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象棋就像爱情，就像音乐，具有让人幸福的力量。”
——20世纪初德国特级大师西格伯特·塔拉奇博士
“国际象棋让你聪明！”
——美国中学比赛时孩子们佩带的翻领扣上的文字
家人和朋友们都说，我的吃、喝、说和梦里面都是国际象棋。形容得很正确。
多年来，我捐出了300多万美元用于促进国际象棋运动，包括赞助世界国际象棋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重大国际比赛，以及20多年每年固定资助10万美元支持国际象棋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我拥有世界国际象棋网络（World Chess Network）（www。worldchessnetwork。com）的控股权。这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下国际象棋和讨论国际象棋提供相关设施，同时收集建议和最新世界国际象棋新闻。
有一次，一个采访者问我为什么把那么多的钱花在了国际象棋上。我回答说，“有些人生来愚蠢，想想看，我怎么能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呢？”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我致力于国际象棋，是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酷爱下国际象棋，因而非常清楚它对大脑和性格开发的价值。
在巴都路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玩西洋跳棋，并且蝉联了两年的学校冠军。后来在维多利亚学院，我继续跟朋友们玩西洋跳棋和中国象棋。绝非巧合的是，我在维多利亚学院最强的科目是几何，而国际象棋就是有关制订空间关系战略的一种游戏。
一种游戏？仅仅是一种游戏？
不错，国际象棋被称作“皇家游戏”。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的6个条目中，有一条将国际象棋定义为“一种以游戏为表现形式的艺术”，而美国特级大师拉里·埃文斯（Larry Evans）的类似定义为“在对手抢夺画笔的时候试图画出《蒙娜丽莎》（Mona Lisa）”。列宁称国际象棋为“智慧的体操”。
当然，国际象棋是我的智力健身房。我可以证明，每天一盘棋（通过跟强大对手博弈来锻炼大脑），早年老性痴呆病远离你。已故特级大师、朋友阿诺德·登克（Arnold Denker，1944—1946年的美国冠军）称国际象棋为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种终身游戏”，并且声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活跃的国际象棋棋手中有人得过老年性痴呆病。这是有道理的，而且符合科学研究的结果。研究发现，通过激烈的思维活动而进行脑力锻炼，能减缓或者杜绝这种疾病的发生。阿诺德的话略微夸张了一点，但是他在90岁去世前的几天里，思维仍然敏捷，国际象棋还下得很好。
1988年8月26日，我在首次北京国际象棋公开赛招待会上致词。
如果说国际象棋能够让我们这些已经年轻不再的人思维敏捷的话，它同样能教给年轻人纪律、耐心、系统分析能力以及智力的严重受挫中产生的谦逊。当年轻人在竞争性比赛氛围里思考国际象棋的一步步棋的时候，他们就延长了他们的专注时间，学会了将自己的决定与后果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匆忙中的决定会产生不良后果，而国际象棋比赛（就像人生这场竞赛一样）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步步棋，更有可能形成获胜的组合。
国际象棋教你永远不说：“我本该赢的。”体育运动也是类似道理，只是还常常有托词，把失败归咎于裁判和天气。在国际象棋领域，没有智力上的“本该”。如果你没有预测到对手的一步棋，你就是愚蠢；你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头脑失败了。
国际象棋超级大师朱迪思·波尔加在跟我下棋。照片里是她走完一步棋后按下时钟的情形。她在跟我下“盲棋”（扭过头去不看棋盘），却把我杀了个落花流水！从左到右分别是：无名氏、我、国际象棋组织者阿卜杜·拉蒂夫·穆罕默德（Abdul Latiff Mohamad）、波尔加的母亲克拉拉（Klara）和父亲拉斯路·波尔加（Laszlo Polgar）、特级大师波尔加。
在美国大型的学校国际象棋比赛中，数千名学生戴着大圆章，上面醒目地写着“国际象棋让你聪明！”这一说法得到了无数教育研究的支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斯图尔特·马古利斯（Stuart Margulies）博士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纽约市儿童的研究报告《国际象棋对阅读成绩的影响》（The Effect of Chess on Reading Scores），以及约翰·克里斯琴（Johan Christiaen）博士1975年的论文《国际象棋与认识能力的提高》（Chess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该论文导致美国棋联（U。S。Chess Federation）执行主任杰勒德·达利（Gerard Dullea）博士写道：“我们有科学根据支持我们一直心知肚明的事实——国际象棋让孩子们更加聪明！”这些研究确认了许多家长自己也能观察到的情形：他们的孩子们在学习国际象棋之后真的变得更加专注、更加好奇了，成绩也提高了。
