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确保社会安定团结。①社会稳定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机制，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保障公共安全；要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②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曾经出现过和尚未出现过的各种突发事件。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显显。在做好传统领域工作的同时，对卫生、信息、能源、粮食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对防范恐怖主义威胁、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必须切实予以加强。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包括信息采集和自动汇总机制、网络应急指挥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社会治安保障机制等。设立调查制度，公正甄别突发事件的诱因。把应对突发灾难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突发灾难应对基金监管、物资储备、民间援助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③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戒严法、国防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具体的紧急状态法律。但这些单行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并且对紧急状态下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也不够清晰。因此，应当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把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应急机构和机制，明确公民、志愿者、专业团体、社会组织等的权利和义务，更好地用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系。
建设服务、高效政府需要制度创新
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可简单归纳几条：一是为了政府的活力和效率：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提出，政府是一种自然垄断性组织，垄断条件下任何组织都可能导致低效率，因此，只要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精神，才能提高效率。显然，这是政府创新的理由之一。二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潮流：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很快，要适应这种变化，比如全球化的挑战，需要政府制度的创新。三是为了适应引入高新技术的需要：信息化进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大大促进了政府部门之间、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也要求加速实现政府经济管理的制度创新。四是为了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中一个个具体问题，要求政府制度通过创新。比如，如何解决政府公共品的责任。斯蒂格利茨提出，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要区分“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这两个概念。政府建立企业，直接组织，亲力亲为，是政府生产的概念；政府经济资助、授予经营权、政府采购之类，是政府提供。现在具有规模经济性的自然垄断产品即大部分基础设施和一部分公共服务行业，可以政府提供方式来进行干预。这是经济观念上的创新，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这就相应要求政府制度创新来解决。
当前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关键点之一是“政资分开”
政资分开，有助于政企分开，这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政府的领导方式。在领导国有企业改革时，在对国有资本重组时，要明确是以什么身份在领导？是国有资产出资者身份，还是政府领导人身份？政资分开，就会有助于对政府作用做出一个有根据的界定，便于政府操作，提高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力。政资分开的意识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政资分开有利于防止政府官员与国有资产直接交流，造就引起腐败的温床。实践证明，政企分开关键就是要政资分开。
依法治国是制度创新的基本精神，制度创新是管理制度创新的标志
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思维影响很深，重内部文件、轻法律法规的倾向仍很严重，政策只官员知道，公众不了解，不知情。对此能进行改革和改进的制度规定，就是制度创新。又比如，各级政府领导人在实施领导过程中，会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精神，发表讲话。这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政府领导人讲话的法律意义，似乎也应有个界定。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把握在什么角度上执行有关讲话，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领导今后责任的区分。总之，依法行政，是政府制度进行重大创新的基本精神和重要依据。
转变职能，提高政府的作用与能力
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所谓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指政府的职责和功能的变化、转换与发展。政府职能总是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不断调整变化的。
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是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在其转变过程中，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不仅会涉及政府的角色定位，还意味着政府管理权限的调整、政府组织结构的重组，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以及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升。因此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管什么”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科学地把握政府“怎么管”，“怎么更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实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政府的治理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计划经济中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方式和方法阻碍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治理作用和能力的发挥。目前的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实现“政府替代”到“替代政府”的政企关系转变过程中，政府如何把握好“两难”的角色；二是不同层次的政府，在职能转变和职能定位上是否具有不同的内涵，如何区分和把握各级政府不同的角色。
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妨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总量不断下降的同时，其中的行政支出却不断上升。行政管理支出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7.7％，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率12.3％相比，平均高出5.4个百分点。改革开改前的1978年，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4.7％，1998年达到14.8％，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是15.6％，在国际比较中是属于比较高的。高收入国家平均为9.5％，其中较低的德国为6.9％；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2.3％，其中波兰为8.5％；中国处于其中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4.9％，其中罗马尼亚为6.5％；低收入国家为18.1％，其中印度为11.9％。
目前我国的预算规模只是整个政府收支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预算外收支、制度外收支两部分，账外账、“小金库”普遍存在着。三部分加在一起才是政府收支的全部。预算外部分还有一个大体的数字，制度外部分根本就无法搞清楚，不同的估计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资料表明三部分各占1/3。这样的话，整个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就是50％以上。这个规模在国际比较中就是很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