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也，揵者，揵所谋也。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去论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入产业，曰“揵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寤，揵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之所为，退为大仪。
君臣上下之间的事情，有的距离很远却很亲密，有的距离很近却很疏远；有的在身边却不被使用，有的在离去以后还受聘请；有的天天都在君主眼前却不被信任，有的距离君主十分遥远却听到声音就被思念。凡事物内部都有规律，平常的东西都与本源相连结，或者靠道德相连结，或者靠朋党相连结，或者靠钱物相连结，或者靠艺术相连结。要想推行自己的主张，就要做到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去就出去；想亲近就亲近，想疏远就疏远；想接近就接近，想离去就离去；想被聘用就被聘用，想被思念就被思念。这就好像母蜘蛛率领小蜘蛛一样，出来时不留痕迹，进去时不留标记，独自前往，独自返回，谁也没法阻止它。
所谓“内”，就是接受采纳意见；所谓“揵”，就是进献谋策。所以说，与君主相距很远却被亲近的人，是因为能与君主心意暗合；距离君主很近却被疏远的人，是因为与君主志趣不一；在职上任而不被重用的人，是因为他的计策没有实际效果；革职离去再被反聘的人，是因为他的主张被变化着的现实证明可行；每天都出入君主面前，却不被信任的人，是因为他的行为与实情相悖；距君主遥远却被思念的人，是因为其主张正与决策者相合，正等他参加决断大事。所以说，在没有看清对方之前就去游说的人，定会事与愿违；在不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定然没有好结果。只有了解情况，依据实际确定方法，再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才可以出去，才可以进来；可以进谏君主，坚持己见；也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
圣人立身处世，就是依据此理而有先见之明，议论万事万物。其先见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和计谋。首先是《诗经》和《书经》的教诲，再综合分析利弊得失，最后讨论是就任还是离职。要想与人合作，就要在内部努力；要想离开现职，就要把力量用在外面。处理内外大事，必须先明确理论和方法，会预测未来，并善于在各种疑难处当机立断。在运用策略时没有失误，从而才能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管理百姓，要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这叫做内部安定、团结一致。如果国君昏庸不理国家政务，基层纷乱不明，为臣理事，各执己见，事事抵触，还自鸣得意；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还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诏命自己，虽然也要迎接，但有所防备。如果要拒绝诏命时，也要设法给人一种错觉。这就像圆环旋转往复一样。不如急流勇退，这才是最好的。
现代释用
“内揵”是鬼谷子关于进献计谋的方法。“内揵”进策术主张拉近与游说对象的关系，采用各种手段与游说对象联系在一起。“内”就是使人采纳自己的计策，“揵”是设法坚持自己的计策，并设法使自己的想法与被游说者暗合，使自己的志向与被游说者一致。鬼谷子主张游说时应内心自守，不被外物纷扰，不被琐事搅乱，“以情为重，而又仁义宽容”，即以“情”字为笼络一切的中心，并辅之以变通之法，才能有所为。他认为得“情”自合，而失“情”则自去，“情”是建功立业的根本。古今中外无数成功说服的事例证明，危言、直言不易被他人接受，“以情动人，以理动人，以义动人”的“内揵”进策术常常有效。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们见面时的第一印象是情感化的，我们常根据对方的风度、姿态、表情、言语将人分类，作出判断并引起相应的情绪体验。第一印象容易形成对他的固定看法，即所谓“刻板印象”，这种习惯性偏见将影响以后的交往过程。其中，语言交谈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通过你来我往的不断接触，逐渐掌握了一个人的性情特点后，再根据其人的特点来对付他，采用合适的说服策略，那么就能“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如战国时期，赵太后刚刚执掌赵国的政权不久，秦国就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说必须用长安君做人质，方能出兵援赵。长安君是赵太后最宠爱的儿子，所以，赵太后不愿意这样做。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毋庸置疑地告诉左右说：“如果再有人来劝说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我一定当面唾弃他。”此时，左师触龙说想见太后，赵太后很生气地瞪着他。但没想到触龙却慢慢地走过去，到太后面前请罪说：“我的脚有毛病，走不快，以致好久没来拜望您了。我私下里找理由宽恕自己，但又担心太后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才来拜见太后。”赵太后说：“我现在是靠车辇走路。”触龙说：“您每天的饮食没有减少吧？”赵太后说：“我每天只是喝粥而已。”触龙道：“我进来食欲不振，于是就去散步，每天走三四里路，饭量就稍有增加了，身体也就好些。”赵太后说：“我做不到这点了。”这时，赵太后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怒气也消了些。触龙接着说：“我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年纪尚小，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已经老了，很爱惜他，我希望让他做一名宫廷卫士来保卫王宫，所以冒昧前来向太后说明这个意思。”
