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立初期，金朝根本不屑于与南宋谈和议，目的就是要剿灭南宋政权。三位宰相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三位宰相执政期间，都曾派出使臣与金朝接触。李纲认为，派遣使臣只是通问徽宗、钦宗的一种方式而已，和议不是最终目的。吕颐浩认为向金朝派遣使臣，是骄纵金人的手段，暗中是要积极备战。赵鼎起初根本不同意向金派出使臣。三位宰相都一致反对与金人真正议和。南宋与金最终得以议和，是在赵鼎被罢相的前提下完成的，也是南宋实力增强后，金朝被迫承认南宋政权的表现。一、三宰相与对金和议
1．李纲与对金朝的和议在黄潜善、高宗大搞对金议和之际，李纲也推荐通问使使金。“上即位，痛念銮舆北狩未还，欲遣使于金国祈请且通问，河北已差周望，而河东难得其人。李纲荐（傅）雱有专对之才。”《三朝北盟会编》卷108引《遗史》语。鉴于李纲对金朝的态度，他派遣使者的目的与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截然不同，“今日之事，内修外攘，使国势日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终恐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寅。。在李纲看来，派遣使者出使金朝，只不过是表达对徽宗、钦宗的思念之情，克奉君主和臣子的孝道而已，通过派遣使者的方式不可能迎回徽宗和钦宗，只有内修外攘，提高国力之后，金人自会主动送还徽宗、钦宗。为了维护国家外交的尊严，李纲把黄潜善等人改名为“祈请使”的原“通问使”、“通和使”，又改为“通问使”，以此可以看出李纲对和议的态度。虽然高宗心里一直想与金和议，但是在李纲以及当时军民抗金气势的影响下，以及金朝对南宋的态度下，也对坚决主张与金割地求和的大臣进行了罢黜，先后贬谪了李邦彦、吴敏、李梲、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罪名是“皆使北请割地者，故责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高宗在当时的状况下也表现出抗战的姿态。于是，南宋派出了立国以后第一批出使金朝的使者。而此时的金朝对南宋的建国根本不予承认，反而“遣人以使伪楚为名，至开封府”，当时宗泽指出金人的目的是“此名为使，而实觇我也”，并且 “拘其人，乞斩之”《宋史》卷360《宗泽传》。。而高宗和黄潜善惶恐万分，下令宗泽对金使“优加待遇”《宗忠简集》卷1《疏》，《奏乞依旧拘留虏使疏》。，高宗不惜卑辞厚礼，不但没有得到金人的承认，反而遭到金人的奚落，“僭称亡号，遣使诣府，一无逊辞”《大金弔伐录校补》185《回康王书》。金人关闭了和谈之门，对南宋政权并不承认，反而指责高宗僭逆称王。然而，高宗并没有采纳李纲的和、战、守的策略，通过内修外攘，提高国力来达到双方公平的和议，而是依然派遣使者，乞求和谈。
随着黄潜善与李纲矛盾的深入，高宗倾向黄潜善避敌东南的意见，抛弃了李纲。李纲对金的态度和措施都被搁置。新的和议活动又在继续。
2．吕颐浩与对金和议在李纲被罢相后，高宗和黄潜善等人积极地、一厢情愿地进行着议和活动，对此，吕颐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在（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绐之，而我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忠穆集》卷2《奏议》，《论用兵之策》。按照吕颐浩的观点，向金派出使臣，只是一种外交手段而已，通过这种手段，骄纵金人，而宋方可趁机备战，准备北伐。在此目的之下，平定“苗、刘之变”后，高宗一复辟，吕颐浩立即着手派遣使臣出使金国。建炎三年（1129）五月，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出使金朝。在吕颐浩初次为相的一年的时间里，南宋五次向金派出使臣，赵永春《宋金交聘表》，《宋金关系史研究》记载这段时间南宋四次向金派遣使臣，而王曾瑜《宋高宗在位期间宋金通使表》，《岳飞与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记载为五次，今从王曾瑜说。尽管高宗在国书中强调“愿去尊称，甘自贬黜，请用正朔，比于藩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3，建炎三年五月乙酉。，但是并没有得到金人的响应，而派遣的使臣如洪皓、崔纵、张邵也相继被金人拘扣。《宋史》卷371《王伦传》。
