足使人心难以安定。古圣如孔子即以不安为危，鉴之古来政治历史，亦知欲图将来世界之和平，与夫国民之隆兴，当求一般人民经济地位之安定与平等。中国较诸欧洲，经济程度自尚幼稚，尚无生产业革命之朕兆，即殖产工业与夫机械工业，亦当俟之将来。现时欧美发生之社会问题，中国亦当俟诸异日。而吾辈之所希望，非特改良现时状态，且欲消弭将来之祸根。是以先生于二十前提倡政治革命，同时以欧洲为前车，杜绝其弊端，提倡民生主义，倾向国家社会主义。先生之三民主义于以告成。先生创三民主义，既能兼顾国情，与古来文化相融合，又能鉴于近代国际情势之变迁，而谋世界全体永久和平，使中国以之为根据而向前进行。数十年后，全中国人民将体会斯旨，而认为非特一国历史上之变迁，一国单独事业，实为世界近代历史上之变迁。故与其称先生为世界之英雄，不若称之为世界之仁者。后人必有若是之感想也。
（《孙中山轶事集》）
青天白日旗之历史
青天白日旗之始作者，为陆烈士皓东。甲午战后，陆与中山先生倡义于广州，事败流血，为天下倡。此制造国旗之第一人也。其旗最大之特色，曰青天白日。盖隐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太阳之旁，有十二角，即义光也，义光必以十二者，以地球十二时，而自转一周，是为一日。故十二角，即地支之号也。
青天白日旗之实用于战事，以庚子惠州一役为第一。此役大将黄福，先锋黄耀廷，以敢死士二百人，大破清军于三州田，轶事复运破虏将何长清、杜凤梧、邓万林于白沙洋佛子澳等处。攻战二十余日，每战必克，清军披靡。及最后三多祝之大捷，弹药全乏，不得不下令解散，是为革命军旗最初得胜之光荣。
海内外各地以青天白日旗为国徽者，以新加坡中华堂为第一次。此堂乃惠州人所组织，发起人多惠州临战之士。方该堂高树此新旗于屋顶时，一般奴性之侨民，咸为诧异。然英官毫不干涉，故南洋各岛之革命党，遂相率采用，而满清之黄龙病旗遂大为减色。
乙巳年各省革命党大会于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次年，某月，本部为定制国旗事，大开会议。会员中有廖恩煦者，提议立井字大红旗以示井田之意。余人亦皆有陈议。后由中山先生以历史问题解决此事。并陈改良三色旗之方法。全体赞成，皆无异辞。此即革命党所用三色旗之由来也。
前此之青天白日旗，改为军旗，而红蓝白三色旗，则为民国旗，亦当时大会所制定。三色之意义，非起源于中国革命党，乃出自世界各国之革命党。红者血之色，言必以流血求自由也。蓝者天之色，公正之义，言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洁之色，言人心清洁，乃能博爱也。故三色之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即三大主义。欧美各国之革命党，多以三色为标帜者。
丁未年，革命军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及潮州黄冈，是为三色旗实用于战事之滥觞。盖国旗与军旗兼而用也。此役之后，南洋《中兴报》及香港《中国报》之月份牌，皆印此二旗为国徽，世界遂得渐知革命党之旗号。
钦州防城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钦州马笃山之役，皆青天白日旗光荣之历史也。防城之统帅为王和顺，斩虏骑收降兵数千人。镇南关炮台之破，皆由孙先生、黄兴、胡汉民自将之，连破三台，与刘荣廷以重创，及因弹药告罄而退兵。下至半山，军中忽有十三龄之幼童，偶忆炮台上之革命旗，尚随风飘展，恐落清军之手，返而取之。时清军火线皆以旗章为的，事至危险。众力劝止之。童愤然曰：“旗章者，一军之灵魂也，乌可为敌所有！”卒冒险上山，盘旋至竿上而取还之。清军弹如急雨，竟无恙。及离台时，清兵大队亦将登矣。此英勇少年真足为国旗之保护者，而于革命史上增无限之光荣也。至马笃山之战，黄兴、黎仲实、梁少廷等更高树国旗，大吹军号，由越南而入钦州，法国守将皆目送之，绝不干涉，则此亲民国旗早能招展于外人境域而毫无阻力矣。
戊申三月，黄明堂等破清军于云南河口，斩道台王镇邦，占据附近州县，与清兵相持二十余日。其时河口桥头，随风招展者，即此最光荣之国旗也。越南法文报及日本各报皆曾绘此旗式于报端，是为外人传播此旗式之嚆矢。
庚戌春初，广州新军之反正，党人预制民国旗甚多。已酉腊月，已在香港缝制数百幅，皆藏被褥中，运入广州。及倪烈士映典奋袂而起，新军皆举民国旗从之。报载有蓝袍将手持大红日光旗驰马指挥，中炮就义者，即倪君也。同时女党员余宗汉偕其侄李应生闻新军已起，遂纵火焚其寓所，以为响应。讵为邻人救熄，竟以所存国旗报警，尽为李准搜去，是乃国旗最初之厄运也。