赵太后高兴地说：“好啊，他有多大岁数了？”触龙回答说：“十五岁了，年龄虽然小，但我希望在我未死时，能把他托付给太后。”赵太后说：“你也疼爱自己的儿子吗？”触龙说：“疼爱之情胜过太后您。”赵太后说：“我也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的。”触龙说：“我私下里认为您爱燕后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您完全错了！我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触龙说：“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为他们作长远的打算，当燕后出嫁时，您为她的远行而悲伤，也十分思念她。但到了祭祀时您却祝福她说千万别让她回来，因为您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不要亡国。这就是为她作长远的打算啊！”太后说：“很对。”触龙接着说：“现在追溯到三代以前，开国时赵烈侯的子孙被封侯的，今天还有人存在吗？”赵太后回答道：“没有了。”触龙说道：“不但赵国没有了，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到今天还有继续存在的吗？”赵太后说：“也没有了。”触龙于是说：“所以，近者灾祸就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远者则降临到他们的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不是的，原因是他们位高而无功，俸禄丰厚而无所事事，所拥有的资财又太多了。现在您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丰腴的土地都封给他，又把国家的珍奇异宝送给他，如果现在不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您不在了，那长安君又怎能自己在赵国立足呢？我认为您没有为长安君作长远的打算，所以说您爱长安君远不如燕后。”
赵太后说：“您说得很有道理，看来是我错了。就听您的安排使用他吧。”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子，到齐国去做了人质。齐国遂发兵救赵，解了赵国之围。
触龙把“内揵”进策术运用的炉火纯青。他面对的是一个执掌赵国大权的太后，并且已经有很多人劝谏过了，赵太后要对劝谏的人“唾其面”，刚见触龙时也是满脸盛怒。所以触龙如果想用一般的方法去说服赵太后是不可能的。触龙因此采用三个步骤去说服赵太后：一是先通过唠家常的方式，使太后在感情上减少了对触龙的抵触情绪；二是说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太后身边做侍卫，表明自己爱护子女的态度；三是由此引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燕后的看法，示之以害，言之以利，使赵太后明白“父母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令她心悦诚服地接受触龙的观点，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
鬼谷子还主张说，古代进言强调从《诗》、《书》等经典说起，谈论其中的精华与糟粕，然后谈到当今的用与不用、行与不行、去与就、正与反等政策。无论怎么做，都必须明白其中的道理，揣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从而在遇到疑难危险时能够迅速决策。只要策略上没有过失，就可“立功建德”。而且，“治名入产业”，将扬名的念头融入事业之中，这才是有心计的表现。如果君主昏庸无道，臣下作乱不悔改，此时不可与之同流合污，这正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大好时机。如果对方内心接受了进言，但不肯于外表表现出来，你就“说而飞之”——用声情并茂的控制性语言打动他。只要你早就在准备效力，君主迟早会下诏委以重任。
如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向刘备通论天下形势，分析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指出了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房玄龄捧策见太宗，帮助太宗收罗天下的有识之士，和众将密切合作，共创唐室基业。到他当宰相后，国家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在先贤达人立身处世，总是以先见之明议论万事万物的，其先见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和计谋。他们用言辞、智谋与国君说话，说话前都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正确处理好“投其所好”和政治道德标准，所以自己的建议能顺利地被采纳。
但是，必须做到择君而事，自量才智而行。国君之性格、心理各不相同，知识、智力、才能、道德水平更不尽一致。“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捭阖》），这是游说者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以便“达人主之心理，见变化之征兆”。还有另一方面，即看对方有无听取谏说的需要。凡弱国、危国、图强迫切之君，以及幼君、年轻之君、初即位之君、大权旁落之君，一般都是可以游说的，并且容易接纳谏议。而骄君、屡屡获胜之君，不仅难以谏说，他们还会拒谏饰非。殷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如此自负之人，自不是游说的好对象。
