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以后，姜太公以首功，被封到营丘建立了齐国。在齐国，姜太公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力。同时不拘一格招纳贤士，为齐国的强大储备了大量栋梁之材。经过一番治理，为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公封齐
周文王在世时，事无巨细，大都听从姜太公的意见。在他的大力辅佐之下，文王修德施恩，发展生产，扩张土地，征服戎狄，不断削弱着商的实力，逐步形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这为武王继承父业、彻底推翻商朝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姜太公不仅辅佐文王完成了反商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参与到直接推翻商朝的军事行动当中，担当着三军统帅的重任。
由于商纣残暴无道，国力衰微，且早已失去民心，经牧野决战，彻底败亡。灭亡殷商，姜太公自然是头等功臣，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所载：“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也正因为有如此大功，在周初实行分封制之时，姜太公被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为齐国君主。受封之后，太公即率领姜姓族众赶赴封地。因为天下大局已定，太公心中不似过去那般忧虑。长期以来的辛劳和疲倦，此时亦得以缓解。因此路上晓行夜宿，兼游山看水，走得十分缓慢。
幡然醒悟
这一日，太公率领族众已经走了将近半天，中午太阳高照，十分燥热，大家都嚷着要休息，太公也觉得有些疲累，便吩咐下去，让大伙找些方便之处休息一阵，顺便吃点东西。
看着族众男女欢天喜地地散开休息，幼童少年却不知疲倦地互相打斗、嬉戏玩耍，太公心中十分快慰。心想自己以年老之身，得文王知遇，得以出将入相，成就一番伟业，毕竟不枉此生。文王虽然故去，武王亦尊师重道，待己不薄，虽是君臣，那一番情意却胜似君臣。自己那日去拜别武王，武王姬发竟感伤垂泪，依依不舍。如此重情尚义之主，离他而去，自己也确实有些割舍不下。
想到这，姜太公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这或许也是他一路慢行的一个缘由吧。不过，此番能率领族众奔赴自己的封地，得以安养天年，足可谓善始善终，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
太公刚从深深思索之中解脱出来，就见迎面来了一只队伍，仔细一看也是赶路之人。但见他们行色匆匆，太公觉得奇怪，便过去问话。路人听说是姜太公在此，都停下脚步，赶过来向太公施礼。太公问：“如今天下已定，世道太平，却见你们脚步匆忙，不知道在为何奔忙啊？”“回太公的话，小人们并无急事”，一个中年人向前几步，恭敬地说，“只是，小人听说时难得而易失，慢行必定错失机会，太公不急于赶路，不像前往封地就职啊！”
这一番话，让太公猛然惊醒。是啊，此时虽然攻灭了商纣的军队，占领了京城，看似大势稳定，但边远地区还没有纳入统治秩序之内，仍是一片混乱状态。自己耽于行程，岂不误了大事。想罢，太公便命令族众即刻启程，急急赶路，第二天天刚放亮便赶到了营丘。果不出路人所言，姜太公刚到，正好赶上附近的莱夷部落聚众前来攻打营丘，与太公争夺此地。好在太公及时到达，亲自统帅部属抵御来犯之敌，粉碎了莱夷部落的进攻。
三业并举
姜太公在营丘修明政治，积极治理。在治国的方针策略方面，他施行了因地制宜的方策。
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不仅全面周到，而且深刻精辟。齐地田土贫瘠，百姓穷困，人口也相当稀少。《汉书·地理志》就记载说：“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因此，在齐国经营农业十分困难，依靠农业来富国强兵绝对不是好出路。姜太公没有蛮干，他在一番调查之后，发现“负海”虽有缺陷，却也有丰富的鱼盐资源，齐地又有较好的手工业传统，因此决定“因其俗”，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这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利用自身资源条件让商贾通商、工匠制作器物、妇女纺织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了国人的生产积极性，是完全符合当时齐国的具体国情的。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因此这三种行业绝对不可偏废，要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历史词典西周的舆服制度西周的舆服制度是各级贵族等级的标志之一。所谓的“舆”是指车，服是指冠冕和服饰。西周王室赐予受命者的衣服、车马、旗帜，其冠冕服章包括衣、冠、带、履、佩、笏等，它们有数量、质地、形制、颜色、纹绘、组合等方面的差别。一般而言，爵位较高的贵族所享用的车服的质地优良，各种图案纹饰雅致，颜色搭配丰富多样。而低级贵族所享用的车服质地较差，纹饰图案也比较单调。册命舆服为官方的信物，为政府任命官员爵位、身份及权力的象征。公、侯、伯、卿、大夫、士的等级不同，所享用的舆服都不相同。冠冕服饰作为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的专用服装，其严格的等级规定本身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冕服作为官服，适应周代礼仪制度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完善。舆服制度与封建册命制度及爵位制度有密切关系。
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在这种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太公及后世诸王的苦心经营，促使齐国在经济实力上有了迅猛的提升。当然，这与姜太公个人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他早年曾经经商，在朝歌、孟津一带的市场做过小贩，也干过屠宰，还卖过酒，可谓经历丰富，因此对通过发展工商业来致富的方法十分熟悉。由此可见，太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富于经济谋略的商业家。
选贤任能
姜太公高瞻远瞩，认识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人性好生恶死，好德而归利。如果能行仁义道德，就能使天下人前来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这样必可以使万民归心。因此他大行仁义之道，修德惠民。
在用人方面，太公采取了“尊贤尚功”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尊重人才、重用贤能之士。《六韬·文韬》里《上贤》、《举贤》两篇文中，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凡是有才干之人，不论身世如何、哪怕是出身贫贱，只要能够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就应得到嘉奖和重用。这种不论高低贵贱、贤哲皆为我用的方针，是太公深远的谋略智慧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太公还要求，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来选取贤能，并依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他们才智的高低，考核他们能力的强弱，评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使其名实相当，为国出力。此举为齐国招纳了大量的贤才。
以上由姜太公订立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齐国后来成为五霸之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