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种世衡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范仲淹识拔种世衡于军旅之中，种世衡又成为范仲淹和守之策的得力执行者，二人共守边关，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相得益彰，成为不可多得的挚友。当种世衡先于范仲淹去世后，范仲淹含泪写下了这篇墓志铭。
《墓志铭》首先讲述了种世衡戍边时的才干与功绩。
种世衡比范仲淹大四岁，而且先于范仲淹来到西北边疆，首任同州判官，又移鄜州从事。判官、从事等职都是知州的副手，职位并不高。在他来西北边疆之前，曾遭人诬陷，关入监狱，又被人救出，经几次转迁，才有是任。他性格忠直，不因过去的委屈为念，忠心耿耿，勤于王事，来到边疆就留心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攻守策略。他提出，在故宽州废垒的基础上，修城筑寨，以阻西夏入侵延州的通道。《墓志铭》说：此城成，“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有是三利。”他的建议得到新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的范仲淹的赏识，立即奏请朝廷，让他独当一面，监修故宽州城。种世衡“胆勇过人，虽俯逼戎落，曾不畏惮，与兵民暴露数月，且战且城。”（见《墓志铭》）城修成了，但城中无水，不能久守，他就召来匠工打井。当井打到一百五十尺见到石层时，仍然无水，匠工断定此城打不出水来。但种世衡不信邪，坚持向下打。提出：开凿碎石头一畚（ben本，用草绳编的盛器，类似于筐）箕，“赏尔百金”。匠工见有赏钱，用力去凿，凿过几层石头后，泉水果然涌出，而且水质是甜的。大家欢呼：“这么神啊！有了水井，虽有西夏重兵包围，城内军民就无困渴的忧虑了。”用这种办法，又打了几口水井，完全满足城内的兵民与牛马的饮水。故宽州的经验被传到了边界许多城寨，都仿照着做，解决了那里的饮水问题，其取得的效果是非常大的。此城修成后，朝廷名其为“青涧城”，并授种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城事。
种世衡的才能与功绩不仅仅这一点，还在于他善待羌人，取得了属羌的喜爱与信任。范仲淹在《墓志铭》中说：“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君乃亲人部落中，劳问如家人意，多所周给，常自解佩带与其酋豪可语者。有得虏中事来告于我，君方与客饮，即取坐中金器以奖之。属羌爱服，皆愿效死。”这个特点在当时来说不简单。在封建社会里，大汉族的思想非常严重，常把少数民族群众视为异类，不但歧视他们，而且伺机杀戮，如屠犬羊，所以，汉羌或其少数民族之间的仇恨是非常深的。种世衡能摒弃这种成见，视羌人为知己，没有过人的胆识是做不到的。过去，宋朝的官吏不能善待属羌，那么属羌就在宋夏两国之间，首鼠两端。种世衡善待属羌，投之以桃，属羌自然报之以李，不仅“爱服”，而且“皆愿效死。”在青涧城东北、无定河的北面，有一西夏的羌寨，常过河骚扰宋朝境内的边民。种世衡不动用宋军一兵一卒，多次指派属羌出击，“前后取首级数百，牛羊万计。”这就是种世衡善待属羌直接取得的实际效果。
他还“建营田二千顷，岁取其利。募商贾使通其货，或先贷之本，速其流转，岁时间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刍粮钱币暨军须（需）城守之具，不烦外计，一请自给。”他通过屯田兴农、招商贸易，回易生息，做到了自给自足，不但为国家节约了费用，而且大大节省了民力，功莫大焉。
他爱惜士卒，当士卒有病时，必派一子看护病卒，为其调汤喂药，一直待其痊愈，士卒没有不感激的。他的行为范仲淹看在眼中，觉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连宋仁宗也降诏褒奖，说：“边臣若此，朕复何忧？”庆历二年初，委任他为鄜延路驻泊兵马都监，制置本路粮草，提升为洛苑副使。
范仲淹不仅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他的具体做法，与自己的守策完全相符合，可以说，种世衡是自己守策的忠实执行者，是实施守策不可多得的样板。他引为知己。当他调任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时，多次上书朝廷，要求调种世衡在自己手下干事，任环州知州。朝廷正以青涧城依靠种世衡管理，加之新任延州知州奏说当地人不愿让种世衡离开，所以朝廷拒绝了范仲淹的请求。当然，范仲淹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反复上书，呈说环庆路的困难，甚至提出“环州勾当一郡十三寨，当此危地，须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轻此一路，臣恐将有麟府之祸，虽加罪于臣，无益边事。”他提出：将新授于他的左司郎中一官，转授于种世衡。他说：“臣前乞将一官举本人，非欲鼓激，盖为环州可忧。”在范仲淹一再坚持下，诚心感动了朝廷，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在庆历二年的初春，调种世衡知环州。