此外，游说者也必须自量才智：“己必自度材量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要了解“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材质不慧，不能用兵，不能知人”。从多方面估量自己，比较别人，“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从，乃可以横”。
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与自己同等级、同层次的人讲话时，行为举止都会比较自然大方。但是在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时，就可能感到紧张，表现比较拘谨。你不必害怕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只要你从工作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并且选对进言的时机和方法，上级一般是予以考虑的。跟上级说话要尊重，要慎重，但不能一味附和。更为重要的是，与上级谈话要选择有利时机。上级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假若你想说个人琐事，就不要在他埋头处理大事时去打扰他。你应该根据自己的问题重要与否，去选择适当时机进言。
怎样向上司“进谏”，才能取得理想效果呢？具体来说，根据鬼谷子的不求身近求心近的“进策术”，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多献可，少加否。“献其可，替其否”，这是《左传》中的一句话，其意思是说，建议用可行的去代替不该做的。在下属向上司“进谏”时“多献可，少加否”，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要多从正面去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二，要少从反面去否定和批驳上司的意见，甚至要通过迂回变通的办法有意回避与上司的意见产生正面冲突。例如：你是一位公司的部门经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需要给你配一名专管业务的副手，这时你想提拔一位懂业务、有经验的下属担任此职，而上司却准备从其他部门派一名不懂这方面业务的外行人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把话题多用在部门副经理应具备的条件和你所提人选已具备的条件上，而不应用在反驳上司所提候选人上。这样既可以避免与上司发生直接冲突，又能把话题保留在自己所提人选上。
（2）多“桌下”，少“桌面”。这里的“桌下”和“桌面”，分别指非正式场合和正式场合、私下交谈和当众交换意见。所谓“多‘桌下’，少‘桌面’”，就是说下属向上司提出忠告时，要多利用非正式场合，少使用正式场合，尽量与上司私下交谈，避免对上司公开提意见。这样做不仅能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即使提出意见出现失误，也不会有损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有利于维护上司的个人尊严，不致于使上司陷入被动和难堪。美国的罗宾森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很有启示性的话：“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有人当众说他错了，他会恼火，更加固执己见，甚至会全心全意地去维护自己的看法。这不是那种看法本身多么珍贵，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罗宾森的话告诉我们，人人都有自尊心，人人都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本能。作为下属，即使在向上司“进谏”时，也莫忘记维护上司的尊严。
（3）多“引水”，少“开渠”。多“引水”，少“开渠”的意思是说，对上司“进谏”不要直接去点破上司的错误所在或越俎代庖地替上司作出你所谓的正确决策，而是要用引导、试探、征询意见的方式，向上司讲明其决策、意见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使上司在参考你所提出的建议、资料、信息后，水到渠成地作出你想要说的正确决策。戴尔·卡耐基曾经说过：“如果你仅仅提出建议，而让别人自己去得出结论，让他觉得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这样不更聪明吗？”许多实践也表明，人们对于自己得出的看法，往往比别人强加给他的看法更加坚信不疑。因此作为一个聪明的下属，要想使自己的看法变成上司的想法，在许多时候应仅仅做好引导工作，提出建议、提供资料，其中所蕴涵着的结论，最好留给上司自己去定夺。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这是鬼谷子在《抵巇第四》中所论的基本观点。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中，遵循着“离合”运动的规律。在“离合”运动中，所谓“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由此可知，万物均有“巇”存在。而“巇”者，一般说来，可视为矛盾、漏洞，或待人们解决的问题。解决“巇”的术法，即防止和消灭裂痕而采取的措施，称为“抵”。“抵术”是鬼谷子纵横八术中的重要一术。通过“抵”使裂痕闭塞，通过“抵”使其减少，通过“抵”使其停止，通过“抵”使其消失，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对管理者如何把管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原典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巇者，罅也；罅者，山间也；山间者，成大隙也。巇始有腾，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皆由抵巇。抵巇隙，为道术。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巇罅。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万物都有规律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有时彼此距离很近，却互相不了解；有时互相距离很远，却彼此熟悉。距离近而互相不了解，是因为没有互相考察言辞；距离远却能彼此熟悉，是因为经常往来，互相体察。
