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产生于中国封建制度行将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建立的时期。票号发展初期受封建主义“重本抑末”政策的压制，中后期又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其脆弱的身躯过早地衰败了下去。
帝国主义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一方面掠夺和破坏了包括票号在内的资本家企业，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战争赔款又转变为清政府向包括票号资本家在内的绅商的捐输勒派。在此双重压迫和剥削之下，致使晋商企业大批破产，商业资本损失惨重。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期间，晋商企业损失达白银五百多万两。19世纪90年代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又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企业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作为票号资本之基础的晋商实力丧失殆尽，也就预示了票号的衰亡已为时不远了。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壬子年）“北京兵变”期间，风云变幻，许多城市经济遭到破坏，工商业破产，银钱行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票号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大批银钱财务被散兵游勇洗劫一空。在战乱中，票号除被抢劫现银130万两外，最大的损失在于因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千万两贷款收回困难，在贷款大于存款几百万两的情况下，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资金周转不灵，大多数票号惨遭倒闭。辛亥革命虽酝酿已久，但武装起义却非常短暂，对于这一突发事件，大多数票号事前没有察觉，毫无警惕，更谈不上应变之策，面对混乱局面，只有坐以待毙。
19世纪末，随着世界列强在华政治、军事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渗透，外国银行业随之涌进我国，国内也相继发展起了很多的官办和商办银行。与传统的票号业相比，新行的银行业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业务范围等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优势。而这时的日升昌票号，却失去了一贯的求新、进取精神，没有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也没有对票号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业的改组。不同的经济技术实力，在同一业务领域竞争，其优劣之势不较自分。因而，日升昌票号不但没能乘势发展，反而最终退守到钱庄有限的业务范围。中国票号从此一步步退出金融、历史舞台。
