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之创办豆腐公司，乃是中国现代史值得大书一笔的标志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相当程度的理念符号意义。这样一种符号，主要代表的是以李石曾为代表的俭学思想。现在看，因了勤工俭学而展开的历史波澜，乃是一种偶然中带有必然的逻辑进程。但在当时，却是可以被认作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念革命之举。如此看来，李石曾俭学思想的萌动，实在并非可有可无的“灵光一闪”的小问题。
当初借助外交官的助力和自身的家世背景，李石曾得以留学生的身份而远来巴黎，并借助这重文化资本，甚至办起了豆腐公司。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豆腐公司的事业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就，而外交官的身份和人脉也已起着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孙宝琦的任期苦短，在法国任上不久就移职他就，那么此后若干任清廷驻法公使如刘式训（1868——？）等人，他们并非没有可能振作精神、发展对法外交事业，更是开辟华人在法的长久事业空间。但查其实际，亦复不然。如果说清季驻法公使还有诸多不可言说的苦衷，以及受到最初走出国门时作为使者的本身素质限制。可到了民国初肇，各种制度大调整之际，外交官体制亦有不小的变化，所谓“民国建立之后，中国仿照西方模式，改组外交人事行政体系，逐步确立了外交官领事官考选制度”。随着清廷任命公使刘式训的去职，以胡惟德继任为代表，也可看做“改朝换代”的标志。不过历来的革故鼎新都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主义来操作，更何况是外交这样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不可能完全“打乱重来”。再加上北洋时代主政的军阀几乎都是清末政坛人物“化身变出”，这一点就不言自喻了。我们只要看看胡公使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原本也就是旧体制中教化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如果仔细考究，李石曾又何尝不是借助清季家世的荫庇而获得资本重组的可能？更何况，此时的李石曾也不再是当初刚来法境时的弱冠青年，随着岁月的演变，他已经逐渐成为中法交流领域里的重要人物之一，虽然意气风发的“英雄气”一点未曾消减。
当时的外交场域比较奇怪，北洋政府由于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弱势，不但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整理，而且彼此之间互相钩心斗角，不能形成合力，甚至在对待若干涉外重大问题上也往往陷入“角力怪圈”。尽管如此，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民国精英人物仍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维护甚至扩张国家利益的工作，而外交官因其地位特殊，无论如何，都难以辞谢在其中扮演相关角色。从北洋政府的“法国借款”，到与勤工俭学生纠缠不休的“善后事件”，再到风起云涌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公使所处的位置将其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不得不直接面对各种复杂因素和阶层利益博弈而产生的乱局。说实话，陈箓上任之际，正是勤工俭学运动轰轰烈烈之后的“滞涨”与“转型”时期，其局面之繁复、利益之错综、形势之混乱、措手之困难，皆非常人所能想象。故此，其应对仓促与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并非不可理解。
1920年9月17日，陈箓被任命为驻法公使。此时，正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爆发期，大批学生在没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背景下漂洋过海，来到法国。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之立意固然甚佳，此前也并非没有试验和准备，但规模的过度扩张之后果，仍为他们始料不及。可以认为，这样一种运动的过度扩张与展开，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毕竟这涉及数千人的直接利益。所以，幸与不幸，陈箓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之中。我们说过，民国时代外交官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职业化比较明显。就拿驻法外交官来说，从胡惟德到陈箓无疑是重要转折时代，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晚清时代培养出来的兼通外语和外交的职业外交官。对于李石曾等来说，中国驻法使节的变化，对他的活动来说当然是很有关系的。在此期间，李石曾的身份亦在变化之中。如果说清民交接之际，他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叱咤风云，但在革命成功之后，他并未以功臣自居，更未出任民国要职，而是以一种民间身份活跃在中法两国之间。正如他当初自豪地与孙中山相约，一者筹划全国铁路畅通，一者筹划全国教育文化增长。在他们想来，一旦交通教育各有成就，则国家之富强必指日可待也。他们都立定于民间立场，仿佛只要目标正义，就可以通过努力而达致，这样一种历经忧患之后的理想主义情怀固然让人敬仰，可进入具体语境，往往过度的乐观主义会带来无穷的实际困难。对于怀抱文化浪漫主义的李石曾来说，正是如此。