所谓“巇”，就是“瑕罅”，而“罅”就是容器的裂痕，裂痕会由小变大。在裂痕刚刚出现时，可以通过“抵”使其闭塞，可以通过“抵”使其停止，可以通过“抵”使其变小，可以通过“抵”使其消失，可以通过“抵”而夺取器物。这就是“抵”的原理。当事物出现危机之初，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而且能单独知道它的功用，按着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事情原委，了解各种计谋，以便观察对手的细微举动。万事万物在开始时都像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旦发展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当圣人将行政向外推行时，奸佞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被排斥，可见“抵”原来是一种方法。
天下动乱不止，朝廷没有贤明的君主，官吏们没有社会道德。小人谗言妄为，贤良的人才不被信用，圣人逃匿躲藏起来，一些贪图利禄、奸诈虚伪的人飞黄腾达，君主和大臣之间互相怀疑，君臣关系土崩瓦解，互相征伐，父子离散，骨肉反目，这就叫做“轻微的裂痕”。当圣人看到轻微的裂痕时，就设法治理。当世道可以治理时，就要采取弥补的“抵”法，使其“巇”得到弥合从而继续保持它的完整，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如果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时，就用破坏的“抵”法，彻底把它打破，占有它并重新塑造它。或者这样“抵”，或者那样“抵”；或者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者通过“抵”将其重新塑造。对五帝的圣明政治只能“抵而塞之”；三王从事的大事就是了解当时的残暴政治，从而夺得并重新建立政权。诸侯之间互相征伐，斗争频繁，不可胜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于斗争的诸侯才是强者。
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这是为政者不可不研究的问题。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当世道不需要“抵巇”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抵”之弊端时，就挺身而出，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查，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现代释用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这是鬼谷子在《抵巇第四》中所论的基本观点。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中，遵循着“离合”运动的规律。在“离合”运动中，所谓“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由此可知，万物均有“巇”存在。而“巇”者，一般说来，可视为矛盾、漏洞，或待人们解决的问题。解决“巇”的术法，即防止和消灭裂痕而采取的措施，称为“抵”。“抵术”是鬼谷子纵横八术中的重要一术。通过“抵”使裂痕闭塞，通过“抵”使其减少，通过“抵”使其停止，通过“抵”使其消失，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北魏孝文帝成功迁都洛阳，就是很巧妙地使用了“抵术”。北魏鲜卑政权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鲜卑拓跋部从来都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统治集团。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逐渐实行了俸禄制与均田制以及各种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关系的措施。这些虽然暂时缓和了一些危机，但实效并不太大。他感到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为数不多的鲜卑人来控制国家，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同时，他也深慕汉文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孝文帝决心改革，锐意汉化，并决定迁都到中原汉文化集中地洛阳。但他深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违风背俗，保守势力势必以死相争。于是，他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策略：假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使南征成为迁都准备的讨价还价的本钱。
