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东陵会所有一个入口站警卫的传统，令人嫉羡得很。
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气急败坏的门卫冲到自然是白人的秘书那里，报告有两个得胜的日本兵堵住了入口时，那个满脸狐疑的英国人据说问道：‘他们不是会员，对吗？’
——桑那达·K·达塔-雷（《国际先驱论坛报》）
“噢，我想你会把倭寇赶下海的！”
——在阿瑟·珀西瓦尔将军告诉他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在哥打巴鲁登陆的消息后，马来亚总督申顿·托马斯爵士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当中，许多美国人都能准确地回忆起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上日本攻击夏威夷珍珠港的时候，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他们不同的是，我不能确定在12月8日大约凌晨1时当日军士兵把日章旗插上哥打巴鲁附近的马来亚东海岸时，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历史学家们称，马来亚总督申顿·托马斯爵士（Sir Shenton Thomas）曾命令他的总司令阿瑟·珀西瓦尔（Arthur Percival）将军“把倭寇赶下海”。我在最初那些日子想着战争的事时，一定以为（永远不要随意假设）大英士兵一定会狠揍那些“倭寇”。“赶快给我滚蛋，小子，”我可能想象着英国兵这么说。
那么，我当时在哪儿？在干什么？
很可能，当日本人登陆的时候，我正和我的母亲和家里其他人，在我们黑尔路的小卧室里睡觉。很可能，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至少几天以后维多利亚学院关闭后我起得很早，跟我的同父异母哥哥陈修桐骑车出发，到杜顺大买鸡，然后骑车穿过村庄出售。我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我的星期一过的是维多利亚学院男生在圣诞假期期间正常的星期一——在马来亚的阳光下努力工作。我的星期二也是如此。
接着是星期三，12月10日。英国海军舰队的“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战列舰在关丹附近被击沉。消息传来，我们震惊了。
12天以后传来的消息让我们崩溃，因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12月19日，槟榔屿沦陷，但大家到了大约3天以后才知道。有传言说，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夜里逃离了殖民地主要城镇乔治敦，尽管政府曾承诺公平对待所有种族。在日本的遇难者名单上的许多华人，被留下来抵抗疯狂的日本人，以及他们那又长又锋利、带有流血槽的丑陋的刺刀。温斯顿·丘吉尔派来协调英国在亚洲驻军的达夫·库珀（Duff Cooper）发表了一个灾难性的电台讲话。“当时有必要，”他说，“撤出大量平民。我们只能感谢上帝，有那么多的人被安全地撤离了。”每个听了广播的人都清楚，那些“人”只是欧洲白人。
随着噩耗频传，我们开始第一次怀疑，英国人是否当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借用李光耀的话。我们谁也没有想像到，马来亚会没有有效的防空，因为丘吉尔从计划调给我们国家的582架飞机中，抽出400架派到了俄国和其他重要战区。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为英国比弗布鲁克出版社（Beaverbrook）撰文的半官方新闻记者罗勃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竟然在他的《重返马来亚》里撒谎说英国种植园主们开车包围坦克车，以反对提高防务开支。我们谁也不明白，对于丘吉尔来说，“与我们的其他需求相比，所有的日本威胁仅仅是朦朦胧胧的凶兆”。我们谁也没有梦想到（借用远东最高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的话），“英国的战争方式……始于完全没有准备”，且马来亚（关于那场灾难的英国官方历史的结语这么描述）“在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注定要毁灭”。总而言之，我们谁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失误的暗示。