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黄花岗一役，毁督署，掷炸弹，数十健儿，同为此青天白日旗流血，可谓烈矣。及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光复，旗式数变，乃用五色旗云。自陆皓东创作轶事青天白日旗以来，及今已卅一载。及制定三色，亦廿一年。现国旗虽暂定为五色，而青天白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为国民党员人人所爱护，而时时继续不断表现其无上之光荣。来日国民党主义成功，青天白日旗必能照耀大地，而与天日同光也。
（《孙中山轶事集》）
同盟会之组织
乙巳（民元前七年）之秋，孙先生游历欧美返日本，与黄兴、宋教仁、张继、程家柽诸氏，在日本东京召集留学生开大会，到者数千人。开会后，宋教仁先述开会之旨，表欢迎孙先生之意。程家柽与其它二三人，反复演说。旋孙先生起演说，大受欢迎，掌声如雷。到会之留学生，多有以先生之演说而投身革命者。于是组织新革命团体，即革命同盟会也。先生被戴为首领，黄兴为副首领，印决议文，颁布十八省，及欧美留学生间。革命之业，至此始克大成。附录宣言及章程如左：
同盟会军政府宣言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国民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 驱除鞑虏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猛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人有为满奴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 恢复中华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 建立民国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 平均地权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轶事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右四纲，其处分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贫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而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宪法中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援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须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祈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弟兄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令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孙中山轶事集》）
日本社会党首领心目中之中山
宫崎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二十余年前之社会党首领也，与中山有虬髯、李靖之遇，曾竭力赞助中山革命运动。宫崎氏为欲解放亚洲弱小民族，摧抑欧洲帝国主义，遂欲先扶助中国独立，愿入中国内地，联络秘密之社会，收揽革命之英雄，以测定趋势之重心点。以为若中国得独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振，菲列宾埃及可救也。于是由陈白之介，见中山先生。法于其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述初见中山时询中山以革命之宗旨，与方法手段之详。中山始则余答，继则热情鼎沸，示猛虎啸深山之概，终则现一种可悲可壮可泣可歌之态，其辞曰：