果然，当孝文帝提出南征南齐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事后，孝文帝召拓跋澄入宫，推心置腹说出自己的计划，终于得到拓跋澄的支持。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率群臣及步骑二十万兵发平城，宣称南征。九月至洛阳，当时“霖雨不止”，北方人不适应气候，但孝文帝仍骑马出洛，继续进军。群臣叩头泣谏。到这时，孝文帝才亮出底牌：“如不南征，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于是群臣皆呼万岁，赞成迁都而不愿南征。于是，迁都之计始定。
如果孝文帝直接提出迁都大计，肯定阻力重重，难以有所作为。但他没有硬来，而是迂回作战，先使出一招南征之计，然后再亮出底牌，让人几乎无力反对。孝文帝的计谋得以实现，这也是他深谙人的心理使然。
审时度势是“抵术”的重要原则。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抓住时机，使之迎刃而解。恰到好处地解决矛盾，才能不失时机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反唐，迫使唐玄宗放弃长安仓皇逃往四川。如何平息这场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唐廷战略谋划的中心议题。
就在安史叛军攻入长安之时，唐玄宗之子李亨即位称帝，即唐肃宗。唐肃宗为挽救唐王朝危势，以灵武为基地，调整战略部署，整军经武，准备反攻。这时，被唐肃宗当作老师的谋臣李泌来到灵武，向唐肃宗献上了平定叛乱、重建统一的方略。
李泌分析情况说，安禄山等人都是缺乏远见之辈，中原地区甘心跟随其反唐的，只是少数人，只要谋划得当，不出两年，便可将其平定。他提出反攻叛军的战略计划，大体分三步走：首先，针对安史叛军骤然取胜，占据中原广大地区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情况，将计就计，有计划地分击其头尾，使其疲于奔命，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其次，命建宁王统率部队越经塞外进攻安史叛军的巢穴范阳之北，命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攻范阳之南，两军互为犄角，密切配合协同，夹击叛军而覆其巢穴。在以上两个战略步骤完全成功后，再以大军四面攻击，合围两京，从而彻底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
但唐肃宗是个缺乏战略远见的统治者，他务虚名而轻实效，一味求快，执著于在短时间内收复两京，急于“先收平贼之功”，“以弹压天下”，而不顾双方的实际情况。他认为李泌的方案因引兵向东数千里，将拖延平叛时间。他最后采取了正面进攻的作战计划，逐次攻略长安、潼关、陕州等要点，形成了连续攻城、夺关的持久战，使朔方、河西、陇右三大西北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使叛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可以在长时间内抗击朝廷。唐肃宗的短见行为严重影响了平叛的进程，东都洛阳得而复失，一场本可早早结束的平叛战争，结果持续了八年之久，给唐王朝的中兴大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了李泌战略谋划的高明。
李泌提出的平叛之策与唐肃宗的平叛之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指导思想出发的；而后者则是急功近利，缺乏远略的产物。肃宗以收复两京为急务，不以歼灭叛军有生力量、实现长治久安为目的。结果，正如李泌所预料的，事后“贼必再强，我必又困”，国家又陷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可见，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谋划，必须要从全局出发、谋长远之计；切忌只顾眼前，不图长远。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也佐证了鬼谷子处理矛盾和危机的“禁漏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当今世界，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外部环境中的不可控因素越来越多，尽管许多企业为了应对变化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有时还是难以避免地陷入突然而来的危机之中。可以说现代企业面对危机，就如同人们必须面对死亡一样，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危机处理不好，要么严重地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要么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公共形象。如何平稳地度过危机，是HRM（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课题。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随时具备危机意识，制定危机管理策略，提高危机管理水平，形成一整套的制度和体系，危机来临时就能镇定从容，赢得危机下竞争的第一步。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训“别在下雨的时候才准备伞”，在危机管理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的必修课程之时，国内企业是否也应该视其为一项新课题，做到“有备无患”呢？
事实上，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聪明的领导者会想办法把坏事转变为好事，即在综合考虑危机的危害程度之后，努力促成有利于企业某方面利益的结果。这就需要采用鬼谷子处理矛盾和危机的战略方针“禁漏术”，即“抵术”，来巧妙地解决企业危机。