随着金与南宋第一阶段战事的结束，南宋于绍兴二年（1132）扭转了战场上的劣势地位，从绍兴二年开始，宋金基本处于均势。张其凡：《宋代史》（上册），第一章《宋朝的政治发展状况》。南宋战场上的战绩换回了金朝对南宋外交政策的转变。从拒不承认南宋到以和议佐攻战。绍兴二年，“粘罕忽自馆中与伦议和，纵之归报”《宋史》卷371《王伦传》。。是年秋天，王伦回到临安。王伦带回的消息，对高宗来讲，不啻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高宗立即于是年秋季，“遣潘致尧、高公绘使金国，嗣后潘致尧等得归，金通好盖自兹始。其后，使命相继，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銮舆、暨徽庙、梓宫以还”《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董华的吕颐浩行状语。。以此事为标志，双方开启了和议之门。绍兴三年（1133）五月，潘致尧、高公绘等金国军前通问，至是回。“道金人之意，云金人要大臣来议和书。”《三朝北盟会编》卷155《潘致尧使金国还》。由于“金愿再遣重臣以取信，遂以肖胄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高宗命朱胜非择副，胜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峕方艰危，不当专拘旧制，遂荐给事中胡松年为工部尚书副之”《宋宰辅编年录》卷15《五月丁卯韩肖胄同签书枢密院事》。。而此时，如前文所述，吕颐浩正筹划再次北伐，因为遣使之事而作罢。
3．赵鼎与对金和议自从绍兴二年（1132）秋季王伦归来，带回金人愿意和谈的信息之后，南宋立即派遣韩肖胄、胡松年出使金朝。此后，高宗频频派遣使臣，希望就此达成和议。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韩肖胄、胡松年出使金朝归来。与以往出使金朝不同，此次金朝派遣使臣一同前来，“韩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国回，金人遣职方郎中王诩、李永寿来，赵子昼馆之，命胡松年押宴”《三朝北盟会编》卷155《韩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国回》。。这是南宋建立以后，金朝第一次主动和南宋接触。这次金使与南宋商谈和议的具体内容，从史料记载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窥见：“金遣李永寿、王诩来求还刘豫之俘及西北人在东南者，又欲画江以益刘豫。”《宋史》卷379《章谊传》。“前此王伦归，言虏人要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尧等行，洎还云，金人欲大臣往彼，故韩、胡二枢密往寻，虏使李永寿、王诩来聘，所需三事，故以章（谊）尚书、孙（近）侍郎往。章返归，所议互有可否，独疆界一事未定。今（王）绘辈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孙已陈之迹，别无所议。虏人每以逗留为言，此行逗留之迹明矣。”《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可见，南宋继王伦回朝之后，先后四次派遣潘致尧、韩肖胄、章谊以及魏良臣和王绘出使金朝，所商谈的问题基本相似。此次金使主要与南宋商谈三个问题，其中双方的疆界问题是关键问题，也是双方意见分歧最大所在。对于金朝对南宋疆界的要求，王绘曾经说：“今虏之所欲，吾淮南、川陕之土地耳。”《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十九日己丑以左朝请大夫试尚书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王绘副之》。看来，此次金朝派遣使臣对南宋提出了颇为苛刻的和议条件，而且使臣态度蛮横，“绍兴三年冬，金使李永寿、王诩来。上命公（赵子昼）馆伴。时金使久不至，至是，情意叵测，人以客馆为难。”《北山集》卷33《墓铭四》，《宋故徽猷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致仕常山县开国伯食邑九伯户赠左通奉大夫赵公墓志铭》。此次南宋拒绝了金朝的要求，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又闻豫兵屡败，襄、郢归于我，故才遣报使，公（朱胜非）逆料其谋，随事酬应，馆遇礼既甚简，而邀求一切不从，二使（金使）褫气去，人情初以为疑，至是乃安”《三朝北盟会编》卷213，引朱胜非行状。。战场上的胜利，使南宋可以拒绝金朝的疆界要索而仍旧无事。绍兴四年（1134）正月，南宋又派遣“枢密承旨章谊、中书舍人孙近使于金”《三朝北盟会编》卷157《绍兴四年正月枢密承旨章谊中书舍人孙近使于金国》。。这次出使金朝，南宋不仅拒绝了金使提出的苛刻条件，而且提出了金朝归还两宫以及河南地的要求，“时国中所议事，南宋皆不从，乃遣谊等请还两宫及河南地”《大金国志校证》卷8《太宗文烈皇帝六》。。章谊的这次出使，也有一些成效，“章返归，所议互有可否，独疆界一事未定”《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十月初三日己丑以左朝请大夫试尚书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王绘副之》。。