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泰舍特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处在一种“胜利大逃亡”的愉快心情之中。我甚至开始憧憬在下一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宾馆里洗热水澡的情景了。关于这一点，负责联系宾馆的国际台小苑在今天早上已经反复向我保证过了。他同时还向我透露，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华人还有可能请我们去吃地道中餐。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让人期待！我在车上旁若无人地哼着小曲儿：“生活就像明媚的春光！”哲人说过：劫后余生往往就会变得容易满足；可惜，哲人也说过：得意忘形往往就会乐极生悲。
上午10点，我的手机响了，是金学耕老师，我的胃又习惯性地抽搐了一下。金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亦师亦友的领导，平时对我非常器重，关爱有加。这一路长途跋涉他也是给我“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最大的一个人。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对他的每次来电爱恨交加。因为，除了让我感到莫大安慰的鼓励和肯定，金老师还不得不同时传达其他各级领导对采访那变幻莫测的指示。而正是这些指示把我搞得10天体重锐减10斤。
根据这些指示，我终于明白领导们的要求——作为世界第四大通讯社派出的唯一一名记者，一定要体现出与自己身份相匹备的铁人的素质：别的媒体报道的我要报，别的媒体不报的我还是要报，所有内容都要齐头并进，要角度新、语言活、立意深、数量多、质量高、速度快，有条件要写，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写……
就这样，在领导步步为营、越来越高、似乎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要求下，在生怕接到下一个电话的巨大恐惧中，我开始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采访写稿中去了。大家都觉得我疯了，连队医旁大夫都已经偷偷为我准备好了急救药品。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经受住几次这样的指示。
然而，没想到致命的一击这么快就来了，这次的指示内容是毁灭性的：“你为什么至今为止一篇像样的稿子都没写出来！你都在干什么？”
“什么！”我感觉简直是五雷轰顶，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在干什么？我每天随车队行军几百公里，到了目的地后从来顾不得休息便开始采访，晚上回到宾馆写稿子，整理图片，再在俄罗斯慢得惊人的网络的帮助下在凌晨时分把稿件传回北京，第二天再接着赶路，难道所有的努力所换回的就是这句评价？！
金老师听出了我的难过，在电话里极力地安慰，可这时，我的脑子里除了愤怒、委屈、绝望再也没有听进去他说的任何东西。为了不让金老师因感觉我的近乎崩溃的情绪而担心，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只应对一个“嗯”字。
挂了电话，我“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坐在前排的车队总指挥尹大伯吓了一大跳，转过头看我早已是哭得稀里哗啦，形象全无。我一会哼着小曲，一会又放声大哭，让全车人感到非常困惑。王晓师傅忧心忡忡地在一旁说：“前两天我就觉得这丫头这么累下去脑子一定会出毛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