例如，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不是忙着推销和降价，而是眼睛向内，利用危机造成的危机感，发动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搞技术革新，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群体共同面对外来威胁时，其内部的凝聚力反而会加强。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一点趁机培养员工的互助友爱和团队精神。危机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沟通和了解的机会，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下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的角色和工作失职的地方，以改进自己今后的工作。有些时候，危机的发生会直接暴露出企业管理体制中的很多漏洞，企业也可利用危机处理的机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组织管理水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企业能不能变坏事为好事，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把握和引导。
总之，鬼谷子的“抵术”告诉我们，危机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料性决定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只有尽早地制定周密的应急计划，才能将危机扼杀在摇篮中，将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降到最低，并善加利用，促使其向有利的一面发展。
“飞”即飞扬、褒奖；“箝”通“钳”，即钳制、控制。“飞箝”探意术就是指动用言辞之术及各种谋略技巧去收服人心，使对方为我所用的谋略艺术。鬼谷子认为，在与对手谈判论辩时，可先用策略引诱对方道出本意，然后赞扬他，使他沉溺于赞美之辞中，放松警惕，从而趁虚而入，击中他的要害，即“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同时不失其度，把握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今，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外交、商务谈判上，掌握和运用“飞箝术”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原典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计，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术；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
其事用抵巇，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度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飞箝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只要善于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就能吸引远处的人才和招来近处的人才。要造成一种声势，进一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定要首先考虑派别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区别各种对的和不对的议论，了解对内、对外的各种进言，掌握有余和不足的程度，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确定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的问题；然后权量这些关系。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要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使之为我所用。借用引诱对手说话的言辞，然后通过恭维来钳住对手。
钩钳之语是一种游说辞令，其特点是忽同忽异。对于那些以钩钳之术仍没法控制的对手，或者先对他们威胁利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或者先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攻击加以摧毁。有人认为，反复试探就等于是对对方进行破坏；有人认为，对对方的破坏就等于是反复的试探。想要重用某些人时，或者先赏赐财物、珠宝、玉石、白璧和美丽的东西，以便对他们进行试探；或者通过衡量才能创造态势来吸引他们；或者通过寻找漏洞来控制对方，在这个过程中要动用抵之术。
要把“飞箝”探意之术向天下推行，必须考核人的权谋和才能，观察天地的盛衰，掌握地形的宽窄和山川险阻的难易，以及人民财富的多少。在诸侯之间的交往方面，必须考察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究竟谁与谁疏远，谁与谁友好，谁与谁相恶。要详细考察对方的愿望和想法，要了解他们的好恶，然后针对对方所重视的问题进行游说，再用“飞”的方法诱出对方的爱好所在，最后再用“箝”的方法把对方控制住。