可是我们不得不去品尝恶果。
我的人生故事，并不是解释英国在一场短短70天的战斗中（从12月8日到1942年2月15日著名的“新加坡沦陷”）战败的历史；也不是分析为什么只有3.5万人的日军能够击溃英国领导的将近14万军队的历史，而是一部记载战败给我、给那些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的其他人带来的恶果的回忆录。
尽管如此，有3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综合起来解释了为什么战败是全面彻底的，导致我们在后来的3年半时间里受够了惊人的赤贫。
第一件事，也是有关整个马来亚战役的唯一最重要的事实：新加坡的海岸大炮朝南对着大海，而不是对着马来亚，与丘吉尔的想像相差180度。“我这么写绝不是为我自己找什么借口，”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第三卷中写道，“我本该知道，我的参谋们本该知道，我本该被告知，我本该问上一问。我之所以没有询问这件事……是因为在我脑子里，新加坡没有内陆防卫的可能性，就像一艘战船没有船底就起航一样”。
永远不要用假设来糊弄自己！在商业界，假设只能是糊弄彼此。在“高政治”领域，你会把灾难带给数百万友人。
第二件事非常滑稽，而且是多层意思的滑稽。在一个诡异的时刻，当装备简陋的日本进攻部队还剩下最后100发弹药时，英国大兵们正在忙着撤退前将自己的富裕弹药掩埋起来。还有第三件事：在政府印刷的一版《海峡时报》的刊名下面，登着申顿·托马斯洋洋得意的宣言：“新加坡必须站起来；它一定会站起来。”当时一位重要的新加坡商人注意到了报纸上的日期，读到这一声明时，产生了——用历史学家诺埃尔·巴伯（Noel Barber）的话，一股“不祥的寒气”。那是13号星期五，无条件投降前两天。
英国人放弃了槟榔屿后（那里遭到的轰炸比半岛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严重），日本兵拥进了乔治市，破门抢劫，奸淫妇女。他们抢过自行车后骑上四处游荡，强抢路人的项链、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那些试图护住自己的财产的人们，如果幸运的话仅仅被柔道把式抛到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在坚硬的水泥地面。没有遭强奸的妇女被抓进日本人的“慰安所”提供性服务。理发师们拼命地在自己的店里、在室外的理发椅上为侵略者刮脸、理发——当然是免费的。疲惫不堪的英国士兵，一身褴褛的军装，一脸污垢，双眼深陷，穿过吉隆坡，开始向南逃窜。
我们对北方的轰炸深感不安，但有关强奸和后来我们叫做“东京酒疗”的消息，却让我们感到惊恐。
在《颠倒的马来亚》（Malaya Upside Down）中，马来亚历史学家陈基安（Chin Kee Onn）的描写与我们当年听说的情形一模一样：“歇斯底里之中，女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嘶叫着，尖声吼叫着，痛哭着。‘求求啦！求求啦！’没过多久，所有人都跪了下来，朝着士兵们又是鞠躬，又是叩拜。‘求求啦！求求啦！’士兵们不允许这种徒然的浪费时间。他们将女人们分开，年老的和长得丑陋的被扔到一边。很显然，他们要的是姑娘。他们清点女孩的人数，每3个士兵1个姑娘（有时情况会惨到5比1），在这种时候，命运是非常残酷的。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开始轮流奸污姑娘们。他们毫无顾忌地当着所有人的面，包括那些被抛在一旁双手捂着脸的妇女。尖叫的姑娘被掐住脖子，直到她们不再叫唤；踢打挣扎的女孩被残暴地按在地上制服。最后，在满足了兽性后，他们走了，留下筋疲力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受害人。有些还活着，但已被糟蹋得奄奄一息。地上到处都是血。”
所谓“东京酒疗”，就是用管子把水灌进嘴巴或者肛门，直到受害人肚子膨胀起来。然后，一名日本士兵在那人身上蹦跳，导致水从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里涌出来。