种世衡不负范仲淹重望，来到环州后，先“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如青涧焉。”因他在青涧，一段经历，他的名声已在属羌中传开了，连“倔强自处，未尝出见官长”的牛家族首领奴讹，也来城郊迎接种世衡的到来。他们相约，种世衡第二天去部落慰问牛家族。当晚大雪三尺，种世衡的下属说：“这位酋长凶残而又狡诈，他曾经数次向原知州高继嵩挑衅，加之去那里道路险恶，又下了雪，绝不能去。”种世衡说：“我正要在属羌中树立自己的威望，能因此而失信于他们吗？”不听下属的劝告，率领士兵涉险而去。奴讹原本不相信种世衡会来，天又下了大雪，更坚信种世衡不会来。当时他还未起床穿衣服，种世衡已到了他的族帐中。他一脚踢开被子站起来，大惊说：“我们世世代代居住这座深山里，汉人的官从来不敢到我们这里来，你今天在这样大的雪天里能如约而来，是不怀疑我有二心。”就率领本族人跪在种世衡面前，高声喧呼：“从今往后，惟你使用。”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大部分属羌越加信服于种世衡。他又派羌人将领慕恩出兵，讨灭了死心踏地投奔西夏、并受西夏封赏的兀二族，环州内的属羌全部归服。在葛怀敏定川寨战败后，种世衡听从范仲淹命令，率军援助泾州，有数千羌人追随汉军，从此属羌真正为宋朝所用。种世衡还将青涧城屯田兴农、开展贸易等措施用在了环州。在此基础上，又要求各族长修建烽火台，教练民众学习射箭。“繇是缘边诸城，独环不求增兵，不烦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为意”，能做到这一点，朝廷自然高兴，“迁东染院使，充环庆路兵马钤辖，仍领环州。”
再令范仲淹感动的是，他下令修建细腰城时，种世衡正在患痢疾病，此时他年已六十岁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疾病在身，仍率军与原州知州蒋偕相会合，使甲士昼夜修筑细腰城。为了不受西夏的干扰，派人潜入西夏境，制造一些假象，哄骗西夏人；当城筑成后，又召来明珠三族的酋长，宴请安抚他们。《墓志铭》说：这三族酋长“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从，君之谋也。”细腰城是在庆历四年十一月告成的，过了一个月，即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七日，种世衡就病故了，享年六十一岁。可以说，他是病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随后，《墓志铭》追述了种世衡的家世、年轻时的经历，以及种世衡的夫人、孩子情况，最后是铭文。
此《墓志铭》是应种世衡的儿子请求，范仲淹于庆历五年闰五月写成的，距种世衡去世仅五个月时间。在写《墓志铭》时，范仲淹又写了《祭知环州种染院文》，高度评价了种世衡守边的功绩。二文说他“在边数年，聚货食、教弧矢、抚养士伍，牢笼羌夷，无贤不肖皆称之，又出奇以济几事，”是朝廷倚为“一方柱础。”
《墓志铭》仅诉说了种世衡戍边时的众多功绩，但我们从字里行间，清楚地感受到了作者与种世衡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篇《墓志铭》可以说是含着泪写成的。作者的这种感情在《墓志铭》上是含蓄，在祭文中作了充分的表露。他说：“忽焉长往兮，葬于鄂杜；君子忧边兮，尚有胡虏；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边帅之尽如君兮，守此西土。”为种世衡的突然去世感到极大的哀痛与惋惜。
范仲淹与种世衡的情谊毋庸置疑，那么，他们何以能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呢？仔细分析，大体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他们都是很有德行与才干之人。从庆历年间这段戍边的实践可充分证明，论才干，作为一路统帅，没有人是能超过范仲淹的；作为一高级军官，没有人能超过种世衡。无论将他们放在哪里，都成功地抵御了西夏人的入侵，保障了宋王朝国土的安全。而且他们都爱护士卒，善待羌人，重视人命，不愿随意杀戮士兵，对汉羌民众的利益给予最大的保护和照顾。范仲淹的刚直无私的性格在朝廷是出了名的，而种世衡不屈上级的压力，不接受贿赂，勇于坚持正义，招置怨恨、诬陷而遭关押、流放。《墓志铭》上说：“历通判镇戎军、环凤二州。凤之守王蒙正托章宪外姻，以私干君，复欲以贿污君，君正色不纳。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谕王知谦讼君，蒙正内为之助。狱成、流窦州。”由此可见种世衡的刚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因为他们性格才华如此相近，才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时在宋朝廷内兴起了一场朋党之争，大文学家欧阳修为此撰《朋党论》上之。他说：“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他自称自己与范仲淹为一党，这是在朝内；在边疆，范仲淹与种世衡自然是一党；
