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飞了，狗跳了，东家内客不孝敬公婆，西家孩子考上大学没有钱读书，这些事都得村干部管。
村官在清朝在民国时叫保长，十户为甲，百户为保，甲长保长都是村民选出来的。保长有些意思，村民之保姆，村民之保护人吧。
都改朝换代好几回了，可村官的这些性质始终没有变。
村干部现在多了去了，村支委、村委会、村合作社，都有头儿，都有组成人员，他们都叫村官。
在采访长街镇月兰村原村委主任徐大和时，他说：“下洋涂工程开建了，我干村主任，得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保县重点工程的顺利开工，另一个是保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他说的还是保的事。
下洋涂工程是国家的事，村里当然表示支持。有些村民就不理解，以为是村干部将海涂卖了。
这事让镇里、指挥部说都不好，村干部这时就说了话。村干部东家长、西家短的，嘴一开口，把正理也加进去了。他们讲的是：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海涂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一定时期）属于集体。
目前，月兰村有海涂3000多亩，取得使用权证后，再承包给养殖户。这些海涂都在按规定支付补偿款后被收回使用权了，县政府在海涂围垦后以8%的土地面积返还集体作长期无偿使用，这为全省首创。政策出台后，浙江省水利厅、海洋局前来取经，并在全省推广。
村干部的说法让村民理解了，接受了。在月兰村，矛盾最大的是山林的征用。别处没有这事，因为这一带有山林的村庄不多。月兰村有320亩山林被二标段作为工程采石用场地。
这320亩山林涉及近四成的村民。村里将指挥部给的青苗补偿费以每亩1500元分给了村民，而将山体使用补偿费每亩10400元留在集体，作为集体资金使用。
村民就不乐意，特别是山林面积比别户大的村民更不乐意。因为面积大的缘故在于山上全是山石和光坡，看着别的村民能从上面砍一些柴草回家，他却很少有收获。这一次，他的山体面积大，采下的石头也比别人家的多，那损失也比别家的大呵。
村干部这一次工作量就更大，都苦口婆心了，都把有关规定拿出来了。原来，月兰村的山权证是集体的。按规定，分给村民的山林，只许砍柴，矿产及林木属集体所有。
在保县重点工程开工，保上级下达任务的同时，村干部在保村集体利益、村民利益上做的事更多。
采矿点离村里较近，放炮时，震动较大，粉尘较多，村干部就跑东跑西反映情况，指挥部及时调整了放炮时间，给了粉尘擦拭费。
在月兰村，徐大和任二任村主任的六年间，村集体用了130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里边，有下洋涂工程给的补偿款，还有就是县里给的各种名义的政策补贴。这些补贴的取得，村干部可是动煞了脑筋。
村里建起了市场，修了路，种了花草树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山上还单独修建了公墓。
长街镇的港中村，靠近下洋涂，被称为“东海前线”，世世代代以讨小海为生。村民在海涂上养蛏养蚶，还有低坝高网养殖。村民在浅海处张漏网和水地笼。
漏网长四五百米，水面上有浮标警示过往船只。一网就能捕获很多白蟹、青蟹、海鳗、鲳鱼、基围虾等水产品，一个潮面起一次网，一天收两次。一般收一次网，就能卖个几百元，好的话，能上几千元。
水地笼长10多米，有时候一笼能捕海产几百斤。旺潮时一天能收两三次。这个收入有多大！
村集体还有1600亩低坝高网出租给养殖户，每年都有租费收入。而围垦了，这些村民和集体的收入立马就没了。
这个就是矛盾，村民的收入与重点工程建设的矛盾。
矛盾总是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矛盾还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村支书冯传苗说：“有了矛盾，有了困难，就需要我们这些村干部去做工作呗。”
支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户主会，一个接一个开。更多的时间，都是村干部一家一家地转，一户一户地开导。
与别的层面的干部来比，村干部是最没有权力的干部。农村工作如何做？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磨脚板，多说话。最重要一点，还是自身做得硬，按官方语言说的：以身作则。
长街镇平原村的支书徐才章说：“村班子团结，自身硬，工作就好做了。”
平原村由原来的丹屿背、合成、平原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平原村处在三个村中间，新的行政村取名时，就用了“平原”二字。
在徐才章只有10多岁时，丹屿背大队有两艘扦网船，在下洋涂海域张网捕鱼。大队里大多数社员都从事田里地里的水稻、棉花等作物种植，只有少数人组成一个副业队在近海捕鱼。
当时正处“文革”时期，村里社员有时候从早上三点出门到半夜回来，每天也只有三角钱，而当时的虾就值一角三分，所以，普通的社员吃不起海鲜。副业队捕的鱼虾也大多用于出售。