伴随战争消息的，是战争的景象和味道。在吉隆坡，还没有（后来也未出现）典型的战争情景——死尸遍地，楼毁房塌，汽车残骸和空旷的街道，相反，是瓦砾、恶臭和肮脏。垃圾越堆越高，然后自然地向外蔓延。到处弥漫着腐烂和发霉的味道。在英国的焦土政策下，空气中充满了数千万加仑航空燃料、润滑油和汽油造成的浓浓黑烟。倾倒的油料浸泡了街道、路旁和堆积如山的垃圾。房主和店主们点燃了数千个院子，烧毁了几乎所有用英文印刷的东西。我的朋友、在新加坡的国际象棋大师杨克俊（Yeoh Bok Choon）博士点燃了自己的几十本棋谱，因为他很有理由害怕日本人会错把无辜但晦涩难懂的国际象棋棋谱符号当作是军用密码。燃烧一级图书馆和成千上万吨各类图书、杂志和报纸而产生的烟尘，与黑烟汇合在了一起。在这场全国性的漫天大火中，我们还扔进了家庭照片（担心日本人会问起照片里的人）、德国的马克和私人信函。我们在黑尔路的花园里埋藏了一些金银珠宝和硬币——后来被人偷了。
大火，小火，到处都在燃烧。
“这就是为什么士兵的脸上似乎总是有一道道机油的原因，”我当时心想。因为吉隆坡已经开始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没有刮过脸的士兵模样。这张脸还没有痛苦得扭曲，没有显出临死前的龇牙咧嘴相。同样，这张脸上还没有布满日本飞机投掷的微型25磅炸弹而产生的一个个小坑。它只是极其凌乱，满是污垢。
英国人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撤出了城市，从而避免首都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头一批五六个日本士兵肩上背着枪、车把上绑着工兵铲，骑车进了市区。他们杀死了几个人，6颗人头挂在富都（Jalan Pudu）和武吉免登路（Jalan Bukit Bintang）交界处大剧院前面的栏杆上。当时，附近有一个橡胶园，好奇的工人们穿着破烂的白色T恤、短裤和拖鞋，默默地站在那里凝望着这一幕。
有很多英国人被困在了吉隆坡。有些人待在大华酒店，有些人则待在火车站的街对面，那里的精巧的清真寺小光塔和尖顶一直十分著名。日本人押着他们的欧洲俘虏在市里到处游街，强迫他们干苦力，比如扫地、清理垃圾，而这种情景在一个月后又在新加坡重现。他们以为，我们马来亚人看到我们的白皮肤殖民地主人卑微的样子会欢欣雀跃。我们很多人的感情更具人性。
可怜。
英国战俘不久就变得一身褴褛，饿得发慌、渴得发疯。事实上，到了1943年，当一队战俘步履蹒跚地经过时，我们已经预料到会发生什么。许多浑身溃疡的战俘瘦骨伶仃，全身上下只有一条腰布遮体。有一天，我做了一件蠢事——从可能的后果角度看，以及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的赔本生意的角度说，当时我正在吉隆坡附近的路旁卖水果，趁日本卫兵不注意，我把一些红毛丹（果子）扔给了那些渴得要命的战俘。
我并没有对自己短暂的、相对安全的慷慨之举感到光荣。至于我给正坐在卡车后面的澳大利亚和英国士兵指路的行为，还是在战斗还在进行中为已经完蛋的徒步往南前往新加坡的掉队鬼子指路，我都没有感到丝毫危险。别人的表现比我勇敢一千倍。国际象棋选手杨博士偷偷将固体牛奶送给樟宜（Changi）集中营里的一个战俘朋友，对他的惩罚是在一个肉钩上吊死。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MPAJA）成员共同生活的斯潘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上校在他的《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中说，他为马来亚各地华人帮助游击队的意愿感到“震惊”，虽然他后来发现这种勇敢之举“太普遍了，以至于我不再为此感到诧异”。
回归乡下（Balek kampong！）
12月底或1942年1月初，我母亲召开了一次家庭“战争委员会”——这个英文名称指的是监督政府努力的官方机构。但是，跟那个英国组织不同的是，我们的委员会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分裂，因为它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跟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的唯一赞成票被7票反对否决后，他说，“大多数通过”）我的母亲是决策人。她是我们家战时的总统。首先，她决定女孩们剪短头发，穿上男孩衣服，以防遭到奸污。接着，她宣布除了我父亲和照料他的两个姐姐外，我们大家都要在日本人抵达之前离开吉隆坡。结果，日本人是在1月10日抵达吉隆坡的。父亲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发生了战争，因为他已经坠入了鸦片的万丈深渊。战争期间，他一直住在我们在黑尔路的家里。
