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6日上午8：30之前，3个华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双溪锡普特以东20英里孤零零的橡胶园埃尔菲尔庄园（Elphil Estate）总部。橡胶园的经理是阿瑟·沃克（Arthur Walker），正准备携妻子一起乘船回英国探亲。其中一个华人欢快地说，“先生，早上好啊！”沃克也应声问候。不到几秒钟，他已经躺在地上殒命，子弹穿过了心脏和胸部。
不到半个小时，类似的情景出现在了10英里以外的另一个橡胶园里。罗伯特·汤姆逊（Robert Thompson）——后来的罗伯特爵士驱车前往埃尔菲尔庄园，注意到公司的保险箱完好无损，排除了抢劫的动机，便对他的翻译说：“这是个开始，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不幸言中。《海峡时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要么治理，要么滚蛋》（Govern or Get Out）。这篇文章或多或少地迫使不情愿的英国当局宣布了全国范围内一直延续到1960年的著名的紧急状态。主要城市的街道发生了变化。大楼前面拉起了铁丝网；交通值勤的警察佩带了左轮手枪；植物园主们走进吉隆坡的Coliseum（那是他们最喜爱的酒吧和牛排餐厅），先将步枪和左轮手枪放在架子上，然后才开始点stengah。在植物园里，园主们用铁丝网来给自己的排房构筑工事，在窗户周围堆起沙袋，并砍倒树木，以清理出一片开阔地。凡是能够弄到斯特恩式轻机枪的人，都备上了一挺。
1949年的某一天，我（右）和我的第二个堂弟、现已去世的Tan Siew Cheng到波德申游玩。我们可能是旷工去玩的。
在吉隆坡，我们收到了恐吓电话，也许是竞争对手打来的，也可能是某某派的特工，警告我们不要给陆军部队送货。然而，我们必须履行合约，否则就面临破产。有一天，我们需要从吉隆坡以南大约200英里处的镇子克卢昂发送一批货物。当时，我们已经是一个主要供应商，如果我们合同违约，就要蒙受巨大损失。
“我说，明天我不敢送货，”我的经理说。“某某已经警告过我们了。如果我去送货，就会挨枪子儿。”我在克卢昂的司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期望一个挣工资的人送那些货物。“你看看我，”他说，“我是你的对立面。我穿的是棕色外衣，棕色夹克，是MPAJA的颜色。你明天要是送货，就要付出代价。”
所谓MPAJA代表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当然，货是必须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破产。我记得广东人说过，富人不走夜路，但穷人是走的。我已经开始了我的生活，而且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需要考虑。实际上我并没有选择。我的生活一直是在走那些“夜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本能。而且我那一代的商人当中，有一半人都会跟我一样。同样，我估计对方不会盲目开枪，那不是他们在紧急状态期间的风格。最后一点，所谓“夜路”并非那么漆黑，因为每次送货，你都能看到卡车和汽车在燃烧，照亮了夜空。
我是勇敢吗？不完全是。任何一个劫匪的风险都永远超过我，而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人在更加危险的地区还是照样运送货物。
那天夜里，我开着我的轿车——一辆小莫里斯·迈纳（Morris Minor）前往克卢昂。路上用了大约5个半小时：半夜启程，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不用说，我很害怕，而且如果出现路障，我只能希望自己能够消失在林下灌木丛中。沿途到处都是烧毁、遭枪击的巴士和轿车，尤其是经过永平的时候。
祈祷？我从来没祈祷过。无论是那天夜里，还是后来的许许多多个夜晚。我甚至没有从命运的角度去思考。只要开得快、开得小心，我就能通过——也许不能。但是，如果根本不开车，我就会破产。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克卢昂，我的穿着像个普通的工人，并不刻意打扮。鞋子、短裤、衬衫——我经常干脆光着上身。在市场把货装上卡车后（那是一种老式的货车，木车厢，胶合板的门，廉价的金属合叶，侧面没有窗），我开车到几个陆军补给仓库亲自送货，通常每个星期都要花3天时间送货。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送了十几次货。有一天下午，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嘿！”我快活地朝我的经理叫道，“我还活着。”
不难肯定的是，眼下的这一代商人永远不会冒这种风险，但那是因为如今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里，形势大大不同于过去的黑暗时期。如果危险的日子再现，你会看到许多人会采取跟我一样的行动。因为在商业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你要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1952年2月，将军杰拉尔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爵士作为既负责军务、又负责民间事务的“最高长官”（Supremo）到达马来亚后，紧急状态期的形势不那么紧张了。他当政两年多一点时间。他对游击战争的著名描述（“人民的心灵和精神之战”），立刻为他赢得尊敬，是在一次令人尴尬而大量报道的事件发生之后：为白人开的湖滨俱乐部（Lake Club）拒绝让雪兰莪的首领入内。盛怒之下，他对俱乐部会员们说：“对于安全部队来说，不存在任何种族障碍。英国人、罗得西亚人、廓尔咯人、非洲人和斐济人正在冒着生命危险，跟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并肩作战。”整个会员理事会辞了职。