徐才章回忆起来，记得那个时期的干部就是这样的，苦活累活干在社员前边，晚上都点灯了，还经常看见干部上门来。
改革开放后，村里的村民争抢海上的滩涂用来养殖，后来，划界，发权证，由村集体拥有使用权，再承包给村民。由原来的无序，变为有序，是村干部在里边起作用。原来，滩涂上无界无边，经常发生乱夺乱抢事件，现在，村民的养殖有保障。
村民感谢村干部，因为，村干部处事合法、合理、公正。
现在，滩涂没了，不要说村民的收入减少，村集体每年也损失10万元的租费收入。
徐才章是个善于做工作的支书，他先召开村支部大会，再召开村委会和村合作社会议，三个会议把全村的党员干部思想统一了。然后，由这些党员干部再分别去做全村村民的工作。
村庄附近都是平原，只有一座山叫丹屿山，这山就是附近村庄安葬先人的坟山。因为工程需要采石，国家就征用了这座山。有关的补偿政策出台了，可村民仍然不想迁移。
村支部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徐才章家三个兄弟一起，将祖母的坟墓率先迁移了。党员干部在先，村民们都跟着，全村在山上的几百座坟墓几天内就迁移了。
现在的丹屿山基本被挖平，只剩下小半座。那填到海里去的，不仅仅是丹屿山的石头，还有村里党员干部的心血汗水。
山头村原来靠海，村民的梦中一直有潮声相伴。村支书冯建军回忆说，祖祖辈辈都是靠讨小海为生，都是大海的儿女。那个时候，出门便见海，走路都在海边走，一个个都被海风吹得黑黑的，雨水淋在脸上面会打溜走。他们在海涂上乘着海狗走，速度快如狗。
可那时也苦。每年台风来临时，村民就遭了殃，海水经常突破简陋的堤坝，淹没田地，淹没村庄，村民眼睁睁看着自己好不容易积聚的财物被海水冲泡了。台风一过，除了清理屋里的污泥，全部劳力得上海塘上筑塘堤。
潮涨潮落。花开花谢。塘堤在一次次潮水的涨落中渐渐修复了，最后海水被拦在塘堤外了。
可是，村民平安的梦没有做多久，下一年的台风季节又来临了。台风夹带着暴雨，还有海潮，很轻易地撕开了村民辛苦修筑的海塘堤。
村民欲哭无泪。
老天爷却不相信眼泪。
为了活下去，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村民在台风过去的第二天，又上了筑堤工地。
1997年的8月18日，当年的11号强台风再次袭击了浙东，宁海县所有的海堤均遭灭顶之灾，山头村外的塘堤也难逃厄运。政府号召勒紧裤带、砸锅卖铁也要修好新标准海塘。之后，短短的几年，全县修建了新标准海塘。
山头村的村民，才有了安稳觉可睡。海洋却离他们一天天远去了。
山头村外的海涂上，先是围了山湖塘，接着围了“文革”塘，再是围了保卫塘。现在的下洋涂围垦工程，更是把山头村与海洋隔了很远。只有海鸥，还经常来到村头田间，将海洋的气息带给他们。
村民的梦中，总是遇到海，海涂，跳鱼，泥螺，蛏子，海浪，帆船，张网……
山头村村民现在下田种水稻，下地种棉花，另一个活儿是对海洋生活的弥补，那就是在内塘进行的海水养殖。
村支书冯建军介绍说，村里有许多村民在承包内塘，养殖海产品。
村民对养殖可是十分的热衷，因为沿袭了祖先的生活习惯。
村干部现在做的工作，除了与村民日常生活有关的，田里地里庄稼的，还有关于村民养殖海产品的。
这是从海洋捕捞转向内塘海水养殖，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村里的村支部、村委会、村合作社，都表示这是自己支持的对象。
养殖户与养殖户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不是原来田与田、地与地之间那样。原来的田与田，是稻花与稻花相闻；原来的地与地，是棉花共映着棉花。现在的养殖塘，是虾对着虾，蟹横爬着蟹，鱼跳着鱼。
可是村干部不担心。因为，自古至今，人没有变，人性更没有变。以心对心，赤诚相对，有话总是能说得上的。
针对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纠纷，村里还在养殖户之间成立了一个海水养殖户协会。这个协会马上得到了养殖户的拥护。协会负责养殖户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调解，还负责养殖技术的培训。
也有协会办不了的，比如工程施工抛石期间，引起内塘保卫塘里的海水混浊。村干部立即与镇“前期办”、工程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海水由混浊慢慢变清了。这里边，与指挥部出资修建了新的沟渠和闸门、清除多年的淤泥有关，更与村干部一趟趟的反映情况沟通联系有关。
2009年6月份开始接替褚孟法担任常务副总指挥的吴明春回忆起各村对工程的支持时，总要说起由两个镇的“前期办”和围区主要村庄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在2010年前，每个月召开一次，2011年后，每季度召开一次。
这个会议很重要，吴明春说，像桥梁，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是村民与指挥部之间的一座桥梁。
这世界上，人与人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有时候比物质的桥梁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