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瘦竹
荒芜（1916—1995）原名李乃仁，凤台县城关镇人。我与他本不相识，1986年5月，他返乡探亲，听说我也喜欢写点自由体诗，就和齐德硕老师于16日上午到我家坐一坐，从而得以相识。荒芜先生说话直爽，见面就说：“米老师，你是教研室主任，我回桂集老家时，顺便到小学看了一下，教室的窗户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有的两扇窗户上糊着黄油纸，有的两扇窗户上糊着白报纸，都给风吹破了，还有两扇上挂的是褪了色的红布，迎风飘动，像旗帜一样，给人以五光十色之感。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屋里二十几个男女小学生为躲雨，原来坐在窗户下面的都挤在另一边的座位上，有的甚至坐在别人的书桌上，教室后面两三排还都是土桌土凳。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啦！学校搞得却不如解放前，实在说不过去，你有责任向上面反映，一定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他的话音一落，我就表示一定把他对家乡教育的关心向局长和分管县长反映。
喝点茶后，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从交谈中得知他从小就喜欢读《诗经》和唐诗。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大授课教师多是名流，他选学了顾颉刚的秦汉史、陈恒的元史和孟森的明清史，还旁听了闻一多的《诗经》、朱光潜的《诗论》、梁实秋的《莎士比亚》。1937年大学毕业正是抗战爆发之时。于是，他就南下到湖南、贵州等地教书，1938年到1939年，他亲眼目睹了三次长沙大会战。他告诉我们，长沙会战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国民党都是贪生怕死、不战而逃，他们也在浴血奋战，在日军势如破竹，曼谷、关岛、威克岛、马尼拉、香港都陷于敌手之时，唯独长沙会战首战告捷。当时《泰晤士报》称：“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独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道：“华军之胜利，即同盟军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最合适时机，国人为之欢呼。”听他这么一说，我为之一惊，在心中暗暗称赞：这老头，胆子真大，竟敢为国民党军队唱赞歌！接着他就又告诉我们，1939年底，他到了重庆，经郭沫若介绍到当时苏联驻华使馆教中文。1948年，应美国檀香山语言训练中心之聘前往任教，在抗战期间吃尽了苦头。同年初，由北平经天津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做研究工作。北平解放后，随华北大学研究所回到北平。1951年，调到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负责对外宣传工作。1956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1960年底返京，在文学研究所当资料员。“文革”期间，在牛棚里开始写《打油诗》。1978年落实政策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译作有《奥尼尔戏剧选》、《惠特曼诗选》、《中国印象》、《雨果先生》、《美国黑人诗选》、《马尔兹中短篇小说选》等。工作之余，他也写诗、谈诗、评诗，结集出版了《纸壁斋续集》、《纸壁斋说诗》、《诗画配》、《杂奏集》、《麻花堂集》等，被人誉为多产诗人。在谈对格律诗的看法时，荒芜先生说：“我觉得老调子不能再唱下去，必须创出一条新路来。我的办法是：在形式上，放宽声韵，多用长短句的歌行体，多用口语乃至外来语；在内容上，密切结合现实，广开诗路，扩大题材范围，少谈点风花雪月，多关心点世道人心，尤其要独创新意，言人之所不能言与不敢言。”为了说明观点，他接着举了个创作的实例。他说，去年他去参加黄鹤楼笔会，游览了长江两岸的名胜古迹，当他爬上白帝城，在白帝庙瞻仰刘玄德托孤的蜡像时，他忽然觉得，朝代虽然前进了一千七百多年，环顾当今世界，托孤的戏还正在上演，像阿斗那样的角色，还大有人在。触景生情，他就口占一首小诗：
老调新腔竟揣摩，托孤好戏正开锣。举世惊看三阿斗，长才诸葛又如何。
当时一位搞评论的友人就给他八个大字的评语：“因小见大，言近旨远。”他说这个好评，我不敢当。
为了开拓诗路，荒芜先生还告诉我们，国际新闻常成为他取材的一个来源。他说：“合众国际社有一条电讯说，美国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点八。美国政府说，已经有一百八十万工人放弃了找工作的希望。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研究报告说，失业率上升百分之一，自杀率就上升百分之四点二。”我们没有失业者，只有待业者。因此，我常想，创造“待业”一词的人实在是个天才，实在应该得到创造发明奖。他只用一个字就阐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为此，他就写了一首歌颂这位创造者的诗：
失业洲洲有，如何“待业”新？
发明一个字，顿觉四时春。
他说：“不巧这首诗给一位有名的文艺评论家看见了，这位评论家就对他说：‘你这首讽刺诗写得很有意思。’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声明：‘我写的是一首歌颂诗，你怎么把他叫做讽刺诗呢？’”那位评论家听他这么一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听我把话说完嘛！凡是好的诗，它本身往往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双重性，所以歌颂诗同时含有讽刺意味，并不奇怪。反过来，好的讽刺诗也会含有歌颂的意味！”
接下来，话题又回到了拓宽诗路上，他说，家里有几种海外朋友寄赠的报刊，闲来翻翻，不免碰到一些天南地北，上至星空，下及黄泉的奇闻趣事，这些东鳞西爪都是他写打油诗的材料。他在《纸壁斋续集》中收入的第三组鳞爪录中的小诗就都是这样写成的。
讲到他的《诗画配》时，荒芜先生说，他有不少画家朋友，都知道他好写打油诗，经常就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寄给他，请他配诗，久而久之，就集结出了本《诗画配》。他又说，你别看题画虽是小道，其中的甘苦也是一言难尽的。去年冬，画家李世南带着他的《街头所见》要我配诗。他画的是位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蓬头垢面，身披一件军大衣，用令人可怕的呆滞目光冷漠地看着一切。看后觉得画家形象地画出了“文革”的一个牺牲品，用一个人表现了整个时代。这个和美国诗人安格尔写《文化大革命》的四句短诗“我拾起一块石头，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形象地刻画出“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里留下的恐怖情绪。所以，他很快就给这幅画配了一首长诗。后来李世南又给他寄去一幅《竹林七贤图》，请他配诗。看了画，他就想：如果人云亦云地把人们共知的材料重说一遍，有什么意义？他就参考《晋书》、《世说新语》上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载和《文物》上介绍的关于七贤的出土材料，构思了一首长诗，让这七位老兄统统参加史无前例的“文革”，让他们个个受到了考验，这样古今一结合，便收到了古为今用之效。写好后，寄给老朋友新诗人苏金伞，他在回信中说：“长诗写得慷慨激切，借古讽今，令人感叹。但总觉得有点油气，盖亦讽刺诗之必然耳。”
就这样，我们三人从八点多一直谈到十一点。中午，我要留他们吃饭。他说，要到城北小学吴乐要家吃饭，早已约好，不能失信。出门时，他还告诉我写诗也好，为文也好，都要闯新路，言人未言，说人欲说，否则绝不会留下好东西。他还鼓励我说，你是县教研室主任，带兵几千，不仅要引导中小学教师研究材料、教法，还要引导教师多读书，写点东西，争当学者型的教师，你头带得不错，继续努力，前程光明。荒芜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15年啦！而今思之，当年他的这些谈话，还是倍感亲切，所以根据当时的记录和残缺的录音整理记之，以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