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1931）成为中共早期的杰出领袖与宣传领导人之一，与其留法时代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1913年春，蔡和森先入湖南铁路学校，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只就学两年，即于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2班，1917年6月毕业。1920—1921年，蔡和森举家赴法（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爱人向警予），后因里昂中法大学事件而被强行遣送回国。如果要谈到蔡和森的留法活动，就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李石曾等推动勤工俭学运动的宏观大势以及湖南地方文化与教育语境的孕育等多重因素。国内背景中最直接且最重要的，则是源自长沙（湖南）的新民学会。蔡和森少年有大志，与毛泽东（1893—1976）同为新民学会核心人物，其于1918年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时，曾有诗言志：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我自治，为学志转坚。
语言或则一般，但气象确实万千，从中我们可以想见那代精英人物将磅礴而出的大气。在“五四”影响下的学生组织的兴起过程中，位于湖南的新民学会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团体。相比较毛泽东的“沉潜中国”并最终“大器形成”，蔡和森的“举家赴法”与“革命实践”也同样值得充分关注。因为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形成关系，我们必须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及其进程。
蔡和森等人的迅速成长和左倾，固然有其个体生性气质在起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正是在与华工阶层的密切互动之中，勤工俭学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样一种整体背景也绝不可忽视。这一点，看看李立三（1899—1967）的自述就可以清晰地得到印证：
尚在部队时，阅读新报新刊，痛感基础知识不足，产生回校读书的想法。恰好获悉有中国学者和进步学生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前往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的预备班，于1919年4月至9月在那里学习。
1919年5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学生运动，此时我在北京，但除了参加学生游行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同年10月，我动身去法国，起初向留法勤工俭学会借钱，在一所法国学校攻读法语，尔后由勤工俭学会介绍，去三侠孟钢铁厂，在翻砂车间当学徒工。
1920年法国革命运动高涨，法国共产党组织了一次大罢工，有我厂参加。我的师傅是共产党员，他动员我参加罢工并在广大华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我就这样做了，但收效甚微。随我一起参加罢工的华工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大约500多人）没有参加。然而，通过这次大罢工，我首次目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看到了广大工人所表现的高度热情与团结友爱精神，使我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事后，师傅经常和我谈心，向我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给我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让我阅读。在这位师傅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下，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普通的知识青年，一步步走向勤工俭学之路，并最终选择革命职业的。这其中固然有个体本身的“真理追求”和“出路寻找”的重要线索，但大势裹挟本身似乎也不能不予以充分的注意。如果没有勤工俭学运动的声势浩荡以及提供机遇，像李立三这样的一般青年绝对不可能如此容易、便捷地获得留法之可能。同样，在留法期间，如果没有法共、法国工人乃至更深层的“背后推手”的作用力，李立三也不可能与赵世炎等人走向具体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就是政党雏形）的创建步骤。乍看去，那个时代的青年之走向左倾非常偶然与迅速，但细细推敲，其偶然之中也孕育着必然的因素。
客观地说，就留法勤工俭学生而言，虽然都是因“五四”熏陶而出的青年精英人物，但至少有政治倾向与文化倾向两种大思路。在政治范围内，右倾（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导）与左倾更是势如水火；而即便是在政治左倾的俭学生内部，也是有“二元之争”的，即蔡和森、李维汉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与赵世炎、李立三等创立的“勤工俭学会”在最初是分道而行、主张相歧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认识到华工是最重要的活动范围。1921年初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转移阵地，“带领几百名学生去克鲁梭一家法国最大的钢铁厂，那里的华工当时就有5000多人”。显然，华工人数的多少与规模，是他们选择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毕竟，对于已经立志从事政治活动的青年知识精英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用武之地”。既然身处压迫深重、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强大的法国，那么具有同文同族优势的华工群体，自然是最佳的可能施展手脚的“阶级基础”。当知识精英面对普罗大众，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知识层次。而即便是在这个层面说问题，是否上升到理论高度则为最关键的标准之一。
蔡和森，则有着相对更为丰厚的理论功底，譬如他当时就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两条不同路径：“凡稍微研究社会学的，莫不知道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和法国蒲鲁东的学说，显然分为两大学派，而法国异军突起之Syndicalisme，实受蒲氏学说的影响，才立为确定之主义。”马克思——蒲鲁东的对立，乃是欧洲思想史里的一个基本分野，李石曾就将二者学说列为对峙两极，并立场鲜明地褒蒲而贬马，“蒲氏（指蒲鲁东，笔者注）是马克思同时最大的敌对者；马主无产阶级专政独裁；蒲主联合与互助；蒲氏联邦论不亚于卢梭民约论，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书原名为TRINCIPE FEDERATIE”。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清晰的代际立异。李石曾的立场是极明显的“褒蒲贬马”，而作为后代人的蔡和森等则恰恰要反弹琵琶，他们是“拒蒲崇马”。既然推崇马克思，那就免不了接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即阶级斗争学说，而要斗争就必须建立坚强的政治组织，则建党意念已呼之欲出。这一点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充分表现出来：“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犹不讳嫌疑于政治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现无望，心地不纯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人去做？”此信作于1918年8月27日，彼时新民学会的留法时代尚未开始。可见，组党的想法早已有之，并非仅是因留法而得到启发；而在留法之后，由于较为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述，蔡和森的认知更深入一层。而这与国内同仁的思考与行动很合拍。通过彼此通信，毛泽东在复信中已经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未来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对蔡氏之主张极表赞成。可以说，基本上大家殊途同归。相比较国内以“南陈北李”的留日学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事业，在法国（欧洲）则同样是一批精英分子的“殊途同归”。譬如说陈毅就是一个例子。陈毅留法两年，从1919年10月抵达马赛到1921年被法方驱逐，正是青年时代的关键时刻。对这段生活，除了做工之外，他自述道：“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这段话很重要，这就是陈毅留法时代的主要知识域拓展，一为革命与理论的兴趣，一为法国文学的兴趣，陈毅少年时代的挚友称“回忆三十年前的陈毅，无论如何发现不了他有军人的气质和修养”，将军本色还是诗人。可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天性的人物，在留法时代也将重心首先放在了社会主义理论上，由此可见其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风向所在。
1921年是留法学生风起云涌的“参政”时代，最终以试图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悲剧结局”告终，而蔡和森、陈毅等人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驱逐归国，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重大刺激，但同时也是留法学生左倾政治化的重要标志。行者以一种坚决刚毅的态度投入到现代中国的革命浪潮中去，正式进入了刚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骨干力量，如蔡和森旋即当选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在中共“三大”之后则进入政治局；而留者则以坚守位置的姿态开创了颇为壮观的旅欧少共运动，如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是其领袖人物。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大幕中，他们或许数量有限，但作用绝对至关重大，值得特别关注。
在勤工俭学生被驱逐归国之后，整个留法学界的情况似乎已经颇为不同。王独清认为“自从那一大批勤工俭学生被强迫送回国了以后，在欧洲的留学生除了极少数是思想前进的分子而外，其余的多半是具着整个前世纪的头脑的人物，而其中最使人起反感的便是曾暨一部分人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对他们的形容则为“这班人在当时留学生中算是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费生有着勾结，一面又和勤工俭学生相周旋在一种中间地位所养成的相当势力之下”。他这话说得并不完全，虽然蔡和森、陈毅等被遣送归国后，确实损失了一批精英人物，但周恩来、赵世炎等仍在法国，他们不但接过了火炬，而且把“勤工俭学”运动直接引向了“旅欧共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