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轶事义，然余谓此事，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况清虏执政柄三百年于兹矣。我黄帝子孙，神明之胄，忘越王之杀而父，而觍颜以事之。久矣，其无天日也！彼虏者，愚民之术日工，朘脂屯膏之术日巧，而良田好山不自珍惜，犹复任人取携。夫彼虏不能保，则何如旧主者出，光复而自保之？此天经地义之不可易者也。此吾徒不自量，欲以三色之旗，代黄龙之僭号。而天下不助汉，空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余之心也！
人或谓共和政体不适于支那国民。不知共和之名词诞育于支那二千年以前。文明之兆，若是其占先也。我国民之所以思古者，偏慕三代文明之治，而三代文明之治，实捉得共和之神髓。无谓我国民缺理想之资；无谓我国民乏进取之气。即其饕慕文明，实足显其有自治之干局与资格。试观不浴政虏之泽之荒村僻地，无在非自治之民，立尊长而听诉讼，置乡兵而御强暴。其它一切共同利害，皆人民自议而处理之，共和政治之雏形，而文明之花，初胎之蓓蕾也。吾观满清寿命，亦不过数十年，有豪杰起，拳搥脚踢，倒政府而自组织，则我国民之前途，殆未可以量也。且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非以同胞之头颅，血肉为儿戏，盖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苦痛。夫支那古来革命之历史，实未有完全之方案；一方摇动，则百方群雄起而割据，互相雄长，常互数十年而不统一。夫统一，岂必一王之为尊也？今我辈革命，尤困难矣！主客相争，常有第三位者之干涉，欲避干涉，惟有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与行革命同时，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万弩齐发，万马齐足，一朝布置，作联邦于共和名下，公推有夙望者，雄长一部，而中央政府，遥领而熟驭之，亦不至甚见纷扰。所谓行共和之革命，而有便益者，此也。
呜呼！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若以有道心者运用之，则足以提倡人道，号令宇内。余世界之一平民，又人道之拥护者也；虽绵力不足担大事，然今非求重任于人，而可享事外之福，故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以应时变。天若眷吾党，有豪杰起而来助乎？余即让现时之位，而服犬马之劳；无则自奋以当大难之冲。余固自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天必有佑助吾党，即君等之来，犹是也。天机已动，吾党宜发奋努力，而不负诸君之望，诸君亦宜尽力，以助吾党之成！救支那四亿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惟在霹雳一声之革命耳！革命成而其它问题迎刃而解矣。
宫崎氏评中山曰：“彼何其简而能尽乎？言贯理义之精，语挟风霜之气；若不胜如焰之热情，燃而向上；又不胜如花之辩舌，灿以发舒。此实自然之音乐也；革命之律吕也；此真布鲁东巴克宁之流矣。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具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彼其手腕可以挥斥八极而无怍；彼其容貌，可以备具四时而有余；余无以尽之矣！‘百年老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其亦当羞死！”
（《孙中山轶事集》）
协助菲列滨独立党
当一八九八年，亚洲大陆风云未转，而洋面风云，已两变其颜色。则菲列滨人脱西班牙之羁绊，而复来美国之干涉也。菲岛独立军以阿圭拿度为首领，起而反抗，遣使至海外求救。使者见宫崎寅藏及中山党人，其演辞曰：
曩美国与西班牙战，而使我国为内应，许以呼吸海天自由之空气；而我等乃撞钟伐鼓，建独立之旗于太平洋之海面，掷可惊之代价，将以达非常之希望故也。事成而食言，卷舒我海天之空气，以入于美洲之大陆。夫我菲列滨侠义的同胞之头颅、血肉，岂肯虚掷，为他人作嫁？前者，为自由与西班牙战，今者，独不可为自由而与美国战乎？亚洲侠国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提一师旅海而来者，吾菲列滨神圣祖宗之灵，实福祚之！吾先代菲列滨同胞九顿首以谢。
