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玩世不恭者？知道一切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人。
——王尔德
什么是商人？知道一切事物的价格的人，始于在摇篮里了解一块干净尿布的成本。
归根结底，商业就是低买高卖。我的一个常年癖好就是对比价格，无论是重要物品，还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商业界的底线是，如果你不知道价格，你就不能进行有利可图的销售。如果你不喜欢研究销售产品目录、对比新旧价格，那么你就不适合经商，那就转向专业工作吧。
我一直试图弄懂（无论学得多么笨拙）爱情与幸福在我的生活中的价值。在这里，我要讲述这两方面的故事，包括悲伤和孤寂。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王尔德笔下的玩世不恭者，但是如果你问我一袋大米的“价值”是多少，我会给出准确到当时那一刻大米能够体现的价格。虽然商人并不能给感情贴上价格标签，但他知道感情的价值。然而，在说到商品的时候（硬件、软件、男服、女装）他所知道的唯一“价值”就是当时商品能够达到的价格，甚至是我在写这些文字时的价格。
马来西亚是仅仅五六个真正取得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工资和价格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在我们的城市里，光洁艳丽的玻璃和钢铁柱子耸入云天，取代了低矮的商店。借用莎士比亚的比喻——“这块吉祥的领地，这片翠绿的土地，这个和平的世界，这座温暖的马来亚半岛”，都发生了变化，彻底的变化，在我的一生中发生了难以辨认的变化。
许多人问我，马来亚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70多年前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昔日的工资和价格跟今天的对比结果，这不仅仅因为商人想到的是钱，以及钱能买到什么东西，而且还因为我对这些数字的意义感到骄傲。因为马来西亚在短短的一个人的成长季节（也就是我的一生）就已经取得了财富的大丰收。
我们这些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所有人，都明白价格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多么重要。设想一下，当小麦的价格从1929年每蒲式耳〔1蒲式耳（英）=35.369升〕6美元的高点，跌至1933年的6美分时，社会将如何运转。设想一下，在商品的价格仅仅是原价格的1%时，工作怎么找。读者已经知道大萧条对于我家意味着什么。我的父亲在1929年买了橡胶，当时的价格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达到了历史高点。用马来亚货币计算，当时纽约的价格大约每担（大约133磅）68元STSD。接着，价格令人毛骨悚然地下降，有时每星期跌幅达到15%，甚至更低。在当地，到了1932年中期，价格跌到了每担2元STSD，而这微不足道的价格还包含运输费、搬运费和送货费！我的朋友曾志丰（Chan Chee Hong）说，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候，橡胶园出售的价格为每英亩88元STSD。
我们的生活和梦想随着价格一起坍塌下来。
不要担心。本章并不是要叙述马来西亚的经济史，而是描写我对价格的痴迷。我的数字来自记忆和调研，而一部分调研数字源自马来西亚历史学家陈基安的著述《颠倒的马来西亚》。在计算货币转换时，我设定20世纪30年代2.25元STSD等于1美元。虽然兑换率不断变化，从1920年的2.47元变为1940年的2.12元，但我们的货币是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内与美元相对升值的4种货币之一（另外3种货币分别是瑞士法郎、荷兰盾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盾）。在将今日的马来西亚林吉特转换为STSD时，我采用的汇率是1.60令吉：1元STSD。
说到马来西亚货币，STSD作为货币一直沿用到1951年。那年，它被马来元（MYAD）取代，而马来元又于1967年被马来西亚元（M）替换，马来西亚元在1975年又被林吉特（RM）取而代之。为了避免在文中出现太多不同的货币缩写符号，我在提供价格的时候，采用林吉特折算来代表当初的马来元和马来西亚元，虽然我坚着STSD与林吉特之间的区别。
还有一件事。我的数字非常粗略地取了整数，因为当面条的价格提高数百倍、土地价格上涨百分之数十亿的时候，用整数表示无碍于大局。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鸟瞰的视野，而不是小数点里枯燥的角度。
价格只有在与工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马来亚农民每天挣30分STSD，即每月9元。请读者算算这些劳动人民每个月挣多少STSD：植物园工人每天大约25分；工资可观的仆人每天大约30分；装卸苦力每天80分；木匠，可能是包工，每天1.60元；教师每天80分（校长每天的工资是可观而又微不足道的1.50元）；警察大约每天1元。
我的朋友陈嘉文（Tan Kee Boon）1921年出生，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几天前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提到，1930年，一个装卸苦力每个月挣20元STSD，即每天挣60—80分，工作是从一大清早直到下午，用肩膀扛224磅重的大米袋。
听上去像是无稽之谈或者中国神话，是不是？可是嘉文的回忆让我想起了1952年我亲眼目睹的两个马六甲商人之间的一次疯狂之赌。我的一个已故朋友、当年55岁的陈诗阁向曾经跟我合伙做过生意的陈良友叫板，说他仍然能够在一天的时间里背1公吨，也就是10袋224磅重的口袋。结果他赌赢了！