像是被一队日本兵追赶似的，我们全家分散开来。我哥哥陈锦耀溜到了柔佛，我那几个结了婚的姐姐跟着各自的丈夫四处流窜。我先是去了森美兰邦的晏斗，然后又到了雪兰莪邦的沙白安南。与此同时，我母亲从亲戚那里听说一个叫做belukar的次生丛林地区，位于距离公路1英里的灌木丛深处。那里似乎没有游击队活动，是日本人没有理由去的地方。总之，那是个躲避战火的避难所。
战争对每人的心态的影响很复杂。我们相信英国人最终会回来，而且我们能看透日本人关于在战场上重大胜利的宣传。然而，我们从来都没有绝对把握。这就意味着，一种没有未来的感觉让我们数百万人意志消沉，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待在自己狭小的船上，在雾气茫茫的浩瀚大海上漂流），如今经常被归咎于日本占领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赤贫和日本人惊人的残暴。但这种解释并不恰当。
当然，残暴是真实的。不仅有激烈战斗期间日本人的掠夺，还有后来残暴的“肃清”（Sook Ching）大屠杀——维克多·珀塞尔（Victor Purcell）在他的《马来亚华侨史》（Chinese in Malaya）中定义为“通过灭绝实现净化”。其想法是对外来者既要斩草，还要除根。这就意味着屠杀经过挑选的群体中大量的年轻男子。
在新加坡，1942年2月21日，英国人投降后仅仅6天，所有18—50岁的华人男子就被集中在5个地方。7万多人被告密者戴上三K党风格的头巾，后来分别被刺杀、砍头、勒死、枪杀、折磨或用驳船拖到海里淹死。在马来亚半岛，“肃清”大屠杀在2月和3月间造成了大约4万人遇难。有些华侨村庄被毁，而马来人第一次感觉到了日本钢铁的滋味。
但是，在日本占领期间，贫困和残暴只是加重了我们没有未来的感觉。这些并不是起因。因为首先，降临马来亚的战争就是一场经济灾难，无论日本人采取的是什么政策。跟今天的马来西亚一样，旧马来亚是一个贸易国度，2/3的粮食和所有布匹、服装、药品、肥皂、钢铁和机械都必须进口。不可避免的是，很多家庭只剩下一条纱笼裤（到了1945年，一条纱笼裤的价格是1000美元）。人们试图用木棉、树皮、香蕉皮甚至蓖麻树叶子做衣服。历史学家保罗·克拉托斯卡（Paul Kratoska）在《星报》（The Star）上撰文描写了一个家庭几乎赤身裸体的困境：“如果丈夫出门，妻子就不得不待在屋里，而如果妻子出去了，丈夫就留在家中。”
这种残暴也是因为日本人无法征服中国的气恼。到了1937年年底，也就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日本人每天在中国大陆的开销是500万美元；到了1938年，日本开始实施定量制，以便为在中国的部队提供粮食和军装；到了1938年年底，在中国的日本部队不得不搜寻粮食和装备。从皇宫里的天皇，到在马来半岛上骑着自行车南下的普通士兵，所有日本人都充满了一种非理性的愤懑。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蒋介石拒绝达成一项政治交易；事实上，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之后，这种交易已经不可能了。
抛开政治不说，我们陈家——母亲、我、姐姐陈月华（Tan Guat Hua）和弟弟陈振清（Tan Chin Cheng）以及另外一些家庭开始前往吉隆坡的西南地区。我们创建的“新村庄”位于距离巴生14英里的最近的村庄加埔（Kapar）还有4英里的地方。我们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地。
1942年，丛林覆盖着马来亚80%的面积。这是一种主宰着这个半岛上几乎每一个人生活和思维的巨大的原始力量。我不是个想像力十分丰富的文学家，但是那个时期的故事总是首先勾画茂密而骇人的绿色这种事实上的主调——深沉得如同画家调色板上的任何一种颜料。就连我们这些住在吉隆坡、怡保或乔治墩市区的人，距离丛林的车程也不远，我们只要走一小段路。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似乎是100—200英尺高的绿荫大树下的影子世界。海拔高度的丛林绵延数英里，直到最终退化成深深的红树林沼泽地，可以在一两分钟内就把人吞没。大象、野猪、狗熊、鹿以及尚存的少量老虎在林下灌木丛中游荡，偶尔能听见它们折断树枝的声音。在丛林的边缘是800种蝴蝶中的大部分。猴子的嘶叫声传到我们当年的小城市里；大约有130多种蛇频繁出现，穿梭在潮湿地面上的落叶中。