也许有人还有疑虑。我把教育费用都花在了支持象棋上。我的3个儿子（已经过世的拿督阿瑟·陈文思，他翻建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科摩酒店，建造了吉隆坡附近的大型Sierramas住宅项目；怡保公司执委会主席陈文生；迈可赛国际酒店暨度假村首席执行官陈文利）都在澳大利亚最优秀的预科学校基隆文法学校的国际象棋队里下头盘。我还确保他们都上了国际象棋课，而我的许多孙子孙女也都下国际象棋、上国际象棋课。
我玩过西方主流棋类游戏——这种战争游戏最初源自大约1500年前的印度，产生过一些著名的王牌特级大师，比如博比·费希尔（Bobby Fischer）和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以及这种游戏的变形版本，比如象棋和涉及飞机、潜艇和战舰的中国棋类游戏。
事实是，从8岁到80岁，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下棋。我的座右铭是：先下棋，再说事。
大约1986年，60岁
我还曾经跟国际棋联（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Echecs，International Chess Federation，FIDE）前主席弗洛伦西奥·坎波马内斯（Florencio Campomanes）下过通宵的快棋。在这些对局中，每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下完整盘棋。我还跟世界各地棋类俱乐部里新结交的朋友们下过无数次棋。这些对手都是全球棋手秘密兄弟会（Secret Worldwide Fraternity of Woodpushers）的会员，可以在纽约市豪华的马歇尔国际象棋俱乐部（Marshall Chess Club）对弈，也可以在马来西亚尘土飞扬的路旁摊铺里酣战。你坐在乡下一张摇摇欲坠的凳子上，品着甜甜的拉茶（teh tarik），一边在热带的酷热中挥汗如雨，一边在一张自己做的棋盘上劈里啪啦地挪动棋子，人生之惬意莫过于此。
我也喜欢跟大师级人物斗智。前FIDE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Anatoly Karpov）让我一盘棋可以用10分钟，而他只用1分钟。他不是快速下棋，而是同步走棋，反应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记时表显示也没有消耗任何时间。我还跟一度挑战卡尔波夫冠军头衔的选手、德国特级大师杨·蒂曼（Jan Timman）下过不记时的社交型国际象棋——他的棋势强劲，轻松地赢了我。还有一个对手是美国特级大师亚瑟·塞拉万（Yasser Seirawan），他打败过卡斯帕罗夫、卡尔波夫等世界上许多领先选手。亚瑟以其平静的阵地战风格无情地将我击败。我还跟匈牙利波尔加三姐妹（Polgar Sisters）之一、世界顶级女子选手朱迪思·波尔加（Judith Polgar）下过棋；她已经证明，国际象棋前沿不再是男性的专有领地。她蒙眼下快棋（一个人告诉她我走了什么棋），让我输得一败涂地，叫人叹服。我虽然不是国际象棋大师，但我的确赢过世界级选手，用赛马的术语说，我算得上是体重换年龄的耐力型选手。然而，这个波尔加小马驹，就像是负重65公斤的“发来”，以几个马身长度的优势轻易取胜——用国际象棋的术语说，是几步棋的优势。
我在下棋方面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之多，令许多商业界同僚感到惊讶。他们能理解拼命挣钱的疯狂，但不理解把钱花在情人身上的激情。对我来说，这个情人就是名叫凯撒（Caissa）的木制仙女——棋之女神，第一次露面是在一首18世纪的诗里。关于我在这个“美若天仙的少女”身上花钱的故事，始于30多年前。
马来西亚社团法令（1966）（Societies Act）要求所有7人或7人以上的非法人社会团体必须向国内事务部的社团注册局（Registrar of Societies）提交注册申请表。虽然人权活动家们批评该法律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的规定，但是对于目前已经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的3万多个马来西亚俱乐部和学会、组织和协会来说，该法令严格地说百分之九十九是一种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注册是必须的。
1973年，因为没有提交经过审计的报表，马来亚棋协（Chess Association of Malaya，CAM）被注销。这里面并不存在某个官员贪了一把钱的问题，因为无论是黑手还是可贪的钱都不存在。志愿型官员们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只是忽略了一些书面手续，也就是要求的一些文字工作。两名马来西亚选手——后来成为全国冠军的托尼·郑忠泰（Tony Tay Chong Thai）和陈贵康（Chan Kwaikeong）来请我帮忙。在帮忙的过程中，我从马来西亚现代棋类运动的创始人付林春（Foo Lum Choon）博士的手中接过了缰绳。