众对于菲岛独立党表同情，盖所谓惺惺惜惺惺也。后阿圭拿度已率部下发动，由中山提议协定，窃率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而入中国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
时中山受菲岛党人重托，请购入军火。以未得其法，求助于宫崎寅藏。宫崎寅藏乃与远藤木翁商，转托背山中六当运送之事。五万发之军火购得，而菲岛革命之准备成。安置船舶，求同志往菲岛者，有远藤四郎及南万里等数人。既而中余船覆，同志溺焉。后又为代买三万发云。
（《孙中山轶事集》）
惠州革命
以三州田为根据地 承菲岛独立运动之后，有惠州之革命。时在民国纪元前五年。是年夏，先生密传令于在广东之部将，命招集壮士六百人于三州田山寨（三州田在广东大鹏附近，自香港舟行一日之处）。及至香港，略发布置施设之令。自经西贡向新嘉坡以规远势。先生拟于新嘉坡间道入三州田自司机轴，以得革命爆药之猝发。而适新嘉坡官厅因疑狱放逐先生等五年。先生不能留，遂回首而东，复向香港。三州田之寨既为革命之根据地，六百壮士，齐集以听将令。而洋枪仅三百杆，弹药各带三十发。幸党中有通省城某营之队长，先生给资使密买军器。又命买收小汽船，直入山寨。而又有香港总督之疑忌，不能潜入大陆。乃传令固守三山寨以待后命。更东向日本。于是革命时机失矣。先生归日本数月，有所计划，百无一成。三州田之革命健儿，军需将匮，渐分散于附近同志之家，以八十人留守。
清兵进攻 惟近乡樵牧，遇入山寨者，皆拘囚之使不得出。于是风声渐起，一吠声，百吠影。六百有余之同志，遂有数万人马之谣。两广总督乃命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四千进军深洲，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填扎淡水镇隆，以塞三州阴攻出路。而清兵闻革命军势盛，不敢深入。殊不知内容寡弱，此时若以八千兵长驱直捣，则六百健儿，可一朝束缚，为革命军之牺牲久矣。清兵计不出此。革命军乃致电中山先生乞其速进。先生仍传令曰，若能送弹丸于某地点，当引军来就，乃指示厦门，时则先生秘密机关在台湾矣。
沙湾之战 山遥水隔，先生之传令未达山寨，而水师提督何长清已移前队二百人驻沙湾。哨骑及于横冈，将进探三州田。革命军思坐以待敌之不利，不如先发制人，趁一击以丧敌胆。某日夜，领袖黄某遂率敢死士八十，袭敌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余杆，弹丸逼码数箱。敌不知吾众多寡，皆骇溃奔还，军声大振。
海暾摇摇于虎门山上，转射新安之城头。晓风微吹，见三色之旗，共云而飘飐于野。则革命军同志五六千，会集此处，欲待三州田壮之至，以共薄新安城者也。革命军既破沙湾之敌，方待天明，乘胜袭击，而革命军首领适自香港带先生复电以至。乃集众横冈改军令，取路东北以向厦门，遂不及合新安虎门之军，而其势一涣。
镇隆杀敌 沙湾之战虽胜，而敌人之中军犹未挫也。探众三千，阵于淡水之上。而前敌必经之镇隆犹驻兵一千。革命军六百，谙军事者不过泰半，乃于平山龙冈号召得千余人，向镇隆直进。敌兵已出佛子刦，扼险而阵。吾军中无军器者，皆令执戈矛在前，持洋枪者分左右两翼。乘敌军之不备，匍匐上山。薄垒大呼，敌复惊溃。杀伤甚多。是役也，生擒敌将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夺洋枪七百余杆，马十二头，旗帜号褂翎顶之数，不可胜计。而弹丸五万余，又入革命军手。是夜革命军驻宿于镇隆。
开战后第五日 虎门新安之同志不相问，而博罗城内之同志亦不能起（此团时陷于惠州城）。清兵陆续而来，有万余之多。而敌将提督刘邦盛至。而马维祺莫善积亦至。而郑润材刘永福亦不日至。革命军首领乃知寡不敌众，率队望永湖而进。途中历二三小战。步步为营，夜至永湖而宿驻。此沙湾战后之第五日也。
仁义之师 开战五日，而革命健儿无一伤亡。全军整肃，秋毫不惊。兵所至处枪声一绝，而爆竹之声继之。牵羊担酒，相望于道。皆曰仁义之师哉！至是同志来投者，复有数千人之多。
永湖血战大捷 自永湖拔队行数里。忽大将军中传令曰：“今日有血战”，遂驻兵。见淡水退回之敌军及惠州之派兵会合一处，约五六千。我军仅有洋枪千余杆。然革命军实大无敌，大无畏。如巴蛇之将吞象者。斯时洋枪队争先登，三色之旗，摩敌垒而入。战斗数时，敌军大败。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四散逃窜。枪中提督刘万堕马复逸。夺洋枪五六百杆，弹丸数万颗，马三十余头；生擒敌兵数百人。皆截其发，使为军役。