对于疆界，金人竟然提出“约以淮南毋得屯驻军马，盖欲画江以益刘豫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5《高宗皇帝十五》。。为此，南宋又派遣魏良臣、王绘出使金朝，希望能够在疆界问题上进一步协商解决。而此时的刘豫政权，不断南下侵扰南宋，还扣押出使金朝回归的使臣章谊等人，《宋史》卷379《章谊传》。时任参知政事的赵鼎准备讨伐刘豫。恰在此时，“伪齐宿迁令张泽帅其邑民二千余人自拔来归，宗诚纳之。宣抚使韩世忠奏至，徐俯欲斩首送刘豫。赵鼎力争，遂令世忠媿辞约回泽等，仍械宗诚赴行在，鼎复奏：‘若恐妨和议，乞令宰执以书谕世忠，密受之，却报伪境谓北界人来，以朝廷约束，不敢受。恃众作乱，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术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敌虽议和，而两界人交归，未尝有禁，伪齐明置归受馆，厚立赏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邓、郢州，又遣重兵归川口，今乃却泽，人心自此离矣。况宗诚起土豪，不用县官财赋，募兵而自养之，为国障捍，今因受泽而械之，以沮士气，非策也。’会俯去位，乃释宗诚罪，久之，命泽以官，且给闲田，处其众于淮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丙午。”可见，当时高宗一心想与金朝议和，但是面对伪齐的南侵，伪齐将领的归顺，不知该如何处理才不影响与金和议的进程。赵鼎提出了既不妨害和议又不会损害归顺的伪齐将领的意见。此时的刘豫政权，不仅对南宋构成军事威胁，而且也成为南宋与金朝和议的一个关键。就在魏良臣出使金朝之际，金朝已经答应刘豫共同出兵南宋。绍兴四年（1134）十月，高宗采纳了赵鼎亲征的建议并且出兵。战场上的胜利使得金朝改变了对金使的态度，“金右副元帅昌召通问使魏良臣、王绘相见”《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6《高宗皇帝十六》。。而就在南宋胜利之后，朝臣反对和议的呼声高涨，如胡寅认为：“陛下与女真绝，则臣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臣下，而人主受其害。故凡愿奉使通和者，皆身谋非国计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67《中书舍人胡寅上疏论当复仇不当讲和》。侍御史魏矼亦言：“当罢讲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饬励诸将，力图外御，遂不复遣。”《中兴小纪》卷17.之后，南宋没有再向金朝派遣使臣。绍兴七年（1137），金人废除了刘豫政权，金与南宋的缓冲地带消失，也就意味着金人“以汉制汉”、单纯军事消灭南宋的对外政策结束，同时也标志着金朝迈出了与南宋和议的第一步。金朝与南宋直接对峙的新形势，要求双方必须调整对外政策，重新确立双方新的关系准则。此时金朝国内实力大损，一方面随着一批能征惯战、足智多谋的将帅如粘罕等的相继去世或被罢黜兵权，接任的将帅或能力不足，或陷于内部贵族的争权夺利之中，使得金朝军事实力大受影响。另一方面，金朝的对外关系保持的强势也受到挑战，北方兴起的鞑靼以及趁金人实力受损而蠢蠢欲动的西夏，都构成了对金的外部威胁。而此时的南宋实力增强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当时枢密院事王庶分析宋金双方的实力变化：“究观金国侵轶已逾一纪，前此乘战胜之势，以至江淮，而我未尝有一日之捷。逮至绍兴甲寅（绍兴四年）冬，蕃、伪深入，驻兵淮南，陛下亲征至使奔溃而去。又丙辰（绍兴六年）冬，敌人倾国南侵，陛下再统六师进于江淮之间，皇威大振，蕃伪皆有所畏，于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显肃皇后讣音……又闻去年金国以欺诈废豫，伪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而火未然，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虽然王庶的分析有些夸大，但是金强宋弱的状况的确已经得到改变，双方基本处于均势。金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状态下，首先调整了对南宋的政策，向南宋伸出和平的橄榄枝。金朝派遣被扣留多年的王伦回归，让他带回的“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对于这个消息，高宗“大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2《高宗皇帝二十二》。。多年的期盼眼看就要成为现实，高宗当然欣喜。然而，高宗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又表示怀疑，当听到金朝的和议使者即将到来，高宗流露了因思念太后而想屈己求和的想法，“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已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这表明高宗不惜屈辱以签订和议。