对于我们这些寻找食物的人来说，马来亚丛林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不是兰花的迷人色彩和树林的耀眼光泽，也不是热带植物典型的腐烂气味，而是似乎一夜之间就长起来的所有东西——从蘑菇到果树。战争无法摧毁椰子树，而椰子又是烹饪油的关键来源。面包果、木波罗和杨桃遍地都是。芒果、番木瓜和釉子树争夺着路旁的光线。伞状的树顶下面是我们国家的标志性水果——非常难闻、非常好吃的榴莲果。如果你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的话，你会发现到处都有野姜、肉桂和无花果。
我们的定居点原来是一个破败橡胶园的一部分。那个橡胶园是个棕色和绿色相间的浓密的灌木丛，到处都是枯木死树，正被新一代植物所取代。蛇通常都藏在石头下面，百脚也藏在那里，也在我们住处附近的蔬菜地和潮湿地带爬行。被它们咬上一口（这是如今非常叫人恐惧的事）当时是家常便饭，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
第一个任务是要建造一个临时的共用棚子，供几个家庭使用。然后，我们迅速动手，砍倒橡胶和椰子树，清理出场地来建造我们各自的小屋。
对我的商业成功故事的各种总结，都把1975年的甘榜共管公寓（Kampung Kongo）（位于吉隆坡一个郊区的政府拥有的项目）算成是我的第一个低成本住宅开发项目。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我的真正开端绝对是一个在野外建造亚答叶屋的“低级经理”。跟我后来的项目、全世界最大的五六个商厦之一吉隆坡的谷中城（Mid Valley City）相比，它要简单得多，但干起来却艰苦得多。我们这些定居者进行了工作分工，知道怎么盖房子的，负责盖房子。我们其他人（我们的双手在劈砍顽固的亚答叶树干过程中起满了疱）把树木劈成板子，然后在大中午的烈日下将木板从大约2英里之外的地方运回来，还得从大约1英里外的商店把一袋袋沉重的钉子背回来。
我们的房屋的框架是一些大约直径4英寸的绿树干，然后用背回来的钉子把木板钉在树干上。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藤（能像绳子一样盘卷起来）代替钉子。这些藤必须用锋利的刀子劈成绳子状——这活很难做，因为藤没有纹理。劈的时候必须绝对精确，否则刀子就会偏向一边，这样藤就毁了。
在我们立起屋子的骨架的同时，女人们用钩子把20—30英尺长的椰子树叶钩下来，然后切开，编成屋顶。除非遇上大风暴，否则这种屋顶相当防水。我们的屋子达到了将近1000平方英尺。里面没有单独的房间，我们都睡在距离地面2英尺的木板上的薄薄衬垫上。
这些体力劳动令我惭愧。作为一名将近16岁的学生，我一直认为自己既强壮又敏捷。我母亲曾经精打细算地确保日常饮食中含有一些蛋白质。我已经长到5英尺10英寸，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个子了。在维多利亚学院的运动场上，在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校园日子里，我总是跑步让自己筋疲力尽。
筋疲力尽？哈，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筋疲力尽。
我只是一个孱弱的学生，一个黄皮肤的苍白娇气孩子，一个城里人。农村人一身棕色，皮肤粗糙，肌肉尤其发达。他们没有什么精力说话，但有精力饭后抽烟。对于我来说，话语淹没在一天劳动带来的令身体松弛的疲倦之中——起先是建设村庄，后来是用锄头和铁铲修整地面、筑成阶梯。每天刚吃完饭、用木炭或盐刷完牙，我倒头便睡，且一夜无梦，直到日出才醒——肌肉酸痛，浑身几十个蚊子咬的包。但是，大约3个月以后，蚊子不再叮我，肌肉开始变硬，而不是疼痛。我后颈和肩膀处的肌肉发育得十分明显。我至今看起来有点驼背的样子——那是让我至今感到骄傲的显著标记，因为在两年以后，农村人把我当作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与起先逃到乡下、后来又回到城市的98%的城里人不同的是，我们在定居点躲避着战争，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在劳动中躲避战乱，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永久性地返回了吉隆坡。
在日本占领期间，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武士刀会落下来，砍掉你的脑袋。唯一确信无疑的就是不确定。在任何时刻，因为任何一个想像不到的缘故，灾难都可能会像马来亚晴朗的蓝天意料不到的雷电一样突然降临。