第七日之大捷 三战三捷，一喷一醒，落日胭脂，闪闪射敌军残垒之角，照见淋漓欲滴之碧血，与隔村鬼火相掩映。既而凉水东升，四山烟合。敌军既遥，乃乘夜向白芒花以蹑其后。至天明不见踪迹。父老欢迎，子弟之来投效者骤得五六千。合计得一万，乃整饷以为远征之备，则开战之第七日也。翌日，向厦门而进。沿途无敌。纪律未备，行程甚缓。惟所至无侵掠之事。夜不敷宿，张天幕以为营。行三日而至崩冈墟！复无敌人，明日将拔队，忽见隔河敌骑麕至。乃据崩冈墟以为守，布阵接战。敌军之应战者七千余人，相持不下。我军终固守营垒，彻夜戒严。刁斗之声，四山响应。第二日之情形如昨。入夜，我军出小队以袭敌阵，自夜达旦，敌稍却。大无敌、大无畏之革命健儿，蓐食后，奋呼齐出。遂压敌而阵。苦战数时，敌大败。终以弹丸不继，不能穷追。惟望至厦门以待接济。
不得已解体 第十四日拔队起程，至三多祝投宿。十五日，四乡同志来投者甚多，前后总计二万余。是日编置队伍，大备粮饷。以便三多祝至默林间五日之程是晚至白沙宿。
鸣笳打鼓，革命之同志，方拔队起程以向厦门之时，忽有从香港经海丰而至军中之人，传孙先生之令曰：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呜呼，此劈头之大打击，实足灰同志之心，而流方锐之气。军中二万之革命健儿，接此报，皆眼皆欲裂，拔剑击石，愤呼之声动野。乃集领袖会议，皆曰：厦门既不能行，不如沿岸退出，渡海再返三州田寨，设法自香港购入弹丸。复向西北，集新安虎门之同志，一气陷广州以敷号令。议既决，不得已解散附从之同志，惟存洋枪手千余人，分海陆而回大寨。时革命军之根据地三州田山寨未落敌手，水师提督何长清仅移其深州之军驻扎横冈。同志乃谋袭横冈以擒何长清，然军无资，弹药不继，空抱奇策，英雄无用武之方，不得已而于解体也。
同志二万仅死四人 开战二十余日，同志二万余人，大无敌，大无畏，所向克捷。战死者仅四人耳，皆革命之牺牲儿也。九衢伧楚，三户英雄，昊眷不灵，鬼雄独啸。耀怀入地，随斯巴达魂以游；血面朝天，继童汪锜灵而起。呜呼！彼则一暝不视，亦就其心之所安而已。于是筹划已久之中国革命军，仅昙花一现于珠江五岭间，寿命不长，瞬焉销铄。
（《孙中山轶事集》）
镇南关革命
联络那模村游勇 孙先生自与黄兴等会于日本东京，设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日众，势力益盛，乃共谋大举。以镇南关形势险要，外人称为第二旅顺口，拟先取之为根据地。惟欲取镇南关，非先游说蟠踞于那模村之游勇使为先锋不可。那模村在镇南关附近，地为游勇所占，势力颇盛。有头目三人，名黄明，何伍，李辉坚，统率全队，专以抢掠为事，实为土匪之一种。惟勇敢善战，耐劳忍苦，每与官兵战，辄胜之；即有时败衂，亦以地理熟悉，逃遁迅速，致官兵不能得其踪迹，辄为所愚。故地方官亦无可施法，时与以财宝，以为弭乱之计。彼等不惟横行本地，又常掠夺接于云南边境之越南，屡与法兵战。法兵不胜其扰，深苦之。七八年前孙先生曾往安南，与该地之总督善。偶谈及游勇事，总督谓彼等侵掠边境，不胜其扰，有法治否。先生谓：“此甚易易，苟能默许我部下人至其地，必能代为镇抚，亦不必我亲往。”总督甚喜，请即行。于是先生遣使往说其众曰：“吾等乃汉族之子孙，非清朝之人民也。满人入关，据我汉土，号称清朝，压制吾民，吾同胞为其奴隶二百余载。今有志之士，立革命之党，党员之众，遍四百州，行将举事，复吾河山。起义之节，望君等协力同心，举兵为应。惟灭清朝事尚不难，最惧外人干涉，祸及瓜分。故望勿扰法境，免致失和，则干涉不来，大事可成也。”游勇闻劝告，大为心服，遂立誓不扰法境，故总督深感之。时先生与黄兴、胡汉民等，集于安南之东，以为本营，将实行举事。总督以有前恩，置不问。
攻克三炮台 先生等议攻镇南关，必需游勇力，乃使李京为密使，往那模村说游勇，使为先锋。游勇欣然允诺，遂于十二月一日（新历）之夜，头目黄何李三人，率其众百余人进袭。所携兵器，除刀叉而外，仅有小统四十二支。由山后小道进，攀滕附葛而上，出第三炮台之后。既达，众兵以事起意外，仓卒不能敌，亦从而遁，遂抵第一炮台。守兵以不知其故，见来势甚猛，亦抛台而走。于是镇南关之三炮台，转瞬皆入于革命军之手。革命之旗，遂飘飞于三炮台之顶上矣。
