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走穴”成风尚
“穴头”和“走穴”是上世纪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
1978年后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是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气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当时，港台歌曲一度风靡全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央视春节文艺晚会成了一个制造明星的机器，由此推动了大杂烩式的综艺晚会的火爆。内地一些聪明的文化人看到演出有利可图，于是就组织一些明星大腕儿到全国各地去“走穴”演出。上世纪80年代，和所有拿工资的普通中国人一样，演艺明星都是靠工资吃饭。工资低，因而演艺明星们热衷于走穴。这就使得“走穴”潮悄然兴起，大批年轻歌手相继加入“走穴”的行列。起初，参加“走穴”的流行歌手，大部分是民族歌手或戏曲演员出身，他们仗着扎实的演唱功底，转行唱流行歌，带动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那时的“走穴”歌手也有“粉丝”，很多观众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地追着看，还有不少追随者买了香烟、饮料，到后台送给自己喜爱的歌手。
刘晓庆曾在其一篇博客中披露了自己早期当演员的艰辛生活，1983年，她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钱吃饭，她羞恼得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刘晓庆开始了“走穴”。她工资以外的第一笔钱就是“走穴”得来的。她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有人请她演出是什么时候，但她清楚地记得对方开价两块钱一场。她算了算，这样的演出，一天演五六场，演几天就比工资高。她决定去演，演出内容多是朗诵，或者演电影片断。从开始两块钱一场，逐渐涨到每场20块、50块、100块……
刘晓庆这样的明星无疑是台柱子，每场“走穴”必须有一个像她这样的明星，压轴出场，拿的钱自然最多。早期，国有体制内的演员是不能“走穴”的。如果被同事发现，会被看作是拜金主义分子和投机分子；被领导发现，动辄罚款，严重的要开除。
主持人孙国庆是学古典音乐出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有院团拉大提琴。院团不让穿喇叭裤，不让烫头发，不让唱流行歌曲。在音乐界小有名气之后，孙国庆开始偷偷“走穴”。他回忆：“一般穴头通知在北京站的西钟楼见，到了那儿，才知道这场演出都有谁一起去。还有的穴头更绝，不告诉你去哪儿，大家下了车才知道去东北佳木斯。穴头为了省钱，租住的地方女的睡床上，男的睡地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走穴”行列，198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走穴”浪潮。
“走穴”没有合同，没有保障，但它带给明星最直接的是金钱刺激。穴头在后台直接发钱。很多明星后来坦言，“走穴”让他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走穴”不再是演艺明星偷偷摸摸的赚钱行为，明星的临时演出场所也开始转变为歌舞厅，在里面进行演艺表演。
纳税问题困扰，“走穴”淡出历史
“走穴”让明星们迅速致富，在社会上成为了一个高收入阶层。但“走穴”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如演职员私演私分、偷税漏税，穴头索要高价、牟取暴利、演出质量差等。其中，偷税漏税最为人诟病。“走穴”曾经一时成了偷税漏税的代名词。
1980年代，艺人在国家体制之外纷纷到各地“走穴”。而“走穴”是未经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文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人经营的营业性演出，属非法行为。因此包括明星在内的许多艺人大肆偷税漏税，触犯了法律。
1989年，年仅26岁的毛阿敏经历了第一次“税案风波”。据《哈尔滨晚报》报道，毛阿敏在黑龙江演出5天，赚了6万，却偷税漏税近4万。1996年，毛阿敏再度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立案查处。
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9月底宣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毛阿敏自1994年1月至1996年3月期间，在我国内地13个省的109场演出中，共获取收入471.11万元。在已完成调查工作并确认有违法行为的65场演出中，少缴税款106.08万元。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毛阿敏曾先后两次自杀。最后，毛阿敏选择出国逃避。
其后，刘晓庆因偷税漏税而入狱，更是轰动一时。
1997年，文化部发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了演出主体单位，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演出经纪机构逐渐取代了“穴头”，“穴头”就从这个市场上淡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