即使是受到优待的马来皇室王子，也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日本军方的惩处。我的朋友东姑阿卜杜·拉曼（后来的马来西亚总理、吉打皇室的王子）在英国人投降后，曾经前往新加坡，徒然地寻找他的妹夫。东姑或王子当时被日本人允许持有枪支，但是在他回家的路上，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之间的考斯韦北端，他的车被拦了下来。
“一个低级日本军官立刻上车，”东姑后来写道，“把手伸进仪表板里面，掏出我的手枪……他根本没有问任何问题，就举起手枪，退后两步，把枪对准了我的脑袋。他的目的很明显，我命休矣。”跟东姑同行的人挡在了两人中间，从而我的朋友有机会拿出自己的证件和枪支许可证。“我把文件递给日本人。他接过去，放下了枪。致命的瞬间结束了。”
如果地位显赫、坐着轿车旅行的马来人都遭此待遇，读者可以想像其他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有人采访我时曾经要我把紧急状态（Emergency）实行期（1948—1960年期间在马来亚爆发的战争）与日本占领期作个对比。我的回答并不高雅，但切中要害：“日本统治令你恐惧。做生意的人在鸡和蛋没法运送的时候，只能找借口。人们惊恐万分。你经常看到有人被打耳光，或者被用柔道手法抛在空中。有些人被刺刀刺中，有些人肚子里被灌满水、然后被人跳到身上踩踏。”
那个采访者接着问我：“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你的未来显然丧失、你的教育被中断的时候，你有没有过绝望的感觉？”我回答说：“唯一目标就是躲开日本人。除了生存以外，你无法想任何其他事情。你一天的固定目标就是不要被打耳光，不要被逮捕，不要被刺刀刺中。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过好了一天。在为了生存而付出所有这些努力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感到沮丧。”
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的确存在我先前提到的没有未来的感觉。我的学校教育绝对结束了。我内心感到疼痛（不，应该说巨痛），因为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强烈。在“日本统治”期间（我那一代的许多马来西亚人至今仍这么称呼），我能找到的任何印刷的东西，我都去读一读。后来，我阅读了丘吉尔的历史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6卷里中的5卷。
估计是1944年的一个夜晚，我和妹妹、弟弟和母亲躺在我们小屋木板地上薄薄的编织衬垫上。在那个黑暗的荒野平房里，一盏煤油灯是唯一的光亮。我们的影子越来越长，然后消失在光秃秃的墙壁上。母亲告诉我们：“这些年很可怕。在今后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会更加艰难。你们的父亲被灾难打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场灾难变成我们的优势。”事后证明她说得太对了！我后来对知识的渴求，对印刷书报的巨大胃口，以及数不胜数的关键性商业决策，都源自那些年的忧闷和恐惧。
老话几乎总是对的：凡是不能毁灭你的，一定能让你强大。我敢肯定，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勇气，一定是幸存于日本占领期的毅力磨练出来的。因为时常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是吉凶莫测和永无天日的乌云。
在日本占领期间，在永无天日中，我遇到过三次凶险。头两次仿佛是晴天霹雳，我仅仅通过保持冷静而得以幸免。还有一次凶险，则是年轻人的愚蠢所致。
首先，是我的愚蠢。
我们急切希望获得战争的消息。日本人控制了当地报纸，那是人人皆知的，拥有收音机的任何人，都把频道限制到只能收听新加坡的日本电台广播。拥有短波收音机在当时是一条政治大罪，更不用说收听短波、传播消息了。至于对物品短缺和地方领导人的偶尔抱怨，则常常导致被带到只进不出的日本盖世太保——日本宪兵（kempetei）总部。