我们注意到，李石曾的在法事业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在场线索，那就是经由留法时代的张静江影响，而进入经济场域，由豆腐公司创办而生发的俭学——勤工俭学为主线的文化教育事业。平心而论，当辛亥革命胜利，党人纷纷参政乃至分割权力之际，李石曾等人却“功成不居”，反而在北上行舟中大谈社会改良（“八不”、“进德”、“立志”等）之类的话题，并发之为社会运动。组织“进德会”，明确提出“亡清之腐败，积社会之腐败而成”，故此目的在于“为社会树之风声，庶新社会可以成立，而国风丕乎其变焉”。这当中自然有此群体一贯的社会革命思路为底气，但必须指出的是，既然要干涉社会，无论如何，就难免与政府发生剪不断理还乱错综复杂之关系。即便就促进中法交流事业而论，20世纪初李石曾的活动，乃是具有极为重大开创性意义的筚路蓝缕工作，也较易得到官方的象征性支持，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驻法使馆，情形已经大变。一方面，李石曾已经俨然是中法交流场域里的名流，再加上他力能“通天”，在政治场域也同样具有“新旧通吃”的巨大能量。使馆对其敬畏有加，但因其活动范围和风头远出作为政府代表的使馆之上，恐怕也未必不有所忌惮乃至妒忌。另一方面，民国时代中央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弱，公使本身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大，李石曾主导的勤工俭学运动，想得到作为政府代表的驻法使馆的真心与大力支持，其实甚难。这是场域定位之利益决定使然也。不过话说回来，考虑到李石曾作为兼具政治、社会、文化多重资本的民间人士，要陈箓这样经验丰富的官僚去当面得罪他，也是不会。
作为新任驻法公使的陈箓（1877—1939），乃是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在1920—1928年任职巴黎，担任驻法公使达八年之久。民国时代外交已做重要调整，通外语与外交的专业性人才更受青睐，这是此期外交转型的重要特点。陈箓自己算是法文科班出身，又有留法专业背景，自算是使法的理想人选之一。李石曾当初无兴趣接任驻法公使之职，乃在意自由做事的空间和可能，也与他们这批人接受安那其主义影响有关，不乏一种“布衣王侯”的浪漫情怀。但真到了具体的政治场域布局占位之际，他也一点都不手软，在民国时代法国文化系是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而以他作为国民党四老之一的政治身份，对日后的驻法使节人选无疑有一定影响，顾维钧固然是职业外交官，但魏道明就显然近乎其“囊中人物”。1937年冬季，李石曾由巴黎抵达莫斯科，试图对中国抗战之国际格局有所促力。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对李石曾不太“感冒”，他认为李氏乃“纯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而又“将哲学和外交混为一谈”。可无论如何，李石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对于中法交流场域来说更是如此。他由一介留学生身份而创办起豆腐公司，经商虽不成功，却由此酝酿发动起俭学运动，进而借助时势扩展为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其能量固大，而意义尤其不可低估。
就勤工俭学生来说，对民国的外交官是不太“感冒”的，何长工就清楚地记录了他们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后，抵达马赛港（Marseille）、初见“父母官”的印象：“当时出面接待中国学生的中国驻马赛领事，竟是一个法国人。学生们一看就凉了半截。这位‘中国领事’，对学生漠不关心，就连学生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事后得知，这种任用洋人充当领事的有损国家独立尊严的事，在驻美、驻英等领事馆中也同样存在。”这样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当学生们一到法国，就觉得举目无亲，都有一种海外孤儿的感觉”。何氏的回忆，或不无夸张之嫌，但本当让人有亲切归属感、代表祖国的外交官，至少没有给万里投荒、远道求学的莘莘学子以好印象则属无疑。
1921年2月28日，乃有所谓“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天早晨，约400名居于巴黎近郊的勤工俭学生，有组织地向中国驻法使馆示威，高呼要求“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勤工俭学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国际化的诉求。因为事件发生在巴黎，一旦示威活动声起，必为法国乃至国际舆论所关注。驻法公使陈箓开始时不想与学生见面，后来迫不得已，才在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与大家见面。作为北洋军阀时代的驻法公使，胡惟德（1863—1933）、陈箓二君都是职业外交官。他们在任16年，基本覆盖了整个北洋时代。相比较国内走马灯般转换的总统与总理，胡、陈二公使可谓都是“相对稳定”。一任八年，时间确实够长。如果说，早在清末之际，孙宝琦就已经意识到驻法公使馆理当有所振作、办些实事，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在民国外交官技术官僚化的进程中，胡、陈二位公使的表现究竟如何？实事求是地说，似乎不敢恭维。作为任职甚长、且享“法国通”美誉的驻法公使，陈箓本可算作一个“干吏”。但勤工俭学运动的巨大漩涡，一下子就将陈箓圈入到难以自拔的尴尬境地。1921年2月，甫上任不久的陈箓就遭遇到棘手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请愿事件。