当时身为宰相的赵鼎对金、对和议的态度，学界有不同的争论，有的认为赵鼎在宋金战争中只是个主守派，赞同和议；周宝珠：《南宋对金和战斗争中的主守派与赵鼎》，《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5期。有的认为赵鼎由主守派蜕变成为投降派，绍兴八年（1138）的和议完全是赵鼎主持的，秦桧只是配角而已；王曾瑜：《赵鼎与李光》，《文史》42辑；王曾瑜：《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有的则认为赵鼎完全是主战派；曾小华：《评宋金战争中的赵鼎》，《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1期。有的不仅认为赵鼎为主战派，并且提出史籍中赵鼎的主和言论完全是由于秦桧之子秦熺篡改而成的。方健：《赵鼎事迹述评：以绍兴八年为中心》，《岳飞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首先看赵鼎对南宋与金互派使臣的态度：对绍兴四年（1134）魏良臣、王绘出使金朝，赵鼎持否定态度。据王绘所写《绍兴甲寅通和录》记载：“盖赵鼎出时已不主和议”，故在使者临行前不肯召见，理由是“事忙，不及相见”。王绘对此十分气愤，“于廊柱下厉声曰：‘岂有遣人使不测之虏，临行不相见之理。设如私家只遣一仆干事，临行亦须丁宁而后遣’”。魏良臣、王绘出使金朝之前，王绘提出金人就此可能增加岁币，高宗对此的反映是：“卿等此行，切不须与虏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语。而赵鼎却提出：“只此数将来已不易出，须减百官俸、多方收簇，如何办？”《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十月初三日己丑以左朝请大夫试尚书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王绘副之》。高宗竟然同意将岁币“添作五十万”匹、两绢和银。《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语。可见赵鼎与高宗对和议态度的截然不同。这虽是个小插曲，却足以反映赵鼎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君相的分歧。王曾瑜：《赵鼎和李光》，《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就连这次执行出使任务的王绘，对高宗屈己议和也表示不满，希望南宋能够励精图治，增强实力。此次出使，因绍兴四年（1134）伪齐、金朝联合入侵南宋，高宗采纳赵鼎的亲征意见，宋金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共识。绍兴七年（1137）二月，高宗派遣王伦以“祈请梓宫使”的名义出使金朝，此时尚未复相的赵鼎并没有对和议出谋划策。当王伦于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还朝，并带回金人愿意归还徽宗灵柩、高宗生母韦后，以及河南故地之时，高宗立即表现出以获取梓宫、生母为幌子而迫不及待的求和的心态：“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晓夜忧懼，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面对高宗想要屈己请和的态度，赵鼎企图借用朝中大臣及诸将对金欲战的态度来阻止高宗的和议，“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乞召诸大将问计”。对赵鼎的建议，高宗竟然说：“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绍兴八年正月乙巳。看来，高宗早已经下定决心，不顾群臣的意见，不惜一切代价要与金达成和议。在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意见并非臣子即使位居宰相之臣能够左右的。当高宗得知金使已至常州时，再次强调：“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已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秦桧对高宗之意当然心领神会，他说：“陛下不惮屈已讲和夷敌，此为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不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两得之矣。”