1942年5月7—8日，美国与日本海军打响了珊瑚海战役（Battle of the Coral Sea）。当时，我在晏斗，还没有到乡下定居务农。我们一些年轻人冒着愚鲁、莽撞的风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并不那么在乎哪些船只被击沉了，而是关心我们的未来还可能停滞多少月或多少年。我们用一个自行车发电机给收音机上的电池充电，听到了“我们”这边取胜的消息，虽然事实上是日本人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战术胜利。我记得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希望感觉，因为那场战斗象征着自12月以来日本人的进攻第一次受阻。
我很幸运没有经历另一种感觉——竹竿刺破耳鼓的感觉。因为我离开晏斗不久，日本人就逮捕了收听收音机的其中几个人。我通过森林电报听说，他们受到了折磨，耳鼓被刺破。我的名字很可能差点被受到折磨的受害人之一供了出来，但幸运的是，最后又被咽了下去，多亏我在半隐蔽的农业定居点里默默无闻。有几个可能是共产党，或者至少绝对是领导日本占领期间抗日斗争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他们似乎都是些理想主义青年，既抗日，又反英。
我母亲经历了非人的磨难。秘密警察那些暴徒拧着她的胳膊直到几乎折断，猛击她的腹部，还不停地抽打耳光。所有这一切暴行，都当着我和家里其他人的面。
我站在那里，一个在农村的劳动过程中已经长得健壮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殴打得鲜血从嘴里、鼻子里往外涌。我不得不做出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我冲动地想扑上前去。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那样我就完了，而我母亲的遭遇将更加悲惨。家里大部分其他人也不得不强忍着。不幸的人们最后被送进唐人区茨厂行附近李氏橡胶大楼（Lee Rubber Building）里的秘密警察总部。来自那栋楼里的惨叫声彻夜不停，明智的人总是快步经过。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骑自行车前往吉隆坡的时候。也许是为了见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同时也是为了看看1942年9月1日在黑风洞被抓住的5名共产党人被砍下的头颅。出卖他们的是越南人吕迪（Loi Tek）——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时还是日本人的间谍，以及战后期间英国人的间谍！那些人头一直挂在五枝灯路（Foch Avenue）旁的电线杆上。那是现在的敦陈祯禄路（Jalan Tun Tan Cheng Lock），是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的市中心，盖满了普普通通的二、三层商铺。
我走近一个路障，把守那里的是几个身穿灰绿色军装、头戴软顶帽的日本卫兵。我停下车，下了自行车，鞠了个躬。
但是，腰弯得不够低，而且绝对不够谦卑。
我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在安静而尘土飞扬的路面上一面骑车，一面想着买卖，看着血淋淋的镜头。接着，一个卫兵就朝我扑来，抽着耳光给我一顿毒打。我不记得接着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只是呆站在那里，也许我趴在了地上，眼盯着路面。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华人，穿着破烂不堪的汗衫、蓝色旧裤衩，脚上是一双编织的拖鞋。我一定想到了日本人那总是油光铮亮一副狰狞相的刺刀。卫兵的脸上挂着根本算不上微笑的笑意，只是他的嘴唇往后使劲一咧，露出贪婪的、长长的犬牙。
的确，人在死之前都会在眼前闪过一生的景象，然而，人还能看到面对一个武装敌人时的尴尬。你会看到一个失去说英语的人家庭未来希望的家庭景象。你在采取行动之前踟躇了。接着，你深深鞠上一躬，希望那个卫兵会简单地喊一声“嗨！”——就是说，“行了”！
“人生当中，没有任何事比大难不死更加激动人心，”丘吉尔曾经写道。但我不是个武士。我跟那个日本卫兵的冲突和我在五枝灯路看到的那5颗人头让我泄了气。笼罩在我心头的正是那种掺杂着愤慨的恐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