1934年，我8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一块钱的价值。不，应该说是一分钱的价值。1元STSD（相当于45美分）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的母亲常常给我红铜色的一分钱STSD，然后我就从我们家的吉隆坡坎贝尔路跑到最近的商店（大约3/4英里外的巴都路），到那里买辣椒、洋葱、胡椒、大蒜。商店老板将这些东西用一张报纸大小的纸包成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袋。有位岁数比我大的朋友回忆说，半分STSD就足够买两三棵蔬菜，也要用一张报纸包起来。用线捆一下？没有几个商贩提供如此昂贵的奢侈品。
用3分STSD即1.3美分，就能买一盘炒棵条——一种油乎乎的炒面条，带一股烟熏的美味。而且这盘面的量并不是吃不饱。我记得大约70年前，有个沿街叫卖面条的华人，右肩上用一根扁担挑着沉重的食物和烹饪设备，常常停在我们家的前面。那位精练结实的商贩穿着满是汗渍和油渍的衬衫、裤衩和拖鞋，掏出几把宽米粉，放进盛满很值得怀疑的油的锅里。接着，放进一只鸭蛋，少许辣椒和大蒜，几小片辛辣味十足的红色洋葱（叫做青葱）。那盘炒面比如今在秋杰路（Chow Kit Road）叫卖的4令吉炒面的量大3倍。如果考虑到分量和相应货币价值的巨大差别，那么价格大概上涨了250倍。
一大份米粉（bee hoon）——一种像粉丝的米粉，加上酱油和一种绿色蔬菜，只卖1分STSD。如今一份类似的、量比较小的米粉可能卖3令吉。考虑到货币转换的因素和量的大小区别，合理的估计是，价格上涨了400倍。也就是40000%。
即便是考虑到如今工资上涨了100倍的因素，无论是炒棵条还是米粉，价格的上涨幅度都是惊人的。这种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有：人工成本高了许多；在大部分炒棵条和米粉里都有了鱼和肉；纯粹的米和面曾经是我们绝对的主食，虽然炒棵条是一种小小的奢侈（相当于到麦当劳吃一顿新鲜）。当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都依赖一两种食物的时候，当局最好确保这些食物能大量供应。除非遇到非常特殊的场合，否则我们几乎不吃别的东西。而对于很多劳工来说，早上的米粥、下午更多的米粥和晚上的米饭就是他们一天的饮食。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饮食构成是米饭或面条，少许蔬菜，一两样调味品，以及偶尔的一只蛋。
我在学校的生活费是每两天1分STSD。大多数孩子每天有2分钱；极少数有钱的孩子一天有5分钱。用那1分钱，我会到学校的糖果食品店，买一块蛋糕和一个巨大的冰球（ais kacang）——店主用手把冰做成型，浸泡在糖水里，然后才交给顾客。吃冰球的时候，双手会冻得发蓝。我当年买的这种冰球，很难对应比较现在的价格。不过，一种相应的现代甜点是冰宝（ais campur）。这是马来西亚人发明的一种独特的甜点，堆得高高的冰片、甜甜的炼乳（krimer manis）、跟马来西亚棕色蔗糖（gula melaka）混合在一起的糖蜜玫瑰果露，统统浇在玉米、红豆和一种叫做椰酱（cendol）的深棕色果子冻似的点心上面。当我手里拿着巨大的甜蜜冰球的时候，生活似乎没有因为贫困而绝望；相反，生活似乎很不错。如今一份相等量的类似甜点，加上蛋糕，要卖5—6令吉，也就是说，上涨了380倍。
对于许多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马来亚人来说，烟卷意味着“无名品牌”。带着纸箱的老太太从垃圾桶里、咖啡店的地面上以及潮湿阴森的小巷里（经常在那里云集、出没的是在荒芜发霉的橡胶园干活的衣衫褴褛的工人）收集烟头。从潮湿、揉烂的一张最没有希望的包装纸里（也许嵌在泥泞的街道砖头缝里）那些妇女也能找出几根烟丝。然后，她们把烟丝集中起来，坐在路旁，小心翼翼地用两块木头和烟纸卷香烟，看上去像是真烟卷。那些老太太卖一包10支烟的价格是2分STSD，相当于0.9美分。如今10支一包的烟卷（烟草新鲜，而不是肮脏的烟丝）价格虽然取决于品牌，但是平均每包的涨价幅度可能在125倍左右。
如果你要琢磨那些烟卷老太太的“生活方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从本质上说，她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家一样。1932年12月的《海峡时报》有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年迈的卷烟老太太，也许就是那些卖“无名品牌”烟的老太太之一，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的确描写得很到家——也即我在本书第二章中讲述的我的家。
“当我问她怎么能靠20分过一天时，”《海峡时报》的专栏作家写道，“她说她跟两个年幼的孙女和一个孙子住在一起。他们的父母因为犯了刑事罪被放逐到了外国，把自己的孩子们留给她照应。她跟另外4名相同处境的妇女一起住在居住区（新加坡的唐人街）旁边的一间肮脏的屋子里，而她的分工是提供粮食，其他人则负责‘家’里的蔬菜、油等等。”
当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一家八九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每天大约吃20分STSD的大米（或面条），而另外20分（那篇报道接着暗示说）用于其他食物。合下来，就是每人每月1.50元STSD。也就是说，全家每月12元STSD。
在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廉价旅店或寄宿房里的单身男子，除了支付房租外，另外每月交2元一日两餐的费用。质量好一些的旅店需要每月4元，每日两餐。
看医生（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用今天的商业用语说，并不是一件“行使期权”（英文option有两个意思：期权、选择。这里，作者用的是一语双关的手法。——译者注）的事。这种念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医生和医院是为白人主人、他的仆人和孩子们，也就是小主人、小公主们服务的。至于我们这些亚洲人的身体，无论年老年幼，都是紧紧裹在毯子里，发发汗就好了（有时也不奏效）。生活大课堂的一个现实是，一瓶100片阿司匹林的标价几乎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饭钱。在1941年的吉隆坡，一片阿司匹林卖2分STSD，几乎是一天饭费的一半——根据陈基安列出的一个表，而陈基安的信息来自……请读者们猜猜信息来源？
不错，看来你在学：来自当时对价格敏感的商人做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