《三朝北盟会编》卷223引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由此可见，高宗才是真正以君主之孝作为与金和议之理由的始作俑者，秦桧秉承了高宗之意，因此，用君主尽孝道来压制反对和议大臣的是秦桧而非赵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丙子条，《宋史》卷360《赵鼎传》认为：是赵鼎用高宗的孝道平息了朝中反对和议的声音，而认为赵鼎是主守派同意宋金和议的观点都征用了这条史料。而方健先生在《赵鼎事迹述评：以绍兴八年为中心》一文中则认为：是秦熺窜改史料，李心传张冠李戴，把秦桧所说的话安在了赵鼎身上。笔者认为：高宗才是用孝道作为和议遮羞布的始作俑者，秦桧只是秉承高宗之意，或许赵鼎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无奈地遵照了高宗之意。针对高宗和秦桧屈己和议的打算，赵鼎只好无奈地提醒高宗：“假使金人与我河南之地，亦维严备江南”，赵鼎集团的参知政事刘大中更是指出：“和与战、守自不相妨，若专事和而忘战、守，则堕敌计中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戊辰。或许此时赵鼎所能做的，只是提醒高宗不能因为和议而忘掉对金的防务而已，这样做，既符合赵鼎反对和议的政治观点，又符合赵鼎谨慎的个性。因此，笔者不赞同赵鼎主守、对金投降、主持和议的观点。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朝派遣的使臣乌凌阿思谋、石庆克来到行在。双方会面时，金使居高临下，举止傲慢。对此，赵鼎举止得体、不卑不亢，维护了南宋的外交尊严。这对一直处于外交弱势的南宋来讲，无疑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赵鼎接见金使的过程：“思谋不出国书，不赴都堂，欲宰相就馆议事。宰相赵鼎不允，思谋迫以归期，乃赴都堂。鼎步骤进趋，雍容中礼。思谋一见，服其有宰相体。鼎问：‘所议者何事？’思谋曰：‘有好公事商议。’鼎曰：‘道君皇帝讳日尚不得，更有甚好公事？’鼎问其所以来，思谋曰：‘王伦恳请之，故来。’问割地，思谋曰：‘地不可求而得，听大金还与汝。’鼎以为非好语。是日，宰执、枢密同见思谋，而枢密副使王庶不以目视之，闻思谋之语，有愤懑不平之气。鼎与思谋议定出国书引见之仪，思谋气稍夺。”《三朝北盟会编》卷183《金人遣乌凌阿思谋少卿来聘》。在高宗接见金使之前，赵鼎叮嘱高宗：“金使入见，恐语及梓宫事，望少抑圣情，不须哀恸。”并且赵鼎解释说：“使人之来，非为吊祭，恐不须如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丁丑。正因如此，朱熹对赵鼎关于和议问题的评价是：“问：‘中兴贤相，皆推赵忠简公，何如？’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规摹（模），当时庙论大概亦主和议，（按王庶《乞免佥书和议文字札·贴黄》云：契勘臣前项所上章奏，及与王论议，实有妨嫌，今若不自陈禀，则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于陛下国事何益？）使当国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土之类，不至一一听命如秦桧之样，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挠和议”为词，贬之，却十分送个好题目与他。’”《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人物上》。在朱熹看来，赵鼎同意和议，只不过在乎和议的细枝末节，不像秦桧那样完全屈己请和而已。高宗召见金使，“及引见，（金使）礼甚倨。上问：‘朝廷数遣使议和不从，今忽来和，何也？’思谋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灵涂炭。’上曰：‘俟朝廷议之。’思谋请上自决。上令退馆以俟。乃召宰相问之，鼎坚执不可。秦桧顺上旨谓‘和为便’。鼎以二相议不同，乞罢宰相，不许”《三朝北盟会编》卷183《金人遣乌凌阿思谋少卿来聘》。。可见，赵鼎只能以辞职发泄对和议的不满。此时，秦桧集团加紧了对赵鼎的排挤。就在去位之前，赵鼎还是拿出了对和议的具体意见。《忠正德文集》中详细记载了赵鼎对和议中关于礼数、疆界、岁币、招纳等十五项内容的意见。这十五项建议，基本都有利于南宋，如：“一，和议成，若过有邀求，合，如何对？和议成，若要岁币，须量力应副。缘兵火以来，诸州例皆残破，户口耗减，难比已前全盛时。除岁币外，或有邀求，应副不得过币银、绢各不过二十五万匹两。一，和议成，许还土地，却要逐州税赋，合，如何对？税赋合，随地土，若以地土见还，却要税赋，与不得地土无异，如前项岁币则可，税赋则不可，岁币便是税赋。一，访闻大河近年不行故道，向着近南，今若议和以河为界，却只以即今新河道标立界，至合，如何商议？大河须是旧来濁河，应陕西、京东路州军皆是，若以新河为界，全不济事，须是尽得刘豫地土。