躬自督战 克复之喜报翌日飞达东京，先生等大喜，连呼快哉，额手相贺，遂于三日之朝，率领同志，离东京飞驰前往。而是时附近之人，望风来归者甚众。一昼夜之间，得众数百，势力益盛。炮台之守兵，自遁走后，皆集于炮台下之本营，议攻复之策，并遣人探其事。遂于四日之朝，天未明时，开炮攻击炮台。革命军亦以炮台上之大炮还击之。先生与黄兴各执小统率领同志，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奋勇善战，声势大振。官兵遂不能支，全队溃走。
弹缺弃关 革命军既获大胜，互相庆祝，兼布置内外，以坚守御。此时最要者为弹药。而孰知查及库中，竟无余积，先生于是大为失望。盖先生初意，以为镇南关乃险要之区，有炮台三座，所贮弹药必富；苟取此关，得其弹药，则可放心大举，后顾无忧。即依险而守，亦可相持多日，不虞缺乏；不意官军侵吞军费，以肥私囊，致所存无几，且不足供数时之战。弹药已缺，进守皆难。虽有天险，亦难守御；即从速购办，亦不能即得。如官军大至，安能抵敌？于是先生等相议，谓与其守此待毙，不如弃关而走，再图后举。遂与诸将士订日后之约，弃关而散。
督师兼救护 当镇南关之战也，先生不惟出生入死，且以素通医道，自任救护之劳。遇有伤者，辄驰至其劳，尽力救护。因之同志得更生者不少。而先生东西奔驰，无片时之息。遇敌则战，遇伤则救，勇敢敏捷，人皆钦服。
二百余人横行广西内地 先生等自弃镇南关后，黄兴率同志二百余人，周历广西内地，屡袭击官军，以练其手腕，增其经验。大小数十战，辄获胜仗。
（《孙中山轶事集》）
河口革命
计取河口 当黄兴率众人入广西时，孙先生往南洋，与同志谋取河口。议既定，遂于民元前四年四月末，率潜身于云南越南境上之党员一百人，及装扮苦工，散居于附近铁路沿线之党员二百人，克期举事。更通知河口巡警之内应者，授以密计。及期，内应者先斩未附之巡警首，以示其意于内外，并发枪，声震远近。官民闻警，顷刻大乱。革命军乘势进攻督办王玉藩部下之二营。而其一营之统带黄元贞，已暗约为革命军之内应。至是即反戈相助，官司兵不能敌，大败溃走。河口遂复。
收降全军 初三日，王玉藩使人乞降革命军。恐其有诈，使王槐庭带从卒二人，往王营中察其虚实。及见，知果为诈降，怒其不实，将还。而一刹那间，王玉藩已挥刀斩来，使不及迎避，被刺而仆。从卒二人，亦为手枪击中，倒地而死。王部将中有熊通者，已许为革命军内应，时在营中闻枪声连响，急入视其状，即拔枪击王玉藩。一击殆之，遂举其众以降。
盖弃前功 时黄兴在安南，河口之众，遣使前往，将迎黄兴为大元帅，统领全军，以图进取。诸事全备，而弹药又匮，遂致于黄兴未到之前，不得不弃城而走，致使血战之麕，一旦化为乌有，岂不惜哉？
（《孙中山轶事集》）
高瞻远瞩
戊申（一九○八年）总理居新加坡，忽得宠惠自欧洲来书，谓方投考某国际法学研究学院，有事需款，爰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使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筹措一千五百元汇往伦敦济其急需。时当河口革命一役前后，党人需索饷糈，急于星火，同志中多以总理此举为不急之务，颇怀不满。总理乃向众解释曰：“昔甲午中日之役，英高升号为日本海军击沉，日方大受各国挟击，赖有日本驻欧某国际法学大家根据法例为己国辩护，各国始不起非难，英国亦无从籍口干涉，王君法学渊邃，且为吾党健者，吾党此时助其成功，即为将来革命政府建立之预备也。”众闻此谕，始为释然。
（《革命逸史》）
昔日朋友
孙总理居横滨时，有契友二人：一曰张果，一曰黎炳垣。张字能之，香山县人，任日本邮船会社买办，有养女名娥，聪慧绝伦，尝拜总理为义父，年十三即夭亡，总理甚惜之。黎字焕墀，南海人，任法国邮船公司买办，老兴中会员，总理每次漫游欧美南洋，凡照料眷属及收寄书函等皆委托之。旅日兴中会员与总理友谊深厚始终未间断者，黎一人而已。余于庚戌（一九一○年）夏间，自香港渡美，舟过横滨，登陆访之，则已逝世数月。为之怃然。近闻其子以家计困乏，在横滨某茶馆充当侍役，良可慨也。
（《革命逸史》）
乙未迄亥辛历次革命军举义
中山先生自云：“乙未之秋，余集同志举事于广州，不克，陆皓东死之，被株连而死者有丘四朱贵全，被捕者七十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遂病死狱中，此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庚子再举义惠州，所向皆捷，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沿海一带之地。有众万余人，郑士良率之，以接济不至而败。同时史坚如在广州，以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谋歼其众，事败被执遇害。