1990年7月，我（右三）在吉隆坡举行的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区际赛上观看谢军与前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加布里达什维利的比赛。
我认定，既然注销之举只是技术之举，政府也没有任何恶意，或是暗中的阻挠，那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重新命名CAM。棋手、学校校长维克托·维加伦甘姆（Victor Vijiarungam）做了大量的跑腿工作，将该机构于1975年1月命名为“马来西亚国际象棋联合会”，以马来西亚棋联（Malaysian Chess Federation，MCF）的名字再次注册。我成了第一届主席，任职3届，直至1986年退休。不久以后，时任文化、艺术与旅游部长（Ministry of Culture，Arts and Tourism）的拿督斯里·萨巴鲁丁·纪（Sri Sabaruddin Chik）接任。
如果我接受了一项工作，无论是在新加坡建设香格里拉酒店，还是建设一个非赢利性社会团体，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正是这种不由自主的激情，解释了我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很犹豫是否要深深介入世界国际象棋的政治活动中去。我给MCF制订的计划不仅仅是要为组织当地棋赛提供一个机构设施，甚至进一步要为马来西亚加入FIDE提供赞助，以便有资格派队参加两年一次的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World Chess Olympiad），选手们就能获得国际棋联大师（FIDE Master，FM）、国际大师（International Master，IM）和特级大师（Grandmaster，GM）之类的头衔。我希望将国际象棋纳入马来西亚的主流运动，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提高竞技水平来吸引媒体的注意。而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要将马来西亚选手推上更大的亚洲国际象棋舞台。这个舞台需要一个发展计划，即所谓“大龙项目”（Big Dragon Project）。稍后再详细叙述这方面的故事。
如今，任何一个读《星报》（The Star）或《马来邮报》（The Malay Mail）的马来西亚人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国际象棋的文章。像柯生新（Quah Seng Sun）和埃迪·蔡（Eddie Chua）这样的作家，在这两家报纸中用很多版面报道了国际象棋的消息。早在1974年，却不是这种情形。我找到现已去世的诺丁·苏比（Noordin Sopiee）博士——他当时是《新海峡时报》（The New Straits Times）充满活力的编辑，后来成了丹·斯里·诺丁·苏比（Tan Sri Noordin Sopiee）博士，担任马来西亚著名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SIS）首席执行官，请他在他的报纸里刊登国际象棋消息。我的这位朋友笑了笑，完全以编辑的传统习惯说，我是在索要专栏版面，而每英寸版面就是……
诺丁解释说：“振南，如果我把1英寸专栏给了国际象棋，那么议会的所有成员（一共有168名议员）都会要求得到类似的版面。那么我的收入从哪儿来？事实上，国际象棋的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都很公平。为了让国际象棋进入马来西亚报纸，我需要组织国际象棋竞赛和比赛（我提供5万马来西亚元，奖励给任何一个赢得特级大师头衔的公民），从而引动公众的关注度，消除编辑方面对报道国际象棋的障碍。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我担任MCF主席的第一年，我们举办了5次国际象棋重大活动。其中包括第一届MCF全国锦标赛，派出一个队参加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同时在槟城主办第一届亚洲团体锦标赛（Asian Team Championship），纪念FIDE成立50周年的FIDE执委会会议，以及一次FIDE的国际象棋发展研讨会。
FIDE主席马克斯·尤伟（Max Euwe1901—1981年）博士（荷兰特级大师、著名的数学家、前世界冠军）参加了那次的执委会会议。见到这位6英尺4英寸高的荷兰人，就像是见到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因为在1935年，这位备受尊敬的人物在一次惊心动魄的30局世界冠军赛中险胜亚历山大·阿列亨（Alexander Alekhine）这个恐怕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型天才。1937年，尤伟在一次复赛中惨败，但他已经作为“打败过亚历山大·阿列亨的人”——那是阿诺德·登克（Arnola Denker）和拉里·帕尔（Larry Parr）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博比·费希尔逸事》（The Bobby Fischer I Knew and Other Stories）里一章的标题，奠定了自己在国际象棋领域的牢固地位。当尤伟走进一道门的时候，喧闹的房间安静了下来。你能听到年轻的选手们一边彼此提醒不要做声，一边惊愕地耳语：“那是尤伟。他打败过阿列亨！”
我也很想这么嘀咕一下。
