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一介文臣自荐戍边御敌，在两三年内，就将危机四伏的西北边疆安定了下来，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宁，受到宋仁宗的高度赞扬。他之所以能出将入相，是因为他熟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培育了很高的军事素质，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战争和军事思想。他的这些战争和军事思想散见于他向朝廷写的奏章与文章电，现将它们搜辑如下：
一、在战与和方面，他积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他在庆历元年十一月撰写的《攻守议》奏章中，写了汉文帝对战争的看法：“孝文即位，将军陈武请议征讨，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难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动心痛伤，何日忘之，未能消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兵，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对于汉文帝提倡的这种“和乐”，司马迁称之为“大乐”，故着于律书，为后代效法。范仲淹针对西夏的入侵，主张采用守策，兼之以近攻。他说：“臣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然后取文帝和乐之德，为孝武哀痛之悔，则天下幸甚。”他又在《再议攻守》的奏章中说：“且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一郡之人凡三十万，倘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当然，他的这种和平思想，不仅在这两份奏章中表现了出来，在其他文章中都有反映。他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又盛赞了宋真宗学习汉文帝的做法，为民众争得了四十年的和平。他说：”真宗皇帝取汉文之策，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记·律书》有汉文之议，言高旨远，可谓明主矣。”他还写了《铸剑戟为农器赋》。他在赋的开首就说：“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剑戟而铸矣，为稼穑之用焉。我武不施，当四海和平之后；公田尽辟，启兆民富庶之先。盖以理定区中，文经天下，知无用于利器，俾改作于良治。”诗《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从这些字句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范仲淹积极倡导和平的良好愿望。
范仲淹在戍边御敌时，为了天下苍生免受战争之苦，勇闯“人臣无外交”的禁区，通书赵元昊，劝其取消帝号，罢兵言和。他列举了宋真宗时两家和好的边疆情况，又描述了两家交恶以来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是：“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使蕃汉之民，为尧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功也。”后者是：“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狼，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他用两种不同境况的对照来打动赵元昊之心。“大王如能以爱民之意，礼下朝廷，复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称其贤哉？”最后他说：“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择焉。”然而，挟三川口战斗胜绩的赵元昊没有听其劝告，反而在回书中，态度狂妄，辞语悖慢，极为不恭。虽然，和议未成，但显示了范仲淹为民求和的良苦用心。
范仲淹反战求和的主张来源于他的“仁和”的儒家思想与为民谋利的政治报负。他深知战争只能给民众带来苦难，“戎马之后，原野萧条。”（《上枢密尚书书》）只有和平才能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共享天伦之乐。所以说，倡导和平、两国和睦相处，是范仲淹一贯的追求，这才有了以上的说法和建议。
二、居安思危。加强战备，以强大的国防力量确保和平
兵家大计，在于常备无患。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古来和好，鲜克始终。”（《奏上时务书》）如何争得和平和保卫和平，就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他引用了孔子之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由此他主张：“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他还说：“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他在《论西京事宜札子》说：“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他列举了唐明皇在太平年间“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的历史事实和唐陆贽对戎狄反复无常的特性的看法后说：“伏望圣慈，鉴明皇之前辙，察陆贽之谠议，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壮士蒙知，必怀报效，列于边塞，足备非常。”（以上见《奏上时务书》）。
那么，当时宋王朝是什么现状呢？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一文中说：“今兵久不用，未必有福。”“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以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骄，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上执政书》是范仲淹青年时的作品，那时，他就建议朝廷，未雨绸缪，搞好战备工作，可见他有先见之明。那么在几十年后，西夏入侵时，宋王朝的边防又是怎样呢？他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说：“奈何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地，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以致败事。”在延州知州的任上，看到的是：“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上吕相公书》）他还说：“又将帅无谋，不务训练，坐困粮道，唯请益兵。兵聚城中，无舍可泊，人马暴露，时苦寒凛。库缗空虚，不议营构，守御之术，寂寥无闻。”（《上枢密尚书书》）以上是针对将帅说的，那么边备怎么样呢？范仲淹在《论西事札子》一文中说：“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协边城，不出城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又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中说：“今西北强梗，边备未足，京师卫兵多远戍，或有仓卒，辇毂无备，此大可忧也。远戍者防边陲之患，或缓急抽还，则外御不严，戎狄进奔，便可直趋关辅。新招者聚市井之辈，而轻嚣易动，或财力一屈，请给不充，则必散为群盗。今生民已困，无可诛求，或连年凶饥，将何以济？赡军之策，可不预图？若因循过时，臣恐急难之际，宗社可忧。”他还说：“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以致不利。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盖太平忘战之弊尔。”（《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