如果把“飞箝”之术用于他人，就要揣摩对方的智慧和才能，度量对方的实力，估计对方的士气。然后，以此为突破口与对方周旋，进而以“飞箝”之术达成议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这就是“飞箝”的妙用。如果把“飞箝”之术用于他人，可用好听的空话去套出对方的实情，通过这样连续行动，来考究游说的辞令。这样就可以实现合纵，也可以实现连横；可以引而向东，也可以引而向西；可以引而向南，也可以引而向北；可以引而返还，也可以引而复去。虽然如此，还是要小心谨慎，不可丧失其节度。
现代释用
“飞”即飞扬、褒奖；“箝”通“钳”，即钳制、控制。“飞箝”探意术就是指动用言辞之术及各种谋略技巧去收服人心，使对方为我所用的谋略艺术。鬼谷子认为，在与对手谈判论辩时，可先用策略引诱对方道出本意，然后赞扬他，使他沉于溺赞美之辞中，放松警惕，从而趁虚而入，击中他的要害，即“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同时不失其度，把握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今，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外交、商务谈判上，掌握和运用“飞箝术”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语言交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方面。语言使用得当，就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吸引、感染和控制一个人。鬼谷子认为，游说一个人，既要让对方发言，又要运用“飞箝”控制其发言。在与人交谈时，应尽量赞扬别人，引起对方的发言兴趣。但又不可让人漫无边际地讲下去，应随时抑制一下对方的话头。总之，有时应抬高对方，有时应贬损对方，有时应刺激对方，有时应压抑对方；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手段，随机应变，始终牵着对方的鼻子走。运用诱导的言辞使对方一吐真情，无形中就控制了他。诱导对方的话有时是相同的，有时是不同的，应使用最能打动对方心理的语言。
如苏秦游说诸侯国时，就采用了鬼谷子的论辩技巧——先引后制的“探意术”。面对犹豫不决、想投降秦国的韩王，他使用“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游说方针，指出：“你如果投降秦国，秦国自然要你献城。韩地有限，秦王的欲望无穷，迟早还是要起战火”。韩王听如此一说，坚决表示“死也不降秦”。苏秦为了使齐国归还燕国的城池，他在齐宣王面前“俯首以庆，仰首以吊”，既道喜又吊丧，弄得齐王莫名其妙。苏秦解释说：“道喜是因为你又夺得燕国城池，吊丧是因为从此燕国与秦国结盟，一齐攻打齐国，齐国的命脉断矣！”一席话，使得齐王主动归还燕地。
鬼谷子作为苏秦的老师，对语言的运用更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如果用诱导之术达不到目的，就先给对方来一个下马威，然后再反复试探；或者先反复试探，然后使对方窘迫而一吐真情。或者在试探中夹杂着凌厉的语言，或者以凌厉的语言反复诘问。”三国时，诸葛亮舌战群儒，采用的就是鬼谷子的上述“兵法”。
东吴张昭以刘备节节败退的事实，讥笑诸葛亮“言行相违”，虽自比管仲、乐毅，但“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诸葛亮听罢，哑然而笑道：“鹏飞万里，其志气鸟群哪能识得？就如人得了重病，需慢慢调理，然后才能恢复。刘备无兵无粮，无军无城，尚且使得夏侯敦、曹仁辈心惊胆裂，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而且兵贵在决胜而非屡胜，刘邦屡败于项羽，但垓下一战定鼎中原，这才是国家大计、社稷安危的主要谋略。”这一篇言论，说得张昭无言以对。座间又有一人问道：“孔明想效法苏秦、张仪之利舌，来游说东吴？”诸葛亮严辞答道：“苏秦、张仪都是人中豪杰，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出任秦相，皆有匡扶天下的谋略，非畏强凌弱、惧刀避剑的人可比。而你们一听曹军要到，便畏惧请降，还敢耻笑苏秦、张仪？”座上又一人忽道：“请问孔明治何经典？”诸葛亮答曰：“寻章摘句，这是腐儒所为，哪能兴邦立事？古之伊尹、姜尚、张良、陈平之辈，都有匡扶宇宙之才，但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他们哪会像书呆子，在笔砚之间，舞文弄墨？”诸葛亮如此凌厉的语言，终于使得存心刁难的江东官员们由衷叹服。
总之，“飞箝术”是用褒扬之词来抓住对方心理的一种方法。飞箝的前提是“钩箝”。在使用“飞箝”术之前，可先诱导对手发言，将所需要的对方的话诱导出来以后，马上加以推崇，以此抓住对方，不让他收回。要想诱导对手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话，在诱导时就要忽同忽异，给对手以假象，让他摸不着头脑，最后落入圈套。对位高权重的人进行劝谏，采取此种方式，顺势劝谏，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下令修建一座占地超过一百亩，大堂上要设置三百座门的宫殿，一连修建了三年都没有能够成功。绝大多数的大臣都不敢劝阻，只有春居对此忧心忡忡，总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劝谏齐宣王。
有一天，齐宣王和大臣们谈论君主的贤明问题。
春居趁机问他：“楚王抛弃了先王的礼乐，礼乐也因此而变得轻浮了，您说楚王能算贤明的君主吗？”“当然不能算！”齐宣王不假思索地作出了回答。
春居又问：“楚国所谓的贤臣数以百计，却没有为此而劝谏楚王。您说，楚国有算得上贤臣的人吗？”“当然没有！”齐宣王又肯定地回答道。
春居顺水推舟又接着问：“现在大王您要修建的大宫室，占地超过了百亩，堂上还要设置三百座门，这样豪华的大宫室一连修了三年都没完工。大臣中没有人敢劝阻。请问，大王您手下算得上拥有贤臣吗？”齐宣王面带羞愧之色，迟疑了一下，说：“当然也没有！”
春居拱手说：“那好！请允许我离开吧！”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出去。