自后革命风潮，遂由广东渐及于全国。湖南黄克强马福益之举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会成立之翌年，岁次丙午，会员举事于萍乡醴陵；于是革命军起，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盖丁戊申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厉；革命党之志即与能力，遂渐为国人所重。而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之举事于长江，亦与两广相辉映焉。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魄者，则有刘思复之击李凖，吴樾之击五大臣，徐锡麟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才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凖，李沛基之击凤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势相接，庚戍之岁，革命军再挫于广州。至辛亥三月十九日，黄克强率同志袭两广督署，死事者七十二人，此皆国之俊良也。革命党之气势，遂昭著于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而革命之功，于以告成。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
（《孙中山轶事集》）
孙逸仙之旧话
孙逸仙曰：“客秋，江西萍乡之乱也，风云忽急，震动四百余州。湖南曾州、江阴东阿、辽河西等举旗应响，接踵而起，箪食壶浆以迎革命之旗。蚩蚩之民发其义愤，势若火焰，有烧尽爱新觉罗之概，若不乘此而起，则我辈无救国之日矣。余志既定，将传檄十八省之秘密党，互通脉络，克期举事，为其先锋者为广东罗定州之志士队。彼等已与该地之总兵、陆军将佐等缔结密约，今惟待一令之下，可不战而定广东也。黄兴君则代表我之中华革命同盟会，将于十一日由横滨出发，仓皇与会，汪兆铭君当亦同行。”孙氏又曰：“昔粤西之洪秀全兴师起义，大功垂成，不幸为英国人戈登所破，终负大逆长发贼之名，长葬九泉。同时有英人名李登来者，夙具侠骨，有义风，著一书以其所亲见亲闻者说明洪秀全等一辈之人格，及其怀抱，谓屠杀此辈之非，更骂英国政府之无人道无知识，假戈登于清政府，呜呼！有读其所著之《太平天国革命史》而不泪下者乎？洪秀全、李秀成等诸豪杰幸有此书为之表雪，得脱逆贼污名，而为轰烈之革命的殉国者，得受后世识者之追悼。”
（《朝野新谭》甲编）
辛亥革命时外交上之成功
武昌起义时，先生方自美回，途次阅报，悉武昌为革命军占领，遂起程赴美东。时先生如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乃先生以此时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故决意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先生在自传中述此事始末云：“……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与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府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向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佑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咸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结约订有川汉铁路借款一万万元，又币制借款一万万元。此两宗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有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发行债票者。予之意则欲银行团于已备之款停止交付，于未备之款止发行债票。