大约1950年，24岁
在那些日子里，著名的俱乐部有3家——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湖滨俱乐部和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Royal Selangor Golf Club，RSGC）。这3家俱乐部都只准许英国人进入。坦普勒的行动消除了种族障碍。1960年，我被邀请参加所有这3家俱乐部。我记得加入湖滨俱乐部花了200令吉（STSD之后的货币），加入RSGC花了150元，加入雪兰莪俱乐部花了50元。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华商机构继续发展壮大。这时发生了两件大事，涉及的不过是几张10分钱的邮票（这是20世纪50年代邮寄几页纸的信件的价格）以及用几个小时时间编写粮食代售的投标书。
在开始招标为哥打巴鲁的马来团第6营提供补给时，有人说：“别费心这件事，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不知道那里的价格。”
“我们有什么可损失的？1张10分钱邮票？”我回答说。
我们大幅度提高了我们的价格，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赔钱，然后把投标书投入信箱，心里肯定自己浪费了10分钱和少许时间。可是，别人谁都没有投标，华商实现了一个突破。
后来，华商瞄准了整个马来亚中部的粮食代理，而在此之前，这种代理合同从来都是与“老外”（mat salleh）公司签署，比如宝隆轮船公司（East Asiatic）、哈珀·吉尔菲兰（Harper Gilfillan）和哈里森-克罗斯菲尔德（Harrisons＆Crosfield）。所有人都说，我们最大的希望也就是回到分包的角色，好赚的钱会交给殖民公司，而我们要辛辛苦苦赚点小钱。华人商业界有几个人嘲笑不已。
“我们有什么可损失的？又是1张10分钱邮票？”我心里想。
商业界的一个经验是，当你注重细节的时候，你就在创造你自己的“运气”。我们用一张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当时备受尊敬的一家银行——开具的1万令吉现金支票提交了标书。事实上，在那家银行开户就表明了自己的高层身份。但是，我们是在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开的户。我后来得知，英国当局在一个企业名录里查到了华商，发现是一家在船运和交通运输方面有兴趣的大型公司，并且还控股许多其他公司。那家公司实际上是华商（Wah Siang），汉语的写法跟华商（Wah Seong）机构相同。
20世纪50年代在槟榔的一次宴会上，我哥哥陈锦耀（右二）非常开心。在他右边第二位的是他的太太丽贝卡。
我们拿到了合同！
我们的“总部”？仍然是个400平方英尺的小格子，照明只靠一只电灯泡。
华商机构的信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迅速上升。它成为从来没有被列入未履行合约黑名单中的非常少数的几家公司之一。我们的基本战略是不转向更加便宜的鱼、更加便宜的商品，同时严格履行我们的义务。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所提供的超出了要求。
财政部长敦陈修信（Tun Tan Siew Sin）通过一个公务员找到我，请华商投标马来西亚东部地区沙捞越的陆军补给。他相信，有一个组织在那个地区抬高价格，他希望我去打破它。
我们已经不再贫穷，我们已经不再被迫走那些“夜路”。对我们来说，冒险进入马来西亚东部地区，就等于招惹了我自己或锦耀遭遇“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挑战，虽然我们感到很骄傲，因为政府认可了我们的历史业绩，并根据这种业绩记录主动向我们提出了要约。
在20世纪50年代，我和锦耀创办了泰华粮食公司，拥有该公司90%的股份。我们的管理合伙人是陈良友（Tan Leong Yew），就是我在本书第六章中要提到的打赌输给陈诗阁（Tan See Kuah）的那个人。
在那个阶段，我和锦耀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佬中的典范：没有社交生活，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娱乐生活。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苦行者，可是良友却让我们感到汗颜。
早上7：30，我们的合伙人会出现在谐街（High Street）的商店里。那里只有一张桌子，两三张不舒服的椅子。从商店门口一直到商店的后墙，一袋袋面粉、大米和食糖几乎堆到了屋顶。午饭的时候，他跟任何一个好华人一样，用一个小时吃一顿米饭、鱼和茶组成的文明餐。接着返回商店。到下午6：30，他回到他附近的家里，冲个澡，吃饭。到了7：30，他再次回到办公室，跟其他工人一起，待到晚上10：30，或者更晚。这个过程每年重复365天——包括每一个节日。
春节，他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招待来访的客人，包括零售商、警察、海关人员等等。白兰地是大量的，而聚会是一种工作形式。有一天晚上，我和锦耀面面相觑，然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过不了这种日子。”
一个温暖的夜晚，在香港的一条舢板上，我和和莲（在我的左边）在一起。那是1954年，我们在蜜月期间与朋友们相聚。
昔日的我们：1954年9月18日结婚前不久，我和和莲的合影。
这并不是说辛苦、诚实的劳动有什么错。多亏了良友的职业道德（他一直保持这种美德，直至去世），我们最后成了马来西亚第四、第五大粮食进口商。我们把泰华粮食公司60%的股份卖给了这位出色的管理合伙人以及创办了八打灵花园和许多其他公司的罗伯特·郭（Robert Kuok）和洪敦树（Ang Toon Ch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