齐宣王愣了一下，马上追上去说：“春子！春子！请您回来！为什么这么晚才劝阻我呢？”
齐宣王把春居召回来后，又赶紧召来记事的史官，对他说：“马上记载下来！我不贤德，喜欢建大宫室。春子劝谏了我。”最后，齐宣王下令停止了这项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
用“钩箝”之法还无法钳住的人，就可以对他们施点压力，同时还要了解天时、地利，分析周围的关系，从而控制对手。这种方法如能用于诸侯各国，就能够与其建立密切的关系，达到合纵或联横的目的；若用于说服位高权重的人，就比较容易达到成功说服的目的。
如赵奢担任赵国的田部吏时，负责征收农田租税。可是，赵王的儿子平原君借着自己特殊的身份，不肯向国家纳税。这件事在赵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看赵奢的热闹。如果赵奢办不好这件事的话，他的税官也就当不下去了。
赵奢派人把平原君家的管事找来，管事根本就不把赵奢放在眼里。他傲慢地说道：“天下都是赵家的，平原君交不交税，你赵奢根本就管不了！”“不错，天下是赵家的。可是，你知道交税的规定是谁制订的？”赵奢的说话声音并不高，却很有力量。“这还用问，当然是赵王制订的。”管事轻蔑地说。赵奢紧接着问：“那么，你知道不交租税有什么罪吗？”管事显得很不耐烦：“不知道！不跟你废话了，我要走了。”“抗拒国法，不交租税，该当何罪？”赵奢大声地问左右的幕僚。“杀！”幕僚们齐声回答。管事不以为然地说：“你敢这样做吗？”“有什么不敢！”说完，赵奢令刀斧手把管事推出去斩了。接着，第二个管事又被叫到赵奢衙中，依然拒绝交税，又被赵奢拉出去斩了。就这样，赵奢一连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
消息传到平原君那里，平原君拍案而起，大骂赵奢，发誓一定要杀了他，以解心头这口恶气。赵奢知道平原君要杀自己，赶忙来到平原君的府上，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赵国的利益，其中包括维护您平原君的前途。”“你一连杀了我九个管事，这难道是为我好吗？”平原君恨恨地说道。
赵奢解释说：“在赵国，您是地位很高的公子，如果我不依法办事，纵容这种不交税的行为，大家一定要争相效仿。要是这样的话，赵王制订的国法就没有威严了，国库也会渐渐空虚。这样就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赵国轻则损兵割地，重则遭到覆灭。要是赵国完了，您平原君的一切不也完了吗？相反，如果您能带头按国法交税，赵国上下都会令行禁止，国家就会强盛，赵国就会巩固。您平原君的一切利益，就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害。权衡利弊，您打算怎么做呢？”
平原君听到这里，完全理解了赵奢的忠心，马上交齐了拖欠的税款，又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提拔赵奢担任管理国家赋税的职务。在赵奢的不断努力下，赵国的国库日渐充实，老百姓也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钩人”之术在现代生活尤其是商业经营中也经常用到。经营管理者对客户必须善于投其所好，而后牵着对方的鼻子走，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有一家面包公司，经理迪巴诺就以“飞箝”之法，钩住纽约大饭店经理，而使自己的面包公司事业更加兴隆旺盛的。
迪巴诺的面包公司远近闻名，十分畅销。然而，离它最近的一家纽约大饭店却一直对它不理不睬，迪巴诺十分纳闷，他决定敲开这家大饭店的门。他每星期必去拜访大饭店的经理一次，甚至以私人的身份住进大饭店，还常把迪巴诺面包送给公司的职员。然而，不论他怎么做，这家大饭店仍是对他的面包熟视无睹。
迪巴诺是一位意志十分坚定的人，面对这种冷遇，他暗下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失败多次之后，迪巴诺总结了教训，决定改变策略，开始调查饭店经理所感兴趣的事，知道饭店经理是美国饭店协会的会员，而且热心协会的事，还担任了国家饭店协会的会长；凡协会召开的会议，不管在何地举行，他都一定乘飞机前往。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迪巴诺便到了图书馆查阅了协会的资料。第二天，便去拜访了饭店经理，自然以协会为话题，双方谈得十分投机，使饭店经理两眼放光，认为遇到了知音。在谈话中，迪巴诺丝毫不提面包二字。没想到几天以后，饭店的采购部门就给迪巴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把面包样品和价格表送去。迪巴诺赶到饭店后，采购组长第一句话就是：“你用了什么绝招？使我们老板这么赏识你。”
在这次交锋中，迪巴诺长期的正面攻势并未收效，一个面包也没售出；而仅仅与饭店经理谈了一下对方关注的事，形势却大为改观。因此，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要让对方认同，使自己被人喜爱；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对方所关心的事为话题。这就是“飞箝术”的使用。
鬼谷子、苏秦、张仪、诸葛亮等人及现代杰出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先引后制“探意术”的论辩技巧，因此，他们得以纵横捭阖，建功立业，身显一世，名垂千古。
《忤合篇》是讨论“以反求合”之术的。在谈笑中，要达到某一目的、实现某一意愿，常常要曲折地、灵活地应变，以求成功，这正是“忤合”之术。实施忤合之术，必须充分认识万物皆在变化中，有变化才有发展。所以，有效的忤合智谋必须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进退纵横，游刃有余；其次是应在对方处于谋略、攻势状态中，即在不如我方谋略的情况下，行“忤合”之术，必将使我方获得主动权。在军事上，诈降之术、诈败之法均为“忤合”之计。古往今来，凡是取胜者，均会“忤合”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