一，许和之后，欲行封册，移损尊称，合，如何对？上即位已十二年，已四次郊见上帝，君臣上下名分已定，更不烦行，此礼数切须拒之，断不可从也。”《忠正德文集》卷9《使指笔录》。从以上四例看出：赵鼎提出的和议条件，基本有利于南宋一方，大体反映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均势，其目的就是用岁币换回刘豫政权的土地以及确定南宋与金的政治关系。其中，赵鼎认为君臣名分以及疆界是和议的焦点，如果不能按照南宋的意见执行的话，立即中止和议。“二事最切，或不从，即此议当绝，伦受之而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七月戊戌。在高宗不惜一切都要与金人达成和议之时，赵鼎规定和议的条件显然是务实且必要的，尤其赵鼎提出君臣名分以及疆界这两项最重要的和谈底线，更看出赵鼎对和议的态度。绍兴九年（1139）正月，赵鼎罢相后，对民间对和议的议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臣在田里间，窃听士民之论，间有疑而忧之者，谓一旦通和之后，兵政武备，势必少弛，万一复有乘隙侵凌之患，仓卒何以待之？此盖远方之人不知朝廷自有措置而私忧过计，妄意如此，其区区之心有足嘉者。臣受恩最深，既老且病，永乖图报之效，尚有纳忠之愚，伏望陛下俯察舆言，重留圣意，深念前日之祸，益思善后之谋。上自圣躬，下逮庶政，兢兢业业，毋忘泛海防秋时用以释天下忧疑之心，图社稷久长之计，慎终如始，永底丕平。”《忠正德文集》卷3《奏议下》，《罢政奉祠奏议》。可见，赵鼎对南宋固本的建国理念始终未曾改变，在高宗、秦桧君臣必定要与金人和议之际，还是同意有条件的、反映双方均势、大致平等的和议。这与高宗、秦桧君臣主张的屈己和议有本质区别，并不是像朱熹认为的那样，赵鼎只是注重和议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二、三宰相对金态度及政策对南宋政局的影响高宗极力赞同和议，关于高宗急于和议的原因，学界已经有许多分析阐述，不是本书探讨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大事记》对南宋初年宋金议和活动有简短的评价：“建炎元年遣傅雱使北、二年遣宇文虚中使北，此汪、黄为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纵、张邵、杜时亮四人，亦汪黄为之乎？绍兴八年再遣王伦而和议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铸而后和议定，此秦桧为之也。绍兴七年前潘致尧、韩肖胄、章宜、魏良臣、何藓之遣，亦桧为之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6《高宗皇帝十六》引《大事记》语。这反映出高宗对和议的态度才是最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的最终原因，也反映出双方和议已成必然趋势。从李纲、吕颐浩、赵鼎对和议的态度来看，虽然表面上并没有阻止宋金双方的和议活动，但是他们与金人和议活动的目的不同，本质上都反对与金真正和议。都强调先进行自身的建设，等达到一定的实力后，与金人决战，实现恢复中原的中兴大业。因此，他们对金的态度基本是主战的，而不是主守、主和的。李纲主战，这点历来没有质疑，实际上，吕颐浩、赵鼎也是主战的，正如南宋学者王明清所评价的“吕颐浩、赵鼎、张浚前后为相，皆主战者也”《玉照新志》卷4.。由于李纲、吕颐浩、赵鼎的相继为政，最终改变了南宋成立后外交上一直处于劣势的地位，粉碎了金朝军事消灭南宋的企图，迫使金人主动派遣使臣议和，提出归还河南地以及梓宫、皇太后，这一外交举措，无疑说明金朝已经从拒不承认南宋政治地位到承认南宋为合法的政权存在了。对于之前金强宋弱，双方无法达成和议的现实，当时的南宋大臣就有清醒的认识：“自古两国议和，皆以势力相孚，不能相下，于是有讲和修睦之请，息兵安民之议，未闻以弱和强。”《三朝北盟会编》卷161引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胡寅也指出：“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8《胡寅》。殿中侍御使张戒更是指出：“两国之议和，犹两家之议婚姻也。家声不敌，虽有良媒，必不能谐婚姻之好。国势不敌，虽有虏使，决不能解侵伐之难。敌强我弱，国势殊绝，事之可否，岂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难者必不可得，理则然耳。其或反是狂且癡矣。敌国以我为狂且癡，则焉得不招寇乎？”《三朝北盟会编》卷184《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张戒奏论和议不可成》。绍兴八年（1138）金朝的举动，实际上反映了金方默认了南宋实力转强，金强宋弱的态势已经不再。学界关于绍兴和议签订之前国情的分析以及绍兴和议签订是必然的结果，已有很多论述，如曹家齐先生的《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任崇岳先生《南宋初年政局与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研究之一》、《南宋初年的经济与政治形势——绍兴和议研究之二》，以及台湾林瑞翰先生《绍兴十二年以前南宋国情之研究》等。