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历史勋绩虽高，然却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全面衡量其功过非此处之意，我们要追问的是，通过郭嵩焘与早期留欧船政生如严复、马建忠的互动关联的梳理，究竟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
第一，这是一种时代的大变革期所产生的特殊现象，此前既无公使放洋，也无政府派遣留学生之说，也就谈不到公使与留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此后的公使与留学生，则很难上升到郭氏与严复、马建忠那代人互动的思想和精神高度。这其中既有惺惺相惜的前辈对后代的“高山流水”之音，也有大时代造成的身份变异与认同趋强的若干因素。尽管郭嵩焘是那代人中通晓洋务的杰出人才，但其基本立场仍是“中体西用”，这一点在其为丁韪良著作撰序之际充分表现出来。一方面他表态“嵩焘老病残衰，因冠西追思戴氏‘无艺’之言，自以愧悚”，但另一方面却是“为扬其义于简端，昭示天下学者，俾知西学之渊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这样一种“中国本位”的立场，彰显无疑。“西学中源”的思路，并非郭氏首创，但其思路明晰表达，却足可见其定位选择。所以，郭嵩焘之关注留学生群体，其思路不外乎习得西方长技（当然不止于技术本身），巩固中国文化与制度。
第二，郭嵩焘眼界开阔、识力深远，他不但充分意识到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主张大规模学习西方，而且意识到专业选择和多元化的必要性，故此强调：“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当时西方之胜于中国，首在“坚船利炮”，所以日后洋务运动的核心也在于如何购置舰炮、强军振武；而相应的经济、教育举措，也大都围绕这一思路进行。譬如李鸿章强调之所以派人留德，就是因为：“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亟应及时联络，师彼长技，助我军谋。”这种见地，即使不算“本末倒置”，至少也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点上。郭嵩焘通过驻欧经历，不但超越了表象的军事层次，而且已经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西方国家强盛的关键之处，直逼作为“根本”的各类制度。尽管如此，郭氏还是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问题。他曾在会见英国学者后慨叹：“所愧年老失学，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这种自惭表达，显示出郭嵩焘作为一个士大夫不断进取的可贵精神，尤其是明白了“学无止境”的深层含义，而且意识到开通西学视域（尤其是以语言为媒介）的重要性。
第三，郭嵩焘并非横空出世之人，而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语境造就的代表性精英。他是在历史的大时代风云之中被磨砺出来的“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正如王韬当年所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正是在其时中国变幻莫测而又激烈震荡的大国博弈平台上，像郭嵩焘这样一批精英人物接触了异国、认知了西方、形成了最初的世界观，也反映出开明官员的转型动向。当然，这样一种“睁眼看世界”的选择，并非仅是外交官群体而已，譬如近代口岸知识人的出现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并由此出现了一批游历者（或广义留学生）如王韬等人，他们与东来的传教士一起在晚清语境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又一轮“西学东渐”浪潮，对现代中国之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这一点，在郭嵩焘对中国语境里中西文化触碰历史的自觉认知中可以得到印证：“自明季利玛窦倡西学于中国，近伟勒亚力所著书犹精，冠西遂讲明而传习之。三人者相望数百年，号为博览，而冠西之功尤伟也。”但必须指出的是，相比较在主要留居本土引入西学的留守群体，外交官作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主要部分，其意义不容替代。虽然这个群体人数有限，但毕竟他们是长期驻外，更具有政府支持的官方背景，再加上那代人仍具有士大夫的基本品格和意识，故此在沟通中外方面，仍有其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这主要表现在，由他所开辟的外交官与留学生的互动关系，对未来中国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的。事实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出现了如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等一些相当优秀的留学生（当然后两者兼有翻译等身份）。日后留学生成为外交官群体的重要后备力量，则充分显示出郭嵩焘这样的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当然，以郭嵩焘的卓识锐见，显然并不简单地以留学生为外交官之替补为限。更重要的是，他已意识到西方发达之根本在各类制度，故此留学生归国之用必须以“广大眼界”视之，所以不惮费尽周折，也要让严复留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进一步深究学理，而非简单地跟随大队人马去舰船实习。事实上，严复与马建忠的例子分别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而有趣之处则在于，这两位，甚至更多的留学生的发展都与李鸿章有关。因为作为当国重臣的李鸿章，其时握有大权，对娴熟洋务的人才更是尽力招揽，不过相比较马建忠的更得重用，严复无疑相对并不得志。这当然也与马、严二君与李氏的早期渊源、自家性情、时代机遇等相关联。但从长远来看，马建忠不过成为一个大时代里的过客，以他与陈季同对法语的娴熟和法国文化的认知，本该在西学东渐方面更有“别出手眼”之大贡献才是。然而事实却是，马建忠虽在李鸿章帐下成为一个交涉外务的行家里手，但终究没有用其所学而一展长才。而严复却因为“官场不得志”而得以成为一个继往开来的一代“启蒙巨子”，甚至被后世伟人推崇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也可算是造化弄人。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或许是，严复和马建忠的路径究竟又说明了什么？外交官与留学生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胸怀大度、放眼未来的高级外交官（如公使、参赞等），是否就必然能造就优质的留学生？其实不然。留学生之求学异邦，即便是在那个官方占据完全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主要仍是一种多靠自己的个体性学习养成活动，故此留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至关重要。至于公使，毕竟是主掌大局的使节身份，需要任事方面尚多，故不可能对各类细务面面俱到，对留学生就更是如此。即便爱才如郭嵩焘，他毕竟是一个高级外交官，如果过分强化其对留学生的教化之功，那么教育官员的任务又究竟何在？故此，在突显郭嵩焘作为公使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教育官员的重要性。那时，主要是留学生监督。1877年，沈葆桢联合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英、法，这是“留欧船政生”的正式开端，李凤苞被任命为监督，与法国人日意格同率学生赴欧。
