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陛下，雨果写的关于“小拿破仑”的文章与陛下关系不大，而与您息息相关的是：在今后的年代里，史家中谁也不会被迫这样记载：“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维克多·雨果流亡在国外。”与您息息相关的是：当法国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计算您为法兰西罗致的商业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时，谁也不会窃窃私语说，“可是我们的诗人哪儿去了呢？”与您息息相关的是：不管达官贵人和政客们如何为他被排除在外一事作辩解，重感情的容易冲动的人，是的，还有像我这样的妇道人家，不致于喟然长叹。与您息息相关的是：当您自己心爱的小太子将来读到这些诗歌时(如果您期望他具有高贵的品格，您一定会希望他受到诗歌之类东西的感染)，他可以无限欣慰的回忆起，他的父王真了不起，胸襟居然如此宽大，连这么一位大诗人都感动得五体投地。
啊，陛下，您真是了不起！竟能容忍理想主义者的乖僻气质、大才子的试探、诗人的癫狂(他们发作起来比一般人厉害得多)。您竟能体谅：他们无缘无故地怨恨别人时，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神圣的爱，——他们对事物持荒谬绝伦的见解，只是为了忠于某种光辉的理想。宽恕这个仇人、这个非难者、这个诽谤者吧。以您的宽宏大量来证明他的谬误。不要让他的诗歌的赞赏者把眼泪洒在您的龙袍上。对他破格降恩吧，犹如上帝赐与他天才时那样，无条件把他召回他的祖国和女儿的坟墓旁吧。
我写此信没有告诉任何人。当然，作为一个女人，我本应写给慈悲为怀的欧也尼皇后，请她从中斡旋——不过，我自己也是一个妻子，深知要赦免一个犯有忤君之罪的人，皇后陛下不如皇上来得方便。
我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所驱使，来到圣驾之前，请求陛下恩准所请。陛下，这是一个妇人家的声音，但是它大胆地说出了许多人内心的殷切期望。我对拿破仑三世一向很信任。我热爱法国的民主政体，打一开头我就知道它将在陛下在位之日推广到整个欧洲。我一向相信您是个有大作为的君主，而且我也相信您有宽赦的宏量。在这方面，您也将显示出拿破仑的气魄。
亲爱的涵娜，我们每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吧，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
每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吧——居里夫人
节录（1913年1月6日）……你写信给我说，她愿意生在一世世以前……绮瑞娜对我肯定地说过，她宁可生得晚些，生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以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快乐。
去年春天，我的女儿们养蚕。我那时候还很不舒服，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停止活动，所以我把茧的结构观察了好久，我觉得有很大的趣味。那些很活泼而且很细心的蚕，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正感动了我。我看着它们，觉得我和它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它们组织得严密。我也是永远忍耐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很短促而且很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不同，而且不能保证我的努力自有真理，但是我仍旧如此做。我如此做，无疑是有使我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正如蚕不得不作茧。那可怜的蚕即使它不能把茧作成，它也须开始，并且仍然那样小心地去工作；而若是它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它死了就没有变化，没有报酬。
亲爱的涵娜，我们每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吧，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引为自豪，而现在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我不能沉默——托尔斯泰
一，“判处死刑七人：彼得堡二人，莫斯科一人，平扎二人，里加二人。处决四人：赫尔松二人，维尔诺一人，敖德萨一人。”
这是报纸上每天都有的。这种事已经继续了不止一周，不止一月，不止一年，而是几个年头了。这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人民认为每个罪人都是不幸的，直到最近法律上并无死刑的俄国。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引为自豪，而现在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已经第二个年头，第三个年头了。
我拿着现时的报纸。
现时，五月九日，有一件可怕的事。报上印着几句简短的话：“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里尔比茨基野地，二十名农民被处绞刑，罪行为抢劫叶里沙维特格勒县的地主庄园。”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拚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那些人的绳子绞死了。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带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几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着公文，当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面对别的人正准备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冲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带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活的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撞碰着，全身的重量立刻把自己颈上的索套拉得紧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流人物，有学识的文明人士为自己的人类弟兄热心安排和想出来的。他们出主意，要悄悄地，黎明时候干这些事，这样就谁也不会瞧见；他们出主意，让执行的分担这些暴行的责任，以便每个人都认为并且会说：他不是罪人。他们出主意搜罗堕落和不幸的人，一面迫使他们做我们想出和赞成的事，一面又装模作样，好像我们很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想出的主意甚至是如此微妙，一些人（军事法庭）只作判决，但行刑时必需出席的不是军人，而是文官。不幸的、被欺骗的、堕落的、受鄙视的人却去执行工作，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给绳子抹上肥皂，叫它更牢靠地勒着颈子，痛痛快快去喝这些文明的上等人贩卖的毒酒，以便更快更彻底地忘记自己的灵魂，自己人的称号。