乃银行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干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是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干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干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予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矣。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会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为最恳挚。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
（《孙中山轶事集》）
民国肇建时发自巴黎之电文
辛亥革命时，先生自美纽欧回国，道出巴黎，致电国中云：“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惟彼人半未悉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怪。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则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先生当时毫无为总统之心，功成不居，其谦让之美德，实足以愧后之争权夺利者。其以致力加工商为前提，盖后来之建设计划，实早在预算之中矣。
（《孙中山轶事集》）
革命成功回国时之名言
辛亥革命后，先生由美回国，当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多传布先生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甫抵上海之日，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亦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先生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违，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先举先生为临时总统。先生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阳历，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孙中山轶事集》）
大无畏的精神
世人皆见中山先生起于平民，竟能将数千年之专制一扫而空，咸叹服其震古烁今之事业。不知先生以少数党人，推翻创业二百余年之满清，亦自有特异之方法。其方法，即在卓然无畏。先生不知有惧，其勇充塞于身体精神，而又赖智力以御之，故能履险如夷。惟先生之无畏精神出于被动，犹技击家然，待他人来攻击，然后以自身之反动力，借敌人之力而还击之。物理学力学公式云：“动力等于反动力。”先生即本此旨而用其力量，故能借重敌人之力予以还击，而加敌以重创焉。先生尝云：“与敌人决斗时，须使尔之身体如天平，力量平均，敌人之攻击不足以动摇之。勿阻敌人之进攻，俟彼用全力来攻，即用一种极巧妙之反动力，将均衡一变，即可将敌打倒。敌之力如锤，尔之力如砧，彼自毁于锤与砧之间矣。”是故先生三十年推倒满清之革命生活可称为一中国技击家。而于技击家之反动力及热心之外，再加以非常之勇。盖先生弱，敌强，故惟此始足为制胜方法。先生聪明敏捷，清帝笨拙不灵。先生烛照无遗，满清昏庸愚暗。先生抵御强敌，疾如鹰隼，敌人每有动作，辄能警觉。初时犹诸苍蝇斗象；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生始则藏身皇帝巨大之影中攻击，进退合法，一得空隙，即出其全力，以致敌人于死地；此乃矮人与长人决斗方法。三十年来剧烈之战斗，双方势力不平均若是，不知者必深致惊讶于先生之遭遇也。
（《孙中山轶事集》）
一时瑜亮
孙中山、黄克强在革命党人中，为一时瑜、亮。或爱孙言论，则疑黄无文；或重黄实行，而无取于孙。
（《新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