二、他们守边的策略是一致的。范仲淹在宋王朝对西夏战争中坚执守策。他的具体措施是：选将练兵，增修城垒，兴农屯田，安抚属羌。种世衡也是主张坚守的，而且范仲淹所采取的策略都在他那里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些措施还是种世衡的首创，成为范仲淹向朝廷说明守策正确性的例证。如范仲淹在《攻守议》一策中，呈说兴农屯田的好处时，不但列举了汉朝赵充国、三国时的曹操、唐代天宝年之前的做法，又列举了种世衡在青涧城的做法。“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再如“增修城垒”。在范仲淹来边疆之初，种世衡就上书要修复故宽州城。在他的主持下，“且战且城”，终将城修好，被朝廷命名为“青涧城”。安抚诸羌，又是范仲淹的一策，种世衡做得尽善尽美。他不但安抚了属羌，而且在青涧城做到了“属羌爱服，皆愿效死”；在环州，率数千羌人赴援泾州，“属羌为吾用自此始。”可以说，种世衡忠实而又模范地执行了范仲淹的守策。抗敌御边，难得将帅一心。共同的战略思想，把范仲淹与种世衡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爱护士民的思想是相通的。范仲淹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坚执守策的思想根源就是“重人命也”。他到边疆，无意拓土，志在救民。所以采取了许多措施，根本目的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他爱护士卒，减戍期三年为一年；为了维护士兵的尊严，改黥面为刺手；为了保护士卒的脚手不致冻坏，他胆敢违抗圣旨，不对塞门的西夏实施攻击；他还毫不留情地斩杀克扣士卒伙食费的贪官，如此等等。同时，他视汉羌为一体，同样对待。他在边上修筑城垒，一是为了防守，另一个主要用途就是收纳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羌民。当这些羌民缺食少种时，他多次下令部署司拨发口粮、籽种、牛犋给予周济。他的这些仁政与《墓志铭》中列举的种世衡的做法如出一辙。共同的爱民护卒的思想与行为使他们均博得了汉羌人民的爱戴。《宋史·种世衡列传》说：“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善抚士卒，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宋史·范仲淹列传》说：范仲淹“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二人何其相似乃尔！
四、他们互相尊重与支持。种世衡在年轻时，命运多舛，曾被人诬陷而入狱、而流放。他空有一身才能不被上司认识、朝廷重用，有怀才不遇之感。到了他的晚年，才遇上了范仲淹这位真正的伯乐，识拔他于军旅之中。他一旦做出成绩，范仲淹就向朝廷奏报，不没其功。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一文中，将种世衡列为第一等。范仲淹还多次荐举他，让朝廷委以重任，始终视他为得力的助手。范仲淹对种世衡有知遇之恩，种世衡竭力报之。在庆州之北，有两道大川，一在西，上通环州，一在东，上通柔远寨，都是西夏军队入侵庆州的通道。范仲淹戍守庆州之初，面对两个通道，略感防守力量不足，有首尾难顾之忧。而且庆州之北多属羌，“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西夏戎潜连助为边患”，其“悍猾之性，久失其驭，非智者处，虑复为变。”谁为“智者”能助范仲淹一臂之力？只有种世衡。范仲淹对种世衡评价是：“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情”（《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种世衡成为环州知州的唯一人选，这才有了范仲淹的多次举荐。种世衡不负范公的重托，他来环州，立即采取了许多安抚属羌和巩固边防的措施，成功地卡堵了西夏入侵庆州的西北通道，帮了范仲淹大忙，才使范仲淹无后顾之忧。在范仲淹离开庆州，仍然主张在环州修筑细腰城时，种世衡接到命令后，不顾自己病痛体弱，立即付诸行动。最后，鞠躬尽瘁，病死在了城成之后，可见种世衡的忠诚。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古话。
范仲淹与种世衡，守边安民，其志同；共执守策，其谋同；修城屯田，其功同；爱兵抚羌，其心同；汉羌共祠，其威同，他们的情谊岂不深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