针对这种现实状况，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防者三》一文中，告诫朝廷：“缘西戎自古翻复，朝廷不可休兵，以启不虞之变。”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一文开始就说：“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虏举十万众，谓元昊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二虏交构之势，何以御之？”他建议：“臣等思度，是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然则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处置边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矣。”他在此文的第一策《陕西和策》中进一步说：“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以和好为权宜”或“以盟好为权宜”，都是一个意思，这里的“权宜”二字，就是“权变”的意思，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就是说，能讲和好就讲和好，如不能讲和好就不能硬来，或一厢情愿地讲和。“以攻守为实事”就是说，平时不忘战，搞好战略，备而无患，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要以攻守求和平，以攻守促和平，以攻守保和平。他还说：“安必虑危，备则无患。”（《上执政书》）所以，范仲淹在离开西北边疆回到朝廷任参知政事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将“修武备”列为第七项，向仁宗建议：“臣请密委两地，以京畿见在军马，同议有无阙数。如六军未整，须议置兵，则请约唐之法，先于畿内并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他认为这样做，“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
三、选将练兵，修城固寨，重农兵屯，以应对各种变故
范仲淹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战备四策·河北备策》中，提出了七件必须要做的事：“臣等固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对于这七件事，择其重要，予以论述。
1．选育将才。《上执政书》：“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将帅在战争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说：“自古兵不得帅，鱼肉无殊。”（《奏上时务书》鉴于“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的状况，范仲淹建议：“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壮士蒙知，必怀报效，列于边塞，足备非常。”他在《上执政书》一文中又说：“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颠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洲，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唐郭子仪，武举所得者也，斯可遗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这是选将之法。
2．拣选士兵。对于士兵，首先主张淘汰老弱冗卒，减少不必要的供养。他说：“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旋降等级，尚费资储。然国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诏诸军年五十以上有资产愿还乡里者，一可听之，稍省军储，复从人欲。无所归者，自依旧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诸道巡检所统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当一。而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谷帛之计，其耗万亿。以某观之，自京四乡千里之间，或多寇盗，盖创置巡检，路分颇多，而卒伍至赢，捕掩无效。非要害者，宜悉罢之。所存之处，资以禁军，训练既精，寇盗如取。况千里之内，抽发非难，又使少历星霜，不至骄惰。彼无用之卒可减万数，庶使诸郡节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既已开导沟洫，复须举择令长，使询访父老，研求利病，数年之间，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税，继以百万之籴，则江淮馈运，庶几减半，挽舟之卒，从而省焉。此亦去之大也。”（《上执政书》）其次，要招收当地精壮之人充实军队。去其冗卒老弱，招收精壮之士代之，兵力自然充实。这些精壮之士，应以士兵为主。士兵，就是边关上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他在《上执政书》中说：“唐陆贽议缘边备守之术，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与今事宜相近，可约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边有云翼招收之军，更可增致，作为奇兵。”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守策》一文中说：“又久守之计，须用士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士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士兵。”他又在《再议攻守》一文中指出：“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为什么呢？他说“臣谓守以士兵则安者，以其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臣谓守以东兵则危者，盖费厚则困于财；戍久则聚其怨。财困则难用，怨聚则难保。民力日穷，士心日离，他变之生，出于不测。”
3．育训将士。对于将帅与士兵，要加强培养和训练。他在《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一文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在学校里培养将帅。鉴于宋朝重文轻武公开办武学招不到学生的弊端，他建议“欲乞指挥国子监，不须别立武学之名，如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二是在军队之中培养人才。他说：“臣切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即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的有机智勇武、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讨论胜策。所贵边上武勇已着之人，更知将略。或因而立功，则将来有人可任。”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当他遇见了骁勇的狄青后，便授以《左氏春秋》，并教导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在他的教诲下，狄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成为一代名将，建立了赫赫功勋。对于军队，他主张要改革兵制，加强训练，并力行之。他到延州后，见军队各有隶属，一盘散沙，人数不少，缺乏统一。他将州城里的兵卒集中起来，得一万八千人，分隶六将，各得三千，责任到人，加强训练，不长之际，便成精兵。他建议：“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阵法训练岁余，俟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更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