医生查看着尸体，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于是报告上司，工作已经完成，该做的都做了，全体十二个人无疑都死了。上司认为工作做得认真，哪怕这是沉重而且必要的工作，就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去了。人们取下僵硬的尸体，掩埋起来。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这种事不止出了一次，也不仅仅出在俄罗斯人民一个很好的阶层里面这十二个不幸的、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是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出在成百成千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欺骗他们的正是那些对他们干这种可怕事情的人。
他们干的不单是这种可怕的事情，而且还在同样的口实下，以同样的冷酷无情的监狱里、要塞中、流放地制造种种苦难和暴行。
这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干这种事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出于压倒了理智的感情，像在殴斗中、战场上，乃至抢劫时干出来的那样，恰恰相反，而是出于理智的要求，出于胜过感情的打算。因此这些事特别可怕。之所以可怕，那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法官到刽子手以及不希望干这种事的人干出来的所至这一切事那样彰明昭着：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如此明显、如此清晰地表明专制制度对人类灵魂的害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害处。
当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夺走他的金钱、牛、马，甚至可以夺走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到气愤——这是令人气愤的，但更加令人气愤得多的，是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迫使他做伤害他精神上的“我”、剥夺他精神幸福的事。而干这种事情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人们的幸福安排着这一切，用暗害、威胁、欺骗迫使从法官到刽子手这样的人，做出这些必然剥夺他们真正幸福的事。
当这一切几年来一直在全俄国发生的时候，这些事的罪魁，那些下令干这些事的人，那些能阻止这些事的人，却满有信心的认为这些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或者想出一些话来，大谈什么不该让芬兰人象芬兰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而是必需迫使他们要象一些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或者颁布一些命令，说“骠骑兵团队里，袖子的翻口和短上衣的领子颜色应同短上衣一样，而领得的套衣，在袖口的皮毛上边，不得再有镶边。”
是啊，这太可怕了！
二，这里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非人的暴行和屠杀，除了给暴行的牺牲者及其家人造成直接的祸害之外，它们还会给全体人民造成极大的祸害，同时把象干草堆的上火灾那样飞快蔓延的俄国各阶层人民的堕落传播开去。而这种堕落又会在普通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特别迅速，因为所有这些罪行比起普通小偷和强盗全部以及革命家已经和正在犯的罪行，要超过一百倍，而且制造这些罪行时还有一种借口，说什么这是必需的、很好的、非此不可的，而那些在人民的观念中各种与正义乃至神圣分不开的设置如枢密院、宗教院、杜马、教会、沙皇等，不仅为它辩白，而且还竭力支持。
这种堕落正以不寻常的速度传播着。
前不久在整个俄国人民中还找不出两名刽子手。还在不久之前，在八十年代，全俄国只有一名刽子手。我记得，当时伏拉吉米尔·索洛维约夫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全俄国找不到第二个刽子手，只好把惟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现在不是那样了。
莫斯科一位开小铺子的商人，买卖失败之后，他愿意为政府执行杀人时效力，每绞死一人得一百卢布，短短的时间里他便重振了家业，很快就不需要再搞这种副业了。现在照旧做他的生意。
过去几月里，象各地一样，奥勒尔省要用刽子手，马上有人出来同意办这件事，和主持杀人的官员讲好每人五十卢布。但他谈好价钱之后，知道别处付钱更高，于是这位自愿的刽子手在行刑时候，给犯人穿上了尸衣，却不把他带上木台，而是停下来，走到长官面前，说道：“大人，您给添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要不我就不干。”给他添了钱，他执行了。
随后又有五人要处决。行刑前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找主持杀人的官员，希望秘密谈判。主持人出来了。不知名的人说道：
“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请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造成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的一部分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作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象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容许任何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酷刑、屠杀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本来就有的事。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三，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要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你们，基督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你们消灭人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背叛、各种各样的酷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即不是单数的屠杀，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数的屠杀，无尽的屠杀，并且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它们作辩护，而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侮辱地称之为法律的你们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使人民安宁和消灭革命的惟一手段，但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而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流放和监禁，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不能使他们平静。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竭力摧残自己人类本来就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应当醒悟，应当想想，这样就会看到，要是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而且只能使它加重，使它深入膏盲。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