但留德学生要略早些，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乘洋员李劢协（Lehmeyer）
归国之便，派遣七名武官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此乃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滥觞。其中，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三人因与德国教官冲突，而被罚往工厂做工。其时德国尚未设使馆，由郭嵩焘代管，他派张德彝（1847—1918）赴德处理此事。张德彝经与德方再三协商，乃改派三人往海军学习。临别返英，张德彝有这么一段话：“诸君离家万里，当思跋涉不易。既蒙相国派来学习，须不负其栽培之意。况朝廷以水陆兵法为要务，学成回华，不惟效力国家，亦可光耀宗祖。其有亲老在堂者，不免倚门之望，一旦荣归，既慰亲心而更悦亲心也。况经洋人带同前来，自应听其指示，凡事忍耐，屈己从人。”应该说，这段话还是很为推心置腹的。如果不是因为外交官不远万里的居间调停，这批留德军事生很有可能“发而不果”，未必不会重蹈“留美幼童”的命运。可仔细考究起来，欧洲各国版图虽小，但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旅行距离并不近，尤其英伦远在孤岛，往来大陆费时。故此各主要国家分别设馆已是势在必行。
更因为郭嵩焘、刘锡鸿的正副使冲突，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实际上，在驻德使馆的创建过程中，刘锡鸿功不可没，应当肯定。而从刘锡鸿到李凤苞，则中国驻德使馆终于开始在德国立定生根，对留学生的照管与互动也相对更密切些。可追本溯源，应当提及作为首任公使的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和善待学子。
郭嵩焘的失败，并非仅是一个个体失败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大时代对中国及其精英人物的考验。时间未到，见地再高，亦为枉然，更多时候往往是“先知先觉者的悲剧”。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显示出中国传统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精神，也接近于现代学术里普遍理性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路。关于其时的“事不可为”，李鸿章在复郭嵩焘函中做了最好的解释：
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须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于是年冬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传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从1874年开始，李鸿章就意识到发展近代工商业，尤其是基础交通通信设施的重要性。甚至主政的恭亲王亦赞同。而掌控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等居然不能做出抉择，由此亦可见传统文化势力的强大和不可轻忽。而正是在守旧势力如此强大的背景下，郭嵩焘万里投荒，不避讽议，在遥远的异国“番邦”开辟下了宏伟的近代中国之外交大业。而留学生的踵迹而出，则更显示出泱泱中国的“后继有人”。郭嵩焘短暂的驻欧生涯，所接触的留学生当然远不止严、马二氏，但就质量而论，严、马二君确实很有代表性。无论是就身份、年纪而论，还是性情、志趣而言，马、严二君都不太一样，但郭嵩焘却与他们都建立了深厚的私交公谊。郭嵩焘与严复的交谊，乃是“棋逢对手”的忘年知己；郭嵩焘对马建忠，则既为僚属，又有师长情谊。性质虽有不同，但为国储才之心，则无二致。确实，严复、马建忠，包括这里未及详细论述的陈季同，其实都与郭嵩焘有深厚的公务、交谊与思想关联。没有郭公使的提携、赏识和关照，他们的留欧生活恐怕既会少却许多便利，更会缺乏一种精神上的鼓励和刺激。所以，可以说，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公使，就其暂时的政绩和事功来说，是不太成功的，无论如何被撤职离任的结局都很不理想。但我们如果从长时段来评估，郭嵩焘对中国走向世界的贡献可谓大矣。即便是以上略显蹈空的宏大意义不论，具体言之，他至少有三大功劳：一是他开辟了使外第一轮外交，获得了英、法政界和舆论的认同；二是他同时培养与打造出一个近代中国外交人才的团队，无论是李凤苞、张德彝（后来都成为公使），还是作为留学生候补人物的陈季同、马建忠等人，无论是曾否担任外交官，都在日后的外交场域中有过出色之表现。在陈季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先是被李凤苞商调赴德，任武官多年；后又任职驻法使馆，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三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作为公使的郭嵩焘，高度重视留学生的教育与养成，尤其身体力行，对杰出人才进行“因材施教”的培养。虽非有意为之，但其效果非常明显，对现代中国之学术与思想建构影响甚大。严复因其渊雅古驯的译文《天演论》等译著，对同代或后来的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如梁启超、鲁迅、胡适乃至毛泽东等，均影响极大。他因译介西学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成了一位继往开来的“巨人”。马建忠之撰《马氏文通》，开辟汉语的语法学；陈季同更因沟通中法文化，成为现代东学西渐过程中具有中国主体性意义的开辟性人物。
功名老兮，壮志尽兮。当年扬帆启程冒着那么大的讥议，而此时郭公使归乡的旅程，竟然也是如此的尴尬和无奈。冥冥之中，或有造化之手的拨弄。然而，郭嵩焘所开辟的，却是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必经的“荆棘丛生”之路，没有挫折，何来坦途？不经风雨，何能大度？不经烈火，如何涅槃？故此，郭嵩焘所走过的漫漫风雨路，表面看去或只是他个人的生命轨辙，但他所留下的足迹，注定必将为后来者所重履。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前赴后继”，而且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薪尽火传”。如谓不信，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后来者的孙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