尤伟在马来西亚期间，表演了一场1对25盘棋的国际象棋车轮赛。车轮赛就是若干选手各自坐在围成长方形的棋盘的后面，而进行表演的大师在长方形的里面转圈下棋，在每个棋盘上走棋，然后随着对手走棋后再回到相应棋盘。通常来说，大师都要同步走出相应的一着棋，然后接着走向另一个棋盘。
我在比赛之前，跟敦·阿不都·拉扎克总理说马来西亚在槟城将举办的亚洲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除了寻求一种政治上的支持，以便从当时严重分裂的亚洲各国邀请代表团参赛以外，我还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将公共资金投入到赛事，并列入MCF的赞助人名单。
敦·拉扎克突然问道：“为什么是我？”
虽然我和敦·拉扎克在他于1970年当上总理后曾经有过许多次谈话，但那天下午的谈话是最叫人满意的。“如果你支持国际象棋，”我对他说，“公务人员就会知道首相是支持国际象棋发展的一个赞助人，这样在媒体方面也有帮助。”
他接着问：“为什么是国际象棋？”
我回答说，一些苦恼的孩子们陷入了一个犯罪、毒品和bohsia世界（即女学生因为可怜、可悲的原因钻进男人车里），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通过国际象棋进入大脑的世界。我谈到国际象棋是睦邻（muhibah）河的一个支流，或者说是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社区之间彼此理解的一个渠道。“我坚定地认为，”我对敦·拉萨说，并且后来在写给阿马银行集团（Arab-Malaysian Bank）董事长、国际象棋的赞助人丹·斯里·阿兹曼·哈希姆（Tan Sri Azman Hashim）的一封信中重申：“最牢固的友谊是建立在健康竞赛的基础上的。除了智力型的大脑交锋以外，没有任何活动能够产生更加深厚的友情和伙伴般的感觉。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通过国际象棋而产生的卓越的毕生伙伴关系。那些原本可能永远不会超越他们最初环境的人们，已经走出自己的圈子，进入一个越来越宽阔的世界。”
敦·拉扎克问道：“马来西亚的表现会怎么样？”
“我们最后会输得一败涂地、一塌糊涂地，”我一口气说道。他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既温暖又意义重大，因为他极少表现出快乐的模样。他热衷于这次比赛，并跟他的前任东姑阿卜杜·拉曼一样成了MCF的名誉赞助人——后来的首相胡申翁和敦·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博士也同意成为名誉赞助人。
团体赛的预算达到了10万马来西亚元以上。我主动提出购买一个4000美元的竞赛奖杯，但是敦·拉扎克说：“不，振南。这个奖杯在我不在的时候会在整个亚洲地区传递。”他花了一万多美元，请了一个顶级工匠用吉兰丹银刻制了一个奖杯。结果，它成了一个艺术精品。直到今天，这个奖杯还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周游海外不同国家的国际奖杯。
正如我预测的那样，马来西亚得了最后一名，在8个国家参加的比赛中，只拿到了28分中的3分。获胜的菲律宾队得了22.5分。我和敦·拉扎克丝毫没有气馁，选手们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系统性工作的开始，目的是要提高马来西亚的竞赛水平。
1997年6月，我在北京与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冠军谢军小姐和葡萄牙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在一起。
1997年6月20日，我在第3届“陈振南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邀请赛闭幕颁奖仪式上为获胜棋手颁奖。
那次比赛，以及FIDE执委会会议和研讨会，同时也是组织角度的一个重要开端。MCF和槟城的国际象棋选手们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宏伟计划。特级大师尤伟当时说：“这3个活动的组织……是我见到过的组织得最好的活动。”另外，国际象棋还闯进了马来西亚的报纸，并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报道。有关国际象棋活动和尤伟“同步”表演的报道，刊登在了《新海峡时报》、《星报》和《海峡回声》（The Straits Echo）上。
敦·拉扎克坚持要从吉隆坡飞到槟城参加颁奖仪式，颁发那座银制奖杯，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阻。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他病得很重，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振南，”他在几个月后对我说，“我没有听医生的劝告去颁了奖。但是，我是想参加，成为一个开端的一部分。”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也参加了颁奖仪式。那是东姑离任后第一次跟敦·拉扎克在公开场合见面。敦·拉扎克说，他感到很激动，能够再次跟东姑一起公开露面。东姑只是笑了笑。他显然十分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