早在1915年6月，李石曾就曾在巴黎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过“勤工俭学会”，明确主张以工兼学。但真正将这种思路推广而成为现代中国场域里的一起轰动性的事件乃至运动，是在1919年1月，李、吴等再度联手，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借助巴黎和会的国际背景与“五四”运动的浩荡威力，留法勤工俭学蔚然成为风尚。但作为主事者的李石曾并无周密规划，手下又乏任事能力，故面对蓬勃兴起的勤工俭学运动以及赴法达1600多名的学生，有些束手无策，大批学生在法不久便陷入入学不得、工作难寻、生活窘迫之境。在此背景下，华法教育会竟然“施霹雳手段”，1921年1月发出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应该说，勤工俭学的事业和问题是李石曾等人发起与导致的，勤工俭学生的义愤和抗议是华法教育会直接点燃的，可最后的烂摊子却要使馆来收拾。作为新任公使的陈箓心内的“无名火”想来可以理解，但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因为学生转向政府申诉乃至求助，并非毫无道理。毕竟子民有难（尤其在国外），政府没有理由不予以帮助，而中国驻法使馆则理所当然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法的唯一机构。但北洋政府其时内乱不休，拙于财力，根本不可能像学生们希望的那样予以资助，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之能尚且难以收拾，何况是他一个只有名义的公使？陈箓久经宦场，自然善于打“太极拳”，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学生们竟然不吃这一套，甚至发生了1922年3月四川留法学生李合林用手枪枪击陈箓座车未中事件。
李石曾与驻法使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华法教育会是怎样与中国驻法使馆发生关联和沟通的？有论者将责任推到当时的政权方面：“乃不料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各省的地方政府，对于这一运动，不是看得过于严重，即是估量得太低，绝对不肯为国家或地方作育人材着想，在留学经费方面，稍给资助（自然也有些省份是例外的），而驻法使馆，却因过分歧视这个运动，不惜多方阻挠和破坏，以致演成纷歧错杂的思想，造成国家民族的现局！”这一评述不可谓毫无道理，但却也有些过于为吴、李等始作俑者开脱。勤工俭学运动之起也，原本是李、吴等人一力鼓吹推动，说到底这是一种发自民间的社会运动，而非政府主导的派遣行为，如果李石曾等人谨守知识分子立言立场则罢，关键是他们直接介入了具体的组织活动，并且承担职责，所以说到底他们的责任是不可轻卸的。当然，华法教育会的组织，其初衷当然是为了借助法国教育制度，培养中国新一代人才，但往往歧路亡羊，这种具体操作中的偏差与后果之前理应有足够之考虑。这是后来者必须引以为鉴的。
总体来看，外交官、留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延续自郭嵩焘、孙宝琦时代的提携与互动，反而在此期愈益演化为一种对立和对抗的关系。这最终导致了中国驻法使馆居然借助法国军警力量对勤工俭学生进行镇压，以一种暴力手段解决了发生在异域的“官——民冲突”，开启了非常不好的先兆，使得这样一种对抗性关系从海外延续到国内，并最终影响到未来中国发展的整个政治格局。究其原因，则相当复杂，包括俄苏推手、法国态度、勤工俭学生内部分化等因素都有，但陈箓领导的驻法外交官群体、李石曾主导的华法教育会之间的定位矛盾使然也是必须充分关注的。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不仅是简单的外交官——留学生的简单关系，还有华工群体的出现。而就李石曾等人的基本思路来看，最初的理念是行之于工人的。按照工人的说法：“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开始只提倡留法俭学，以后，由于受到豆腐公司工人业余求学的启发，才改为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如此看来，豆腐公司虽然日后并非“功德圆满”，但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不容忽视。此后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契机，大批华工赴法，乃有华工教育命题；而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仍有大批华工留居法国，因其数量颇大，自然与外交官、留学生构成相应的华人社区的基本雏形，其意义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