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朋友家,他未归,我在门房处等。门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削瘦,头发单薄,背有些佝,有种提前衰老的痕迹。
北风刮着,他让我屋里等。
狭小的值班室,一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放着古装剧,图像嘈杂。电灯孤魂般垂挂,狭窄的木板床,床上床下都堆着杂物,墙上铁夹子夹着订奶票据之类的东西,像所有的值班室。
门房一点点絮叨起来,像很小心地慢慢拧开水龙。水流细小,热情而克制,怕人家厌,见对方并没表示怎么厌,有时还附和他一两句,话就密起来。他的神情小心而感激,小心是因为提防着人家不知何时听烦了,感激是因为对方直到目前还在听着,尽管是心不在焉的,时不时朝门口探一下脑袋。
他说自己其实是很能干的,会做木工会修电器,只是身体不好,没法出去揽这些活,不过,他的神情骄傲起来,人家知道我会修也有请我上门的,喏,我前个月就帮户熟人修了只电视,弄了半天就修好了,他硬留我吃饭,还送我两瓶酒。他指指床下,证明他并非撒谎,酒在那搁着。我晃了眼,似乎是两瓶包装简陋的酒。这酒八成他舍不得轻易喝,这是一个男人手艺的物证。
他说着,我无可无不可地听着。屋里有种荒芜,只亮着两根管子的取暖器有点生气。
他起身找些可给“客人”吃的零食,他样子慌张,生怕找不到,我就要起身走了,而那简直等于把他扔进荒山。或许,他这儿从没人坐过这么久,虽然是人人必经的门房。退休的,赋闲的,他们三三两两都有自己的圈子,天气好时,他们坐在院里晒太阳,打几圈麻将,说说闲话。天气不好时,他们各自呆在家里洗洗涮涮,等家人回来开饭。总之,没人跟他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他是谁?一个门房,一个看起来窝囊、无能和窘迫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孩子敢顶撞他,老婆敢辱骂他——老婆和孩子,这是他曾有的财产,不过现在没了,他含糊地说老婆带着孩子走了。
这份工作,可能还是辛苦仰仗熟人得来的,陪笑说了许多好话,送了些对人家瞧不上的礼,土特产什么的。于是有了这间庇身之所,电视和取暖器都是公家配的,这就让他感到够知足了。
总算,他从一个旧铁盒里翻出半包盐瓜子,铺在桌上,嗑点,嗑点!他近乎请求,好像我嗑了就表示了某种承诺,承诺我不会这么快走掉,他再叨自己的事就有了理由。我拈了两三颗在手上,他接着说下去。他说起从前,他二十岁从老家出来,到过许多地方打工,芜湖,武汉,后来还和同乡一起到福建南屏做了点小生意,说这话时他神色里有了些男人的力气。生意虽小,也是生意啊。而做生意是件让男人多么有底气的事情,它显示出男人的能耐,这能耐在他身上曾也有过,不管结果如何。
他谈起那些地方的一些事情,知根知底的口气,“南屏那个地方……”,仿佛他不是以一个小本(或是蚀本)生意者的身份去的,而是一个游历很深的人,对所到之处有着丰富与深入的见解。这一刻,尊严重新在他身上回来一些。但他很快有点沮丧,他说年纪一晃就大了,事不好找了,这些年没有规律的生活把身体也搞坏了,只能将就着找份事。他似有些不甘,一个从未完成过志向的男人的不甘。
北风在屋外刮着,他把取暖管固执地移到我跟前。他说,我不冷,一点不冷——仿佛说话已经使他最大程度地取了暖。
朋友回来了,他送我出来,脸上有些遗憾,遗憾朋友回来早了,不然他可以再多说些。他说,走好,下次来!就像我本来是他的客人。
再去时,他不在了,换了一对夫妇,女人爽利地蹲着洗菜。一样狭小的屋子,一样十四寸黑白电视,可是一切都不同了。烧饭炒菜,屋子就有了活气。想起那个门房,上回来时,他的门是半敞的,其实他能从窗子看见院门动静,但他把门敞着,像生怕漏掉一个本想到他屋里坐坐的人。那天很冷,像要下雪。床下的那两瓶酒,他应该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