都说明了和议签订的必然性。实际上，这种必然性从绍兴八年（1138）开始已经很明显了。南宋大臣郑刚中对金使说：“若论实情，上国于江南土地，恨不尽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沟以南，皆祖宗土地，旦旦有恢复之心，今所未复者，亦不是忘了，势未可也。”郑刚中《北山集》卷1《过襄阳》。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裒集伤残，仅仅自保，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即使专任韩、岳，一切听其所为，能必其克服旧疆，迎还故主呼？”《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秦桧之书不可信》。王夫之也认为：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但“由是而渡河以进，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宋论》卷10《高宗》。。可见，宋、金双方已经处在谁也不能吃掉谁的对峙状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矛盾、冲突的化解，不外乎三种基本方式：一是斗争式，即矛盾双方用强制手段，主要是暴力手段对抗到底，其结局不是一方吃掉一方就是两败俱伤以至同归于尽；二是融合式，即矛盾双方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三是妥协式，即矛盾双方互谅互让，通过各自出让部分利益，最终达成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都能接受的方法化解矛盾，使双方继续共存。显然，当时的金与南宋的态势，要想共存，只能双方妥协才能共存，才能保持对峙局面。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当时宋、金双方的政治态势决定了必须进行政治妥协，而政治妥协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和政治集团之间在利益冲突时，冲突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协商或默契，互相作出让步，以缓解矛盾的一种行为。一般是在双方力量悬殊或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避免直接冲突造成更大损失，或为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或为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的。它以不损害双方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在妥协中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采取隐蔽的形式，各方仍谋求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对方的力量。妥协一般是不稳定的，当国内外形势或双方力量对比变化时，协议可能被破坏，代之以公开的斗争。妥协分为以退为进的妥协和共退共进的妥协。《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当然，进行政治妥协还需一定的技巧，才能得到利益的最大化。当时赵鼎在和议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提出了不损害南宋利益而是尽量维护南宋利益的和议条件，尽量实现南宋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强调加强南宋军事防御，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积极的政治妥协。“政治上的妥协（积极的政治妥协）保证了政治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的平稳性，不致大起大落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因此，赵鼎提出的积极妥协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与积极意义，也是李纲、吕颐浩、赵鼎三人执政与金人达到均势的结果，与高宗、秦桧的屈己和议的消极妥协有着本质的不同。而随着“从李纲辅政失败到赵鼎罢相，南宋初年那些忠君爱国、主张抗金复土的主战朝臣，其势力越来越弱”张其凡：《宋代史》，第一章《宋朝的政治发展状况》。。绍兴十一（1141）年，在秦桧把持朝政下与金人的和议，虽然是绍兴八年（1138）和议的继续，但是与赵鼎提